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占领军扶持傀儡伪政权

培植亲日派，扶植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策略的重要内容。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938年7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的《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使各个政权进行以下工作：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拢反蒋反共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和中心城市，却出于兵力、资源、物资等原因，无法巩固在占领区的统治。因此，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求助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手段以补其不足，“以华制华”就是充分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而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早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和日本在天津的特务机关就已经在冀察当局和蛰居天津的北洋政府的遗老遗少中物色、培植了一批亲日分子，以便在适当的时机起用他们，为维持日本殖民统治服务。7月30日，日军完成对天津的占领后，原国民政府天津各机关工作人员相继逃跑，行政机关一时瘫痪，地方秩序混乱，物资流通不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了维持日军占领区的地方秩序和社会治安，弥补暂时的政治真空，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天津之后的当务之急是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1937年8月1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操纵下，“天津治安维持会”在日军的严密保护下，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卵翼下正式成立。

天津伪政权的出笼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聚集在天津日租界的特务机关早有预谋，并做过精心策划。自1898年日本强行设立天津日租界后，日租界一直是日本进行侵华活动的场所，也是日本侵略华北地区的重要据点。随着日军对华北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日本特务来到天津，云集天津日租界内，按系统组成各种特务组织，并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这些特务系统配合天津日军的军事行动，疯狂地进行各种活动。以大迫通贞中佐为首的“青木公馆”特务系统，其主要任务是策划冀东“独立”，以及笼络北洋军阀直系头目吴佩孚等，组织华北伪政权，地址在淡路街（今甘肃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领导的“斋藤洋行”特务系统，表面上是出售日本商品的商店，实际上专门负责拉拢由东北来天津的军政人物，地址在曙街（今兴安路）；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吉负责的“三野公馆”特务系统，主要负责指挥“便衣队”暴乱和监视控制逊帝溥仪的行动；而茂川秀和少佐建立的“茂川公馆”特务系统，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占领天津，并建立平津伪政权。此外，还有“和知公馆”“松井公馆”等特务系统，均负有不同的任务。天津日租界的这些日本特务机关初期由日本关东军指挥，随着日军侵华矛头转向华北，全部划归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领导。

七七事变后，“茂川公馆”系统的日本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支持和授意下，特务头子茂川秀和亲自出马，四处奔走，为尽早成立天津伪政权而精心谋划。经过一系列频繁的活动与准备，7月25日，茂川秀和在汉奸方若家中召开了关于成立天津伪政权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当过农商总长的高凌霨，当过财政总长的钮传善，当过孙传芳部参谋长、师长的刘玉书和沈同午，以及当过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的孙润宇等十余人。茂川秀和暗示他们，日军不久就要攻占天津，要求他们迅速成立组织，协助日本占领军行动。7月27日，茂川在其公馆召见高凌霨，详细研究了有关成立“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具体事宜。经过茂川的周密部署，并征得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特务机关的同意后，于7月28日最后确定了“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组成人选，高凌霨、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邸玉堂、方若十人为委员。就在日军侵占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31日），茂川宣布了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决定：高凌霨任“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刘绍琨任伪秘书长，孙润宇任伪总务局局长，张志澂任伪财政局局长，钮传善任伪社会局局长，沈同午任伪教育局局长，刘玉书任伪警察局局长，侯毓汶任伪卫生局局长，王竹林任伪盐务管理局局长，吴季光任伪商品检验局局长，方若任伪法院院长。会址设于河北大经路前天津社会局旧址。8月1日，在天津日本驻屯军、日军陆军特务机关的监督和主持下，“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傀儡政权正式成立。

