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会资本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我国社会科学界也极为关注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开展了探索性规范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每年在理论探索和方法创新上都有不少论文和书籍问世，但是有待发展的空间还非常广阔。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社会资本研究仍局限于介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这些研究需要进一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地本土化研究，探讨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另一方面，采取应然和规范方法的研究比较多见，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仅有的实证研究也大多直接引用西方测量理论和指标，缺乏本土化的实证测量。因此，本书试图在我国社会资本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探讨。具体来说，本书将通过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来分析西方测量理论和指标在研究我国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时是否同样适用，尝试提出本土化的社会资本的测量理论和指标。

由于科尔曼在社会资本研究方面的成就影响巨大，之后的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资本，而不是用迪尔凯姆的集体性传统来解释社会资本。从那以后，人们对集体社会资本有所忽略。各学科在围绕社会网络的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上成果丰硕，但较少研究集体性社会资本的测量。中观与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政治学特别关心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经验研究，不过中观与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测量也是一个难题。在中观与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中，更突出地体现缺乏系统的测量体系这一问题。目前很少有研究专门讨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质量，也还没有经过经验数据检验的，信度、效度好的中国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

测量社会资本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于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通过对意大利20年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制度变迁对政治生活有决定性影响，而历史及社会关系对制度的成功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之后，学者们相继在各国展开了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政府绩效、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建构民主政治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社会资本作为具有重要价值的稀缺资源，已被广泛认为有助于促成良好的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的民主参与。因此，通过实证研究获得第一手材料，并提出培育社会资本的战略规划具有顺应时代要求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社会资本测量这一课题，为建立一个系统的测量体系做进一步的知识积累。

本书的研究目的，旨在通过归纳和检验已有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筛选出具有较好信度的指标；对于那些效度受到跨文化等因素影响的指标，通过比较分析、实地调查等手段来修正，并尝试增添新指标，最终建立一个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本土化的社会资本测量体系。为建立一个准确的测量体系做一些初步积累，以期将来在准确测量的基础上研究社会资本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名词首次出现于1916年，后来由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系统论述，遂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并发展为一个理论，今天社会资本变成了使用和讨论的热点。围绕社会资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它的确切定义、测量指标和解释力三个方面。社会资本的使用热潮导致它的定义过于宽泛，宽泛而没有明显边界的内涵使其不易测量，因此这个概念的工具性作用不断遭到质疑。持认同态度的学者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质疑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社会资本概念在多个学科领域被广泛地用作解释变量，如在社会学领域、经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波茨（Alejandro Portes）研究组织中的社会资本带来的负面作用；在政治学领域，帕特南研究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关系；等等。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之后解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出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测量的角度也各有差异。政治学研究需要及时地总结和检验已有的测量方法，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学科的、准确的测量体系。

西方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罗伯特·帕特南等从不同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相关关系。福山认为，“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失调”。帕特南认为，“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会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平衡国家的权力，同时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扰”。这些结论主要针对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否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和人们的政治生活？我国社会中的社会资本是什么类型，存量是多少？它在我国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经济转型时期，它对政治发展和人们在改革中的适应性发挥着什么作用？我国学者们正在用社会资本概念对这些课题进行研究。周红云利用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村落发展和村级治理的研究。赵延东就西部城乡居民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作过一次有价值的尝试。他们在我国的组织与社会层面探讨和使用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我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与发展。目前很少有经过经验数据检验的，信度、效度好的社会资本测量体系。就现有社会资本测量的英文文献而言，也并不存在一个得到研究者公认的测量体系，只是有一些指标大家都在使用，而其质量并没有去仔细推敲。不同的研究设计出了不同的测量指标，需要来自不同地区的第一手数据的检验。为了研究社会资本概念在我国政治现象中的解释力，建立一个信度好、效度好的测量体系，对现有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归纳与检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资本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和奇美尔（Georg Simmel）的“互惠交换”（reciprocity transitions）。“社会资本”第一次出现于1916年，社区改革者翰尼范发表《乡村学校社区中心》，文中在解释一个学校成功的原因时用了这个名词。翰尼范被看成是最早使用社会资本的人。

