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学跨文化研究中的社会资本

本书采用实证方法,专门探讨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目的是:以社会资本现阶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一个结构清晰的,多维度、多条目的,本土化的社会资本综合测量体系,并依靠大规模统计调查的数据资料评估测量体系的信度和效度。

“在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它的测量问题是一个技术难点。”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23页。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合作从而提高社会效率,这对于解释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研究者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跨文化实证调查。如果想要准确掌握社会资本的存量或者想要使用社会资本来解释政治现象,前提必须是建立一个信度好的、有效的测量指标。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的社会资本研究有什么独特性,为何要专门建立一套适合政治学研究的社会资本测量体系?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跨文化普适性与本土化是否存在矛盾?这两个问题有必要在明确本书研究对象的同时做出适当解释。

(一)政治学视域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在多个学科被广泛地作为研究主题和分析工具,研究视角也各有侧重。“社会学者很大程度上强调嵌入式与网络类型的区分,或者联系和关系。大多数政治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都是从对规范、价值观或态度的研究入手,并且遵循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的传统和托克维尔式社团民主的观念。”桑吉夫·普拉卡什、波·塞尔:《审视“社会资本”》,载周红云主编《社会资本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52~164页。

第一种视角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研究个体编织的社会网络和如何从网络中获得资源。个体社会资本的三要素是:“(1)在个人网络中,‘当要求帮助时,准备或者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数;(2)这些人愿意帮忙的关系强度;(3)这些人拥有的资源”。Graaf, Nan Dirk de & Flap, Hendrik Derk,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Social Resources as an Explanation of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Income in West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cial Forces, 1988, 67(2), pp.452-472.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有林南、弗拉普(Henk D. Flap)、伯特(Ronald Burt)、边燕杰等。

他们通过分析网络的特征和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包括网络的大小规模、紧密程度、网顶高度、网差距离、垂直型或水平型、跨越型或紧密型、网络成员的同质性或异质性、个体之间的强联系或弱联系、结构洞位置等)来研究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为这类研究,将社会资本当作个体的外延,个体拥有的外部资本。典型的研究课题包括个人的社会关系投资与社会经济回报、社会资本与薪酬的决策模型、社会资本与职业搜寻等。一些学科也将企业作为单个个体,研究企业如何从企业之间建立的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实现企业发展,如陈金波的《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对河南省249户重点企业的实证研究》等。陈金波:《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对河南省249户重点企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经纬》2010年第3期。从个体角度出发的社会资本实证研究以林南为代表,主要测量网络结构属性和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包括人际关系网中包含的职业、职业的职称、声望、数目等。

另一个视角是关注群体如何发展和维持集体社会资本,以及集体社会资本如何促进集体行动。政治学中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多关注集体生活,即村落或者社区、行政地区、国家这样的宏观层面。社会资本具有组织或地区的内涵,拥有内部资源,从而促进集体行动。与弗拉普的个体社会资本三要素截然不同,帕特南提出的集体社会资本三要素是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从事集体社会资本研究的代表人物有科尔曼、帕特南、诺瑞(Nor-ris)、纳拉扬(Narayan)等。

他们认为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都能够产生志愿精神、奉献精神、互惠的规范和普遍的信任等美德。这些美德被称为社会资本,因具有弥补制度缺陷、减少集体行动成本、促进集体行动等功能而备受关注。政治学研究关注社会资本如何促进群体建立稳定的秩序、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的群体如何实现自治、富有社会资本的环境如何培养人们长期的利他行为习惯等。

这一类研究成果包括: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研究意大利南、北部地区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和《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研究美国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Putnam, Robert D. ,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00。苗月霞在研究社会资本与村民自治绩效时运用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等。苗月霞:《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资本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从集体角度出发的社会资本实证研究以帕特南为代表,指标主要有代表公共生活的社会网络、代表公共精神的规范和信任等。

综上所述,政治学的社会资本研究凸显了“集体”特征。“一般认为,政治学是讨论如何治国安邦的学问,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组织机制的学问。”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6页。政治学的研究超越了微观层面的个体投资与回报的问题,关注群体如何发展和维持集体的社会资本、集体的社会资本如何促进集体行动。群体的界限从组织、社区延伸到地方、社会或者国家。

(二)本土化的研究

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向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向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仍存在争论。西方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罗伯特·帕特南等从不同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与政治生活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并且在西方国家中进行了反复的检验。有关结论是否能解释中国的现象?例如,福山的结论:“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失调”, 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载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71~79页。帕特南的结论:“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会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平衡国家的权力,同时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扰”,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90~217页。这些理论假设适用于中国社会吗?