“治安维持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在成立之初就决定了其过渡性。早在1935年，日本把对华作战的目标锁定在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时，就颁布了《昭和十一年度北支占领区统治计划书》，其中规定在华北各政权被打倒之后，在政治真空下，日军各部队“应尽可能迅速在各地临时设立治安维持会，负责维持治安，并切实指导其完善，逐渐扩充为地方政权”。这说明日本早就设想在战争爆发及国民党政权溃败后用维持会来暂时维持地方秩序的职权。维持会不仅负责天津市区的事务，其管辖范围还扩大到天津附近各县。随着日寇侵略范围的扩大，沿着津浦路南下的天津县和静海、青县、沧县、南皮、交河、东光、吴桥等县相继沦陷，北部平津线上的武清、固安、安次等县也均被占领，每当日军攻陷一地，日本特务机关就责令“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派汉奸前去，如法炮制傀儡组织。“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是日本大举进攻华北后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后来日本在新攻陷的地方设立的维持会都取法于此。

出任“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的高凌霨，天津人，曾为清末举人，后任两湖总督张之洞的湖北官钱总办、湖北武备学堂监督、湖北提学使、湖南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共和党干事、直隶财政司司长、直隶征税调查处处长、临时参议会议员、农商次长、农商银行副总裁、财政总长兼官钱局局长及盐务署署长、内务总长兼饥馑救济处处长、扬子江防务监督、交通总长等职。1923年曹锟任大总统时，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辞职。直系失败后，隐居天津，和日本侵略势力进行勾结，七七事变爆发前，组织东亚经济学会并出任由日本投资的华北经济会会长。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天津沦陷后，还担任了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伪河北省省长等职。由这样一个老牌亲日分子充当“治安维持会”委员长，是日本侵略者求之不得的。此外，其他成员也多是清末或北洋政府时期的政要、耆绅等腐朽人物。如王竹林就是一个亲日派，他也是天津人，清末时捐纳为道员，以经营盐务而致富，1903年任天津商务总会总董，1936年，华北危急，天津的一些工商界领袖不愿充当日本人的傀儡，王竹林乘机当上天津市商会会长，七七事变后，参加“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任委员。同时担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天津市伪市公署成立后，任伪长芦盐务管理局长。1938年12月，被抗日锄奸团刺杀。

日本特务机关统治下的“治安维持会”，从成立之日起就为虎作伥，帮助日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为日军维持一个有利的侵略环境。日本特务机关最注意的问题，一是治安，二是经济。“治安维持会”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直接操纵下，尽最大力量恢复和维持天津的治安，平抑物价，恢复生产，搜刮财富，以减少日本侵略军的后顾之忧。

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发布《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布告第1号》，声称因应事变，由该会“代替市政府执行政务，维持治安，恢复秩序”，并委任市内和附近各县的“治安维持会”主席，要求他们“办理民政，以定人心，而维治安”。《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章程》规定，其宗旨为“以恢复无政府状态下之天津市治安，并保护市民之生命财产，安定人心为目的”。而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当局维持统治秩序。按照《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章程》规定，其机构下设伪总务局、公安局、社会局、财政局等，同时，还接收了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的一些机关。伪总务局掌管庶务、人事、文书、交际以及未属其他局之事项；伪公安局掌管警察、行政及司法事务，以及治安维持；伪社会局掌管救济、食粮对策、教育、卫生、宣传等事项；伪财政局掌管金融对策，并管理财务事项。伪天津县政府、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水上公安局、海上公安局、天津县公安局、长芦盐务管理局、商品检验局、电信局、内河航运局也归其管辖，维持会实际上起着地方政府的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需要一个稳固而供其掠夺的后方，为此日军急需建立和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省、市、县的各级伪政权，而挑选各级伪政权的首脑人物又是操纵伪政权的关键。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华北政务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把作战的后方（按即日军占领区）变为日、满、华亲善的基础”。为贯彻《纲要》的精神，8月24日，日军参谋本部将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派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寺内到津就职后，又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之外另设特务部，任命喜多诚一少将为特务部长，专门从事指挥伪政权的工作。

9月，在喜多诚一指导下，北平、天津两市地方维持会联合成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以高凌霨为首席代表，代表有钮传善、冷家骥、周肇祥，以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联络员任国梁。该会由北平、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处理平津有关之共同事项暨对外问题。各地的维持会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伪市政机构，日军在组织维持会的同时也在为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进行准备。