用类似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解释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的理念久而有之。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曾指出集体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阐述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马克思更进一步把人际合作关系直接视为生产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布迪厄、科尔曼和林南几个社会学家详细地探究这个概念时，它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般认为，首次系统论述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1983年他发表文章The Forms of Capital，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布迪厄的论述针对个人层面，强调社会资本存在于持久稳定的制度化关系中。这种关系的建立过程是以社会体制为基础，经历长期的博弈而慢慢形成的。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本的研究目的从解释个人行为转向通过观察个人行为解释社会系统。在科尔曼之前，经济学学者洛瑞（Glenn Loury）、约拉姆·本-波斯（Yoram Ben-Porath）、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在经济学中研究社会资本的现象。1930年，本-波斯提出“F-连接”，这种关系由家庭（family）、朋友（friend）和公司（firm）组成，“F-连接”影响了经济交换的方式。1977年，洛瑞以社会资本为方法论来论证社会资源在人力资本发展中的解释力。20世纪70、80年代，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论证社会组织对经济系统发挥作用的各种条件。1985年，以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全面批判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于组织和个人网络作用的认识。他认为经济交换嵌在（embedded）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在分析经济系统时特别关注社会和组织关系，并指出社会关系不仅是经济功能行使的基础，而且对经济活动有着持续的、独立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争论中得到了发展和修正。

1988年，科尔曼发表文章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文章吸收了上述经济学研究成果，借鉴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初步阐述了社会资本概念。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用整个章节系统和深入地论述了社会资本。其理论由于吸收了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因而着重个人的理性行为。科尔曼的定义是，“……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二是“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他主张社会科学应当以社会系统为单位进行研究，而不是以个人或者组成系统的其他成分为单位。因此科尔曼在社会层面对社会资本展开论述。这是他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贡献。与其他学者有别的是，科尔曼认为，拥有社会资本是行动者达到某些既定目标的决定因素，具有负面效应的社会结构不属于社会资本。

帕特南首次将社会资本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是一种“公共物品”，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他在1993年的著述《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论述意大利北部利用深厚的社会资本资源，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和治理机制。2000年，帕特南出版《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一书，考察了美国社会，得出美国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存量正在下降的结论。他估计，电视的普及导致大约25%的社会参与和社区参与的衰落。美国人越来越远离家庭、邻居、社区、社会组织，市民社会正在崩溃。传媒爆炸、父母工作、郊区扩展、价值观代沟等，导致社会团体数量减少，社会活动减少。日益衰落的社会资本威胁着教育质量、社区安全、诚信交往、民主政治，甚至于人们的健康和快乐。2004年，帕特南合著出版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一书，尝试回答“怎样能够扭转美国社会日益衰落的公民精神”。帕特南和Lewis Feldstein走访了美国多座城市中热衷于社会活动和重建公民精神的个人和组织。这些个人和组织在社区中积极活动并且创建出许多新形式的社会资本。这本书里描述了多种新型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正在重新塑造美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帕特南认为这些现象是美国社会中公民精神复苏的迹象。不同的是，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内涵主要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以及与之有关的态度和价值观，判断社会资本内涵的关键是看它是否使人们产生相互合作、信任、理解和同情等。实际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类似于城镇、国家中的公民精神。

帕特南的重要贡献在于，开始在宏观层面和政治学领域研究社会资本，用社会资本的存量解释政府的制度绩效、政治参与等政治学现象。他关注的是社会福祉的问题，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客观上也延伸了社会资本的解释力。诺利斯（Pippa Norris）对帕特南提出了批评。诺利斯认为在帕特南之后的很多研究用正式的组织成员资格来测量社会网络，这种测量方法局限性很大。在大多数国家，研究者很难找到非正式的和不容易接触到的社会联系，所以测量社会结构经常用教会和协会这样的正式组织代替普遍的社会组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数据也难以获得，这给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研究带来不小的困难。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由以上三位著名学者建立起来。后来的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理论进行解释、演绎、批判和发展。

