二 日本侵略军对天津抗日民众的报复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侵略范围逐步扩大，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天津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爱国学生始终站在救亡图存的最前沿，1936年5月，日本胁迫冀察政务委员会脱离国民政府，实行“华北自治”，并大举增兵华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津爱国学生于1936年5月28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万余名天津学生、工人、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在游行过程中，学生们鲜明地喊出“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激发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的抗日爱国情怀与斗志。5月30日，宋哲元就日军增兵华北发表谈话，指出：“华北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我国主权问题，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去做。”他表示：“若日本仍增兵华北，余将与二十九军将士实行抗日。”

七七事变后，天津《益世报》在7月9日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天津市民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纷纷提出：坚决抗击日寇，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7月11日，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召开全体执委会，决定发起募捐运动，并派代表携带慰问品，赴二十九军驻地慰问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将士。同日，南开大学学生会致电宋哲元将军，赞“我二十九军英勇抗战，为国牺牲，实堪钦佩”，并希望宋哲元“命驾回平，指挥抗战”，同时向社会各界发出《为卢沟桥事变告各界民众书》，提出“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军民联合起来，保卫冀察”的倡议。7月13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8所院校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卢沟桥抗战后援会”，动员全市学生全力声援“二十九军在卢沟桥的英勇抗战”。7月15日，“天津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并于次日发表通电，号召天津人民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迅速行动起来，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敦促国民党政府当局支持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日壮举。天津工人救国十人团发出《告工人书》，揭露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中国，在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的又一罪恶侵略行动，号召工人弟兄们要毫不迟疑地团结、行动起来，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用沸腾的热血，大无畏的精神，前进！前进！击退敌人！”天津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进步文化团体“海风社”发表了抗日宣言，大声疾呼“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在时代前头，肩负起民族兴亡的责任”。

天津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计划。日军对于高举抗日爱国旗帜的团体和单位，始终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在攻占天津的过程中，日军对天津市内的抗日目标进行疯狂的报复，共出动六十余架次飞机，先是对市内进行不分目标的狂轰滥炸，后又将轰炸和炮击的目标集中于天津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火车站、造币厂、造纸厂、法院、电台以及日军认为是抗日活动的重要据点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地方。在轰炸的同时，日军还在车站附近焚烧民宅，枪杀无辜居民，轰炸和炮击摧毁了中国守军的阵地，炸死炸伤大批平民，致使许多建筑倒塌，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当年《大公报》《申报》曾连续报道日军在天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始建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是一座国内外闻名、有着优良学风和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新中国建立以前就曾为社会培养出无数的有用人才。校内建筑恢宏，花木扶疏，整洁安谧，芳草如茵，有秀山堂、思源堂、芝琴楼和藏书近15万册的木斋图书馆。特别是铸于晚清时期的海光寺大钟和钟亭，更以“八里台钟声”构成津门胜景。

自五四运动以来，南开大学以周恩来、于方舟为代表的广大师生积极投身于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天津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次斗争中，南开大学的师生不仅积极参与，而且往往都处于主要策划与领导者的地位，因此日本侵略者把南开大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就不断地对南开大学进行武装骚扰。

当时，天津不仅有日本租界，而且有日本中国驻屯军和距离南开大学很近的设在海光寺的日本兵营，这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武装侵略华北的重要据点。从1932年开始，南开大学几乎每天都有“日本来宾”的光临，“日本来宾”中既有官吏、和尚、尼姑、妓女，也有冒充政客和学者的浪人与特务，很少是正派的学者。他们在南开大学提出诸多荒唐的要求，这也要参观，那也要参观，课堂、学生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都要进去看看，特别是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他们特别关心经济研究所收藏的经济资料与研究成果。

最令人气愤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还把南开大学校园当成他们的练兵场，在男生宿舍前的体育场构筑机枪阵地，在秀山堂门前的空地上演操、练武、喊口令和打靶，机枪的扫射声扰得教室根本无法上课。南开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干扰和肆意破坏。为应对日军骚扰，南开大学专门设立了一位校长秘书，由日文专家傅恩龄担任，由他出面同日本军官交涉，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课堂，正在上课。”日本军官假意撤兵而去，但第二天又照常到南开大学来操练，用这种耍无赖的办法对南开大学不停地骚扰。当时的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以学校名义向日本驻津领事馆提出抗议时，日本领事竟倒打一耙，说：“你们取缔抗日，军队就不来了。”

日本驻津领事馆还派人到南开大学，要求会见学生会主席马大恢和学生抗日组织民族先锋队的负责人沈世杰等人，意图把学生领袖骗去逮捕。此时正是暑假期间，为保护学生，学校以这些学生已放假回家、不在学校为由拒绝了日本领事馆的要求。随后又来了一队日本兵，以在学校演习训练中丢了一支步枪为由，要求进校搜查，也被校方婉言拒绝。留守学校的黄钰生教授和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教授看到天津形势不断恶化，战争的浓云密布，商定立即疏散留校学生，组织教职工和眷属搬迁，通知大家尽快前往学校临时借用地点——英租界的新学书院，并把一部分图书和教学仪器转移到英租界的金城银行仓库。由于交通工具短缺，搬迁进度很慢，几天内只转移了贵重校产的十分之二三。