喜多诚一为建立华北伪政权积极物色汉奸人选，除根据“处理大纲”的规定外，他还提出两条具体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九军出身者；（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策划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于同年12月17日宣告改组，成立伪天津特别市公署，高凌霨改任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并于12月17日就职。原“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机构基本保留。

1938年1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改由潘毓桂担任。潘毓桂，河北省盐山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民政部五品警官秘书长、国务院法制局参事、江苏督署政法参议、广东军政府高级顾问、国务院参议、津浦铁路局副局长等职，1934年任平津卫戍司令部高级顾问，1935年任冀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政务处处长，七七事变后任伪北平市警察局局长，1939年去职到日本。潘毓桂上台后立即颁布了《天津特别市暂行组织条例草案》，规定伪天津特别市直属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对公署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伪市公署的办事机构设总务厅（1938年5月，撤销总务厅，改设秘书处），还在伪市公署特设顾问室、参事室、视察室、参议员、咨议员等机构。顾问室是日本特务机关专门对伪市公署进行控制的办事机构，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派日本人臼井忠三任伪市公署高级顾问，对伪市公署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伪市公署的下属机构，除原“治安维持会”的各局和市管各单位外，又新增设了公用、外事两处，均由伪市公署直接管辖。而外事处（兰振德任处长）名义上办理涉外事宜，实际上是协同日本各方特务进行联络工作，为日军统治天津市服务的办事机构。这期间还将公安局改为警察局（周思靖任局长），目的在于扩大警察局权力，增强其维持治安的职能。同时，又把海上警察局、水上警察局，统归伪市公署直接掌握和控制（海上、水上警察局原为警察局的分局）。还将内河航运局，特别一、二、三区公署，地方辅治会（原归社会局统辖），通通改归伪市公署直接领导。这些变动和调整，都是为了加强对天津人民的统治，镇压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9年3月24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由原吴佩孚外事处处长温世珍接任。温世珍，天津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曾留学英国，后任李鸿章低级幕僚兼翻译、海军见习、江苏铁道总管等职。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西督军府高级外交顾问等职。1933年结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梅津美治郎等日本高级军政人物，为日本搜集情报。七七事变后，任伪天津海关监督兼河北省银行监事，为了讨好日本，温世珍竟然修改“关税条例”，把日本向中国输出的70余种物资的进口税，大部分减免或压低税率，为日货向华北沦陷区大量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不仅如此，为表示忠诚，温世珍经常向日军汇报为其效劳的“功绩”，并为日本巩固占领区“献计献策”，其卖国求荣、甘当汉奸走狗的行径，终于博得了日本侵略者的青睐，虽然温世珍的政治资望并不高，但他凭借对“皇军有赤诚之心”这一点被日本特务机关选中。温世珍是在任时间较长的伪市长，他对日本人唯命是从，秉承其意旨，为控制天津局势，加强对天津人民的殖民统治，首先扩大了伪市公署的办事机构秘书处，由陈啸戡任秘书长。除扩充原有的秘书处各科室外，还将外事处改为外事室，由秘书处管辖，视察室和技术室亦归秘书处领导。伪市公署的下属机构，除原有的各局和市管单位外，为了加强统治，特设了警察教练所（后改为警察学校），由警察局长郑遐济兼任所长，专门从事训练警察、扩大警察队伍、培养打手工作，以此来维持天津的社会治安，加紧镇压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此外，温世珍还委派兰振德任社会局局长，积极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监视群众的行动。1940年郑遐济把新闻管理所划归警察局管辖，“检查新闻，纠正思想”，以控制舆论。不仅如此，1941年底，温世珍为配合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在伪市公署特设宣传处，由伪市公署秘书长陈啸戡任处长，专门控制和掌握宣传舆论工作，大力鼓吹“亲日反共”的言论。1942年1月，宣传处创办，由日本顾问专员小原李孝治、冈一太直接控制的《津津月刊》发表了大量的“亲日反共”的言论和报道，为日本侵华大造反动舆论。1943年温世珍下台。1951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温世珍被以汉奸罪处决。

