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社会资本——政治学研究中年轻的解释变量

一 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西方传统政治学以制度研究为主要方法。20世纪4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科学兴起,为政治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分析方法。20世纪80年代,人们又将研究焦点放在社会网络及其对政治的作用上。新的关注点为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与制度绩效差异提供了有力的新工具。实际上,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的理念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曾指出集体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阐述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马克思更进一步把人际合作关系直接视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资本在被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和林南(Nan Lin)等多位社会学家详细探究时,遂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政治学实证研究方面,经典的社会资本研究来自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使民主运转起来》用社会资本解释意大利如何能建立民主机制,走向善治和繁荣;《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通过考察社会资本的存量来解释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变化;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探索了美国兴起的多种新型社会资本。他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创建了测量宏观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并用来解释政府的制度绩效、政治参与等政治学现象。继帕特南之后,关于社会资本和运用它来分析政治学现象的研究逐渐积累起一些实证数据和研究经验,这些研究分布在政治文化、政治参与、公共政策及政治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当前政治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积极关注这一课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探索性规范研究方面,燕继荣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的中外前沿理论,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何历宇和曹沛霖分析了社会资本概念在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时的局限性,何历宇、曹沛霖:《资本主义:从社会契约论到社会资本论——论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拓展的意义及其局限》,《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罗家德和赵延东对外国学者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进行了综述,罗家德、赵延东:《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刘林平等学者关注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实证研究方面,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于水在苏北地区研究社会资本与农民政治参与,于水:《欠发达地区社会资本与农民政治参与研究——以苏北为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12月。周红云考察了社会资本在中国村级治理中的作用,周红云:《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治理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苗月霞对社会资本之于村民自治的研究等。苗月霞:《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资本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以国内外的丰硕研究成果为基础,围绕社会资本的理论探索和方法创新仍在继续展开,并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以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的政治学定量研究是一个挑战。目前还没有出现经过全国大样本数据检验的、信度和效度都好的测量中国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由于科尔曼在社会资本研究方面的成就影响巨大,之后的学者更多的是以个体的社会网络为角度,而不是从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集体性传统角度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解释。这导致了集体性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被忽略,如城市社区、农村村落及更大地理范围的集体社会资本。到目前为止,对以社会网络为核心、具有个体特征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在各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社会学知名学者林南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经济学领域的文章《社会资本与国有企业绩效研究》、传播学领域的文章《Web2.0时代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之关系考察》等。

与之相比,在政治学领域的集体性社会资本测量方面,中观与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虽然也是研究者特别关心的问题,并引发了许多有影响的经验研究,但是测量有很多未解的困难。即使宏观社会资本研究的典范——帕特南的测量方法也还处于探索阶段,并受到了许多批评。其中一个问题是帕特南利用调查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定性描述,但是几乎没有使用过复杂的统计回归模型来严谨地验证社会资本与政治现象的关联度。在其他政治学研究中也少有学者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社会资本。同时,帕特南在测量时使用了过于宽泛的操作化定义,使得测量难以把握。举例来说,帕特南在说明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时,从两个方面测量了美国的社会资本:一方面是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表示;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用美国人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的人数来表示。根据公民政治与社会参与的统计结果,得到了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衰减的结论。有些研究者就此提出异议,“公民参与行为应该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其构成形式”, Paxton, Pamela,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5(1), pp.88-127.而帕特南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中很大部分实际上属于社会资本的结果。

对于帕特南测量方法的批评也说明,政治学领域的社会资本研究缺乏社会资本测量的校标这一突出问题。德·席尔瓦认为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最为突出的是没有评估测量工具效度,测量不够全面或者测量指标与社会资本理论缺乏对应。社会资本的‘黄金标准’或者其他‘量表’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效度分析”。De Silva, Mary, “System Review of the Methods Used in Studi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in Kwame McKenzir & Trudy Harpham(eds.),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 2006.因为现有的测量指标缺乏系统性,研究者们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测量指标,或者采用单一的指标片面地测量社会资本存量。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有待研究。

