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心态研究范式

一 社会心理学危机与社会心态研究范式

世界正经历社会大转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因走的是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社会变迁路径而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2011: 1～26）。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速度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罕见。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变迁一直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关注，从1990年代开始，社会转型问题成了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人们从不同层面讨论社会转型问题（郭德宏，2003），或置于传统与现代的维度（林默彪，2004），或视社会转型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吴鹏森，2006），或着眼于国家层面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孙立平，2005；金正一，2009），或强调社会结构的转变（李培林，1992），或关注转型中“人”的转变（王雅林，2003）。但是，在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却缺乏对社会心理、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转型的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学家无视社会的大转型和快速变迁，“集体失语”了。

中国社会心理学家“集体失语”的原因与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基础有关。国内主流社会心理学接受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体系，使用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社会心理学家习惯于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看作是普世的问题，进行着所谓的国际接轨的“规范研究”，很少有人愿意从国内社会现实中提出问题、提炼概念，更少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也就不可能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这种没有中国现实问题意识的社会心理学，面对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几乎无所作为，陷入了危机。

其实，这种危机不仅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存在，在其他国家社会心理学界也存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就曾一语中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在于实证研究或理论建构方面，而在于它将自身社会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和理论的内容。除了方法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之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将美国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心理学语言，并将其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怀着比较研究的目的来吸纳那些来自美国的文献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接过了另一个社会的问题和传统，我们就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退居于一个狭隘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了，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相脱离使我们对之毫无兴趣”。（莫斯科维奇，2011: 90）

如果说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来自不关注“中国社会”的话，危机也由于美国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自身缺乏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多数研究停留在“个体”心理层面。G．奥尔波特宣称，“社会心理学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人的实际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在场的影响”（奥尔波特，1968: 3），F．奥尔波特认为，“没有一种群体心理学在本质上和整体意义上不是个体心理学”（奥尔波特，1924: 4）。莫斯科维奇认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把社会理解为个体的相加，实质上否认了“社会”心理的存在。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而主流社会心理学把社会心理学理解为“行为科学”，关注的是个体在他人在场下的行为。“我们应当将行为置于‘社会’当中，而非将‘社会’置于行为当中”（莫斯科维奇，2011: 123～124）。社会认同理论的心理学家豪格和阿布拉姆斯也指出这种把社会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的还原主义是社会心理学危机的根本原因（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 16）。因此，解决社会心理学危机必须从找回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入手，而对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来说，必须找回中国社会心理学的“中国社会”，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就是这样一种探索。

以转型社会为对象的社会心态研究并非要创立新的学科体系，而是一种研究范式，它旨在避免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局限性，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要继承社会心理学的传统，也要吸收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