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市实施了野蛮的炮轰、飞机轰炸、抢劫和纵火暴行，他们施暴的目标除了天津市政府外，还包括具有革命传统的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张伯苓校长苦心经营数年的南开学校天津部分全部遭难。

驻在海光寺日军炮兵的第一炮打向天津市政府，第二炮就打向南开大学，以木斋图书馆的圆顶为目标，一炮未中，再次炮击打中圆顶，因为圆顶较重，垮下来就把图书馆部分压塌了。随后数炮齐发，轰向南开大学的各主要建筑物。同时又有飞机在校园上空盘旋，观察命中情况。南开大学多年来精心修建的秀山堂、思源堂、木斋图书馆等建筑荡然无存。7月29日对于南开来说是“黑色的星期四”，从这一天起，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的其余建筑物（包括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和手无寸铁的教师学生实行狂轰滥炸。轰炸之外又继以纵火焚烧，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分毁于一旦，所存教学仪器设备亦破坏殆尽，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本土，被洗劫破坏一空的南开校园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军人医院和军马牧场。据初步统计，南开大学财产损失达300万元法币，约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这是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毁灭中国高等学府的行径，是继“一·二八”事变中焚毁上海东方图书馆之后，再次毁灭中国文化教育机构的又一罪行。

事后据八里台村民目击者说，下午炮击停止后，有一长列日军卡车满载什物从南开大学开到海光寺日军兵营。日军对不设防的南开大学实施暴行的模式是在炮轰之后进行抢劫，再继以炮轰，最后用汽车拉来煤油和纵火材料对校园全部建筑物放火焚烧，整个南开大学成了一片火海。劫难从7月29日一直持续到30日下午，南开大学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一片焦土，秀山堂、木斋图书馆、男女学生宿舍、东西柏树村教职工宿舍，以及邻近校门的单身教员宿舍楼，均被夷为平地，被焚后的思源堂仅剩下骨架残骸。300名学生暑假寄存在学校的图书和行李以及百余名教师职工的家私财产也受到劫掠或被付之一炬，其损失难以统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日本东京仅找回了一万多册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西文图书，至今这批图书内都贴了标签，注明由战败日本追回。但数万册元、明时期的善本图书至今一本也没有找回来，悬挂于南开园的海光寺大钟也渺无踪影，无从查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强烈愤慨与抨击。国民政府官员、社会著名人士以及美国教育家都纷纷发表言论，严厉谴责日本毁灭文化教育机关的滔天罪行。南开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大学被炸的当天即向《中央日报》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7月31日的《中央日报》以《南开精神》为题刊发社评，高度赞扬张伯苓的上述谈话，强调指出：“全世界的文明国家，应该注视东亚最新发生的毁灭文化的行为。全国同胞应郑重记着张伯苓先生的言论，全国同胞要发挥张先生讲的南开精神。这是对张先生最大的安慰，也是南开物质毁灭的唯一收获。”蒋介石对南开大学被炸事件公开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中国共产党对南开大学的被毁也十分关注，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以及著名人士冯雪峰、周扬、夏衍、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也纷纷致电张伯苓表示慰问，并对日本侵略者轰炸南开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

日本飞机轰炸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时，附近的居民不敢躲在家中，纷纷跑到胡同中隐蔽的一侧躲藏，看见空中贴着“红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飞行高度不算高，飞机翼下挂的炸弹历历在目，但见日机突然机翼倾斜，向下俯冲，邻人以为日本飞机摔下了，方要拍手高兴叫好时，谁知竟是投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房瓦和窗玻璃也是震震作响，令人惊心动魄”。事后查视，南开中学南院的教学楼南楼和单身男教师宿舍西楼，女子中学教学楼和小楼均被炸毁并着火。

创建于1895年的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培养出大批的高级人才，造就了许多成绩卓著的专家、学者。学校“校园广阔，建筑宏伟，峨轩曲廊，花木掩映。前临北运河，后带桃花堤，柳岸桃林，相夹成荫，蔚为津沽名胜之巨擘”。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北洋大学的广大师生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因此，北洋大学也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北洋大学的校址位于由北平进入天津的必经之路上，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仪器设备损失惨重。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200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北洋大学的师生有校难归，无书可教，无书可读，流离失所。

北宁铁路总局、天津市政府被炸成一片废墟。天津造币厂、李公祠、择仁里、庆记东里、稻香村等十余处也惨遭轰炸，损失巨大。日军还纵火焚烧东站附近民房，来不及逃避的居民死伤惨重。当时市区各街道尸体纵横，惨不忍睹。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无家可归的难民就达10万人以上。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到北站三四百米内临街的商店全部被毁。全市被毁房屋2500余间，被日军破坏强占的校舍377间，受炮火摧毁的工厂、企业53家。战后统计，当时的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之多。

7月30日，占领特一区的日军将区公安局督察长捆绑，殴打逼供后残暴地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凶恶残忍到了极点。在11月至12月的两个月内，日军在东车站附近有组织地残杀了3000余人，枪杀、刀刺后即埋入预先挖好的大坑内，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日军蹂躏中国妇女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天津沦陷后，日军在河北和西广开等处还把掳掠的津郊妇女，用卡车运往日本兵营，肆意蹂躏。

日军占领天津后，“日本人作为征服者，开始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天津街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使沦陷后的天津顿时变成一座人间地狱。天津人民进入了一个饱受蹂躏、苦难深重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