其次,围绕社会资本的成果更多的是采取应然和规范研究的方法,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社会资本经验研究也愈加受到重视。俞可平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思路与方法。俞可平:《社会资本与草根民主——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2期。燕继荣对国内外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最新的研究中,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上的张再生、李祥飞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探究》一文和一些硕士、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如广西师范学院班小丹的《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浙江大学汪杰贵的《乡村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研究》)等都将社会资本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国内对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多使用个案研究法和实地观察法,如《欠发达地区社会资本与农民政治参与研究——以苏北为例》用观察法从定性角度解释了几个行政村社会资本存量少是政治参与程度低的重要原因。于水:《欠发达地区社会资本与农民政治参与研究——以苏北为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12月。《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模式:经验与启示——基于TX社区的调查与分析》也采用类似的调查方法做了定性研究。国内以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定性的个案研究,没有从统计学角度严谨地验证题目的理论假设,以问卷调查或者统计数据为基础的量化研究凤毛麟角。

围绕社会资本的量化研究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照搬西方社会资本测量指标解释中国政治学现象,大多直接从字面上翻译西方测量理论和指标而不考虑中国文化的语境,不考虑中国社会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因素,因此缺乏对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本土化检验方法。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奥斯特罗姆所言,“在一种环境中能够促进社会资本运转的组织结构在另一种环境中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一种时尚还是一个基本概念?》,载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萨拉格尔丁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张慧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17~272页。因此,有必要建立适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并在结合中国文化特殊性的条件下,评估该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最后,测量社会资本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社会资本理论强调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因而这本身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1页。帕特南经过20年的实证研究发现,意大利制度的变革对政治生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对制度成功造成了巨大的制约。福山认为,“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失调”。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载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2003,第71~79页。

各国的学者相继展开了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政府绩效、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政府的制度被认为是影响人们互利合作能力的政府社会资本。某些制度设计可能会增加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反过来又将导致建构更有效的制度,进而也会增加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的缺乏将会破坏已经存在的制度效率。赵延东等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信任、规范是现代社会中创新的保证。赵延东等:《论创新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基础——为创新积累社会资本》,《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1期。燕继荣讨论了社会资本效益、功能、来源和社会资本投资的问题。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刘祺认为社会资本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指标。刘祺:《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新维度》,《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建设民主政治是我国的重要战略任务,社会资本作为具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已被广泛认为有助于促成良好的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的民主参与。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进行研究,为将来建立一个可靠的测量指标体系和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作基础,提出培育社会资本的战略规划。

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社会资本理论,肯尼思·阿罗:《放弃“社会资本”》,罗伯特·索洛:《论经济运行与行为模式》,载曹荣湘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225~228、229~234页。但是以上这些研究成果足以显示社会资本在解释某些国家的社会现象时的解释力。目前,中国政治学领域中关注社会资本的研究越来越多。

在社会资本理论方面,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为何有时社会网络、信任、规范是互相关联的,有时却不是?”“社会资本的存量高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结果?”“社会资本到底源自何处?”等等。Scott Radnitz et al. , “The Origins of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9, 42(6), pp.707-732.近两年,国内利用社会资本作为理论工具关于弱势群体工作/生活状况、城市社区治理、农村村落自治、政府公信力等主题的实证研究比较多。无论是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还是用社会资本对其他社会现象做解释,必须建立在准确测量概念的基础上。因此,在实证研究方面,社会资本测量的信度和效度问题成为很多学科和研究课题的一大难关。

正如前文所言,国内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非常活跃,每位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而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阐释和测量。尤其是对于中国政治学领域中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更是存在很多模糊不清和争论不休的问题。本书的写作在社会资本研究兴起并愈加受到关注这一时期,及时发现现有测量方法存在的缺陷与谬误,并力所能及地加以修正,抛砖引玉,为将来“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研究中成为成熟的研究变量做铺垫。

概括来讲,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定义的争论、理论框架的缺点、测量。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5期。本书的研究在于对测量的探讨,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力图在中国政治学领域的社会资本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1.在政治学研究中,国际常用和前沿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是什么?

2.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已有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水平如何?

3.如何设计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才能既符合本土化的要求,又满足跨文化研究中可比较的要求?

4.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建立一套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新指标对分析中国政治现象的解释力如何呢?

本书希望能够在全国大型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引起学者们对标准的、本土化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重视,为建立一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做进一步的经验和理论积累,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提高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