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政策展望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格局下，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准确把握其成因及可能的后果，找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切入点，努力实现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并为“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开好局、起好步。

1.4.1 以供给管理为主，加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协调配合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尖锐矛盾是持续减速引致的经济萧条。因此，当前宏观调控最突出的任务也是全力稳增长，应对潜在增速的下滑。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的调控更多的是产出缺口的管理，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距，一般是产出正缺口的时候（即经济过热）压缩需求，产出负缺口的时候（即经济过冷）扩大需求；而新常态下所遇到的问题则是潜在产出本身下降的问题，因此，当前宏观调控的重心就是如何稳定或防止潜在产出的大幅下滑。正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导致宏观调控思维的变化。管理产出缺口主要是运用需求政策，而管理潜在产出本身要更加突出供给思维，关注供给面，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

当然也要看到，需求方因素在当前的经济减速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后危机时代疲弱的外需和偏紧的国内宏观政策，的确使得中国经济减速的幅度进一步加剧。基于这一判断，当前的稳增长政策宜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协调配合”的基本取向，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稳速”，供给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增效”。这就意味着，既要避免需求方单兵深入，又要发挥好需求管理在宏观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既要发挥供给管理在提升效率、优化结构方面的主导作用，又要注重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协调配合。

1.4.2 财政政策做到真正“积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环境，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促投资稳增长，努力使经济增长在6.5% ～7.0%的合理区间内运行。这就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进一步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在财政收入增速急剧下滑的背景下，特别要强调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作用。近几年，财政对预算单位的拨款机制未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花钱的管理机制越收越紧。一松一紧之间，必然导致实际花费的财政支出在减少。如此情形已经持续多年，日积月累，滞留在机关事业单位账户上的存款已经高达近20万亿元。在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之下，通过用好拨款机制的改革，腾挪出相当一部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确有必要。在资金支出方向方面，过去我们各级财政的资金较多用于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今后应该更多地用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科学研究与普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把短板补齐，为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创造基础条件。

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保持适度宽松，并合理运用降准、定向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妥善应对和化解风险，促进经济筑基稳固，防止增长滑出合理区间。

1.4.3 进一步稳投资、调结构、促创新

稳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我们强调供给管理，虽然包含产业政策的意味，但更多的是指以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设计。具体到当前，就是要深度改革投资机制，放宽投资准入限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找到新的投资增长点。同时，还可以投资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利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凝聚改革共识，倒逼行政审批制度、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金融监管体制、要素（资金、土地、能源等）价格形成机制、官员考核体制、财税体制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加速推进，尽快释放改革红利，用市场自身的机制切实解决好投资主体单一、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过低等问题。政府在其中的最主要作用是为企业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在信息发布、维护竞争、克服外部性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稳投资政策的操作中还应注重长短结合，既注重短期内的稳增长效应，又注重中长期内的调结构、促创新效应。落实到投资领域的选择上，就是要增加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有利于企业创新、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这两个方向上的投资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加快技术进步速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1.4.4 严密监测房市、汇市、股市动向，全力防范金融风险

在房市方面，要继续实施差别化房地产信贷税收政策，指导商业银行继续执行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的优惠政策，适当降低购买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与贷款利率，鼓励改善型住房购买行为。要注意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扩散，高度关注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加大对开发企业资金链风险排查力度，事先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和应对。

央行要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冲销操作、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消除资本流动对货币供应的冲击，稳定金融市场。提高外汇远期交易的保证金，防止资本流出过快和人民币大幅贬值造成巨大冲击。同时要扩大货币互换范围和规模，为应对未来潜在的金融震荡风险创造风险防范机制。

在股市方面，在缺乏持续性的资金推动的大环境下，市场产生牛市行情的概率也相应降低；市场的新增流动性依赖于制度性的改革以及市场政策的推动影响。建议应在确保市场持续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修复市场的投资信心，同时借助制度性的改革营造出市场的价值投资氛围，减少投机性色彩。在本次股灾过后，更加根本的战略调整应当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发现监管漏洞，寻找防范风险、熨平波动的治本之策。例如，尽快推动包括注册制、退市制度等在内的资本市场体制改革；应当重新审视诸如融资融券以及让信贷资金变相入市等投机色彩较浓的制度安排；重新审视“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架构的合理性；等等。

1.4.5 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存量资产重置促效率提升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债务风险的可控性高度相关，也与一国拥有的存量资产数量有关。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测算，2013年，中国的净资产有352万亿元，其中居民净资产的占比达1/3强，非国有企业净资产占比差不多有1/3，政府资产包括国有企业部分占比1/3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居民净资产占比在70% ～80%，同时，据他们测算，日本、德国的政府资产占比在1%左右，美国、英国甚至是负资产。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控制的存量资产比例很高，这固然有利于低债务危机，但也存在战线过长、财政压力过大、行政性垄断力量过强等弊端。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包括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两大块，需要改革的方向则是重置这些存量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一，改革庞大的行政事业部门，释放生产性资源，为财政减压。第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经济主体在资源选择和获取上的机会公平，削弱资本、技术的行政垄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