我国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获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如李煜的研究发现,文化资本多样性理论在西方被验证,而在我国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仅仅存在微弱的直接作用。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元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陈健民等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社团的作用,结论是中国的社团仍然不能称之为市民社会。陈健民、丘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研究》1999第4期。

过去的一些研究不支持机械地移植西方理论,社会资本概念本身涉及社会结构、文化等社会独特性,在研究和使用时不考虑文化差异也行不通。爱德华斯(Bob Edwards)和霍利(Michael Foley)就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在民主中的作用的议题提出,涉及社会特殊性的研究需要在不同环境下结合政治和经济环境差异的跨国研究来考察合作、宽容和公民性模式。Foley, Michael W. and Edwards, Bob. , “Is It Time to Disinvest in Social Capital? ”in Journal of Public and Policy, 1999, 19(2), pp.141-174.

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一味地强调本土独特性,又将带来社会资本内涵过于泛化的危机。社会资本的使用热潮导致它的定义过于宽泛,而且定义的文化方面不易测量,因此,这个概念的解释力不断遭到质疑。围绕社会资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定义的准确性、测量的规范性和解释力的有效性,持认同观点的学者们已经在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质疑做出有力的回应。但是,出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测量的角度也各有差异,测量体系五花八门,缺少统一标准,这种情况给跨文化比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经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到今天,需要及时地总结和检验已有的测量方法,以便逐渐建立一个规范的测量体系。

测量指标的规范化和本土化不是一对矛盾的研究发展方向。建立规范的测量体系的目的在于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且为归纳政治学规律积累经验。目前很少有经过经验数据检验的、信度和效度均好的测量中国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现有的测量社会资本的国外研究也没有公认的测量体系,各种测量指标设计有待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数据的证明。“每一种测量工具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不存在对所有现象都有效的测量工具,但是一种有效的测量工具可以被不同研究者用来观测同一种现象或同一个概念,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所测量的内容是一致的和可比的。”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92页。

本土化的目的是准确贴切地测量出研究内容。要建立一套信度和效度都适合的测量体系必须遵循规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途径。所谓规范化,是指测量的概念必须有规范化的内涵,是操作化指标之上的体系结构、测量概念的抽象特征、测量工具的规范化。所谓本土化,是指研究特定社会时按照规范化的内涵和体系结构寻找符合当地风土人情的具体测量条目,使用当地的习惯语言实现操作化定义。而不是凭字面意思,直接翻译其他语言的指标来机械地测量,更不能直接照搬国外测量条目并用本地乌有之事物做本地的测量条目。同时,在进行复杂统计分析时要控制特定的社会文化变量。遵循规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途径,从而贴切地测量本土的社会资本存量与特征。

(三)说明

与“民主”“正义”等概念相比,“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概念。对于它有很多的争论,甚至有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重复的提法。本书不参与关于社会资本定义的争论,在承认其学术价值的前提下,将注意力集中于它的测量方法。对概念的测量离不开定义,本书基于现有政治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谨慎地采用帕特南的定义为核心定义,在必要时,补充以别家之长。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是一种‘公共物品’,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页。简言之,帕特南的定义有三个核心内容:信任、规范和网络。

克里希纳(Krishna)回顾了13篇社会资本实证研究方面的文献,但没有一篇测量了全部三个内容。其中7篇测量了网络,4篇测量了网络和规范,还有2篇单独测量了规范。Krishna, Anirudh, Active Social Capital: 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由此可见,测量社会资本的工程之浩大,仅一次研究就达到测量全部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书对三个核心内容的探讨也并不是三足鼎立,而是对若干内容略有侧重。

目前,测量社会资本的数据和信息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搜集数据。研究者事先根据假设确定获取调查对象的相关信息,并编制成问卷的形式,以获得所需资料。

第二种借用已有数据进行研究,即利用统计年鉴,搜集其他研究的调查数据等文献。由于通过调查问卷形式获得数据的方法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使用他人的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进行研究的方法被学者们普遍采用。本书文献综述部分引用的很多研究成果也都采用二手调查数据来论证自己的理论假设。例如,苗月霞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资本分析》大量采用了此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苗月霞:《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资本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本书使用的数据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实施的全国大型概率抽样问卷调查数据,以检验中国社会资本本土化综合指标体系的质量,并回答有关中国社会资本的存量、类型、理论假设等问题。

第三种是参与观察法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得到的资料一般为文字型。帕特南在研究中大量运用参与观察法,例如在测试意大利南、北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工作效率时,采用的方法是以该地区居民的身份向政府服务部门拨打咨询电话等亲身体验。本书暂不使用这种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