从1943年3月开始至1943年11月止，伪天津特别市市长先后由王绪高担任，李鹏图代理。1943年11月15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依据《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将“天津特别市公署”改称为“天津特别市政府”，同时任命张仁蠡为伪天津特别市政府市长。张仁蠡，河北南皮人，北京大学毕业，长居天津，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湖北督军署秘书，1928年后任河北省永清、霸县、武清、丰润等县县长，1939年任伪武汉市市长，1943年任伪天津市政府市长，1951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1945年3月1日，周迪平继任伪天津特别市政府市长。周迪平，山东金乡人，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曾任京汉铁路技师、胶济铁路局会计处处长、青岛港务局副局长，后晋级陆军少将衔，任交通司令、胶海关监督。1926年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北伐后去职，不久复出任北宁铁路局材料处处长。七七事变后，参加伪华北临时政府工作，任建设总署署长，1945年3月任伪天津特别市代理市长兼伪天津特别市防护团总团长、伪新民会天津特别市总会长，抗战胜利后被逮捕判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至此，天津傀儡政权也告结束。

日本特务机关对天津伪政权组织机构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遣日本顾问，到各级机关进行监督。“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时期，日本特务机关长直接掌握和控制委员会的一切大权。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时期，设置了顾问室，由特务机关派顾问或顾问辅佐官到伪市公署办公。伪市公署下属各区（包括特别区）、局、处、科，均按日本人的职位高低分派日本人到各部门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监督和保证日军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务机关对派遣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和制度，对未能完成任务或完成不好的人员要加以制裁，并要求他们定期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日本特务机关认为特别重要的机关和单位，则派现役军人当顾问，以加强其控制。如警察局由天津日本宪兵队队长任顾问，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由日本驻天津军队中的法官当顾问，商品检验局由日本驻军中的军需官任顾问。又如执掌舆论大权的宣传处、新闻检查所，都由日本人直接控制，掌握天津经济命脉的经济局、社会局，均由得力的日本人当顾问，掌握实权。日本特务机关委派的各级顾问，共同的特点是：（1）大部分都懂业务（多数人在“满洲国”工作过）；（2）多数是“中国通”，他们不仅汉语说得流利，而且对中国的社会情况、地方特点、风俗人情等都相当了解。因此，日军对伪政权组织机构的控制就更加得力，而对天津人民的殖民统治就更加残酷。

此外，天津当时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汉奸组织，如“新民会”。1938年8月1日，天津“新民会”成立，最初名称为“中华民国新民会天津都市指导部”，部长由伪市长担任。1940年3月后，“指导部”又改称“新民会天津特别市总会”。“新民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剿共”行动，宣传“王道乐土”等军国主义思想。同时，还担负为日军搜集情报，调查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的任务。另外，日本占领当局在扶植“新民会”、推行保甲制度的同时，还相继成立了“天津地方辅治会”“防共民生自治会”“剿共工作班”“反共视察班”“华北防共委员会”“天津特别市剿共委员会”等汉奸组织。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曾于1939年6月初赴日本拜见首相平沼麒一郎及陆、海、外、大藏各相。6月20日，汪精卫从东京芝浦港启程，于22日在塘沽港登陆后立即到天津市会见了伪特别市市长温世珍等人。在天津期间，汪精卫还与日军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进行会谈。27日，汪精卫离开天津到北平会见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及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汪精卫的天津之行使天津伪政权受到很大“鼓舞”。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温世珍等人与汪伪政权勾结更加频繁，在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愈发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

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市伪政权的控制，虽然不像伪满洲国政权那样，是由伪官吏公开参加政府来实现的，但是，天津市伪政权的建立、伪政权组织机构的设立、伪政权首脑人物的选定以及伪政权施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制定，都是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炮制和操纵的，并通过派遣日人顾问和顾问辅佐官进行“内部指导”和监督加强对天津伪政权组织机构的控制。所以，天津市的伪政权同沦陷区各地其他伪政权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

天津汉奸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为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不遗余力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各种卖国勾当。在镇压抗日活动、实行经济统制、抓捕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宣传卖国求荣思想等各个方面为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给天津人民在思想、精神、身心、物质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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