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定义社会资本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和一般的认知不同，伯特认为推动个人迁徙、信息获取和资源摄取等的重要原因是联系的相对缺乏，他称之为“结构洞”。关系的强弱不是重要的原因，而是交往网络中的关系是重复的还是非剩余的。社会资本与网络限制、网络密度、等级制负相关，与网络规模正相关。他在研究中提出等级制与社会资本负相关的假说。等级制代表以一个核心人物间接联系的集中程度。集中度越高，社会资本越贫乏。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开放网络和封闭网络作为互补的社会资本范式。我国学者李煜运用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研究，证明高层文化资本通过提高网顶、扩大网差而实现网络资本扩张，同时，他在文中还论述了网顶、网差的功能等。

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波茨在1995年给出的社会资本定义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embeddedness）的能力”。波茨强调了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及网络类型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资本所能发挥的能力是理性行为的结果，也是所处的人际网络的结果。他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区分了“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资本功能，并认为消极社会资本来自封闭结构的群体。波茨和伯特的研究角度也是个人层面。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年出版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2001年发表文章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他的定义是：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他对信任的研究颇深入，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石。在一个组织中的信任是成员之间对对方常态的、诚实的合作行为的期待，社团成员共同维系大家公认的规范以及个体在组织中的任务，规范包括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和现实行动上的规范。他提出，应该明确区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和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许多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实际上并不是指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信任、网络、公民社会等类似内容是社会资本的结果，或者属于社会资本的附带现象，同社会资本相关联，不是社会资本本身。

世界银行在2000年出版一本以社会资本为主题的论文集，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写的《正规的与非正规的制度》。斯蒂格利茨从社会学组织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至少包括四方面的确切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是一种达成的共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产生凝聚力、认知力和共同意志的社会纽带。第二，可以将社会资本看作关系网的集合，即社会化的结果。第三，社会资本是声誉的聚集和区分声誉的途径。第四，社会资本包括管理者通过他们的管理风格、动机和支配权、工作实践、雇佣决定、争端解决机制和营销体系等发展起来的组织资本。”

美籍华裔学者、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2001年出版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林南的定义和其他学者的表述一致：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林南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是行动者如何选择社会关系，即行动的动机、选择的可实现性和结果，强调社会资本的回报目的。林南探讨的社会资本由“社会网络-民间参与-普遍信任”范式形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在分析社会资本时应该从人际关系入手。民间参与和普遍信任是从社会网络中产生而来。他用1997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验证其观点。结果是，市民跨区域组织参与才能构成社会资本，而普遍信任不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测量指标。

边燕杰在综合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产生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是稳定持久的；非正式的、私人领域内的关系，那些正式的组织成员关系或公共领域内的关系不属于；因为行为和情感投入而变化的，那些僵硬的合同式的关系不属于。”边燕杰对城市居民和企业进行了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

与边燕杰的观点不同，罗家德和赵延东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也称外部社会资本，是私人物品。个人社会资本包括：微观的个人关系、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个人所处网络结构位置带来的资源。集体社会资本也称内部社会资本，是公共物品。集体社会资本包括群体内部的交往网络、群体内部的互信、促成集体行动的集体结构、能创造资源的集体结构。赵延东还就西部城乡居民宏观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

中山大学刘林平反对对社会资本作过于宽泛的解释。他把社会网络资源从社会资本中分离出来。社会资本应该是使用的、用作投资的社会网络资源，社会网络资源中潜在着社会资本，不一定是现成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免费的资源，其成本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或企业）建立和维持关系网络的投资。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不统一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燕继荣认为，社会资本是多维度的，不同的定义服务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客观而言，很难说哪一种定义更加正确，哪一种解释更加合理。学者们都从自己的分析角度赋予了社会资本一种定义，而这些定义都从某个方面解释了社会资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迄今为止，就社会资本的论述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但仍然存在争论与分歧。概念的不统一给测量带来了困难。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有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第二个视角是群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关注集体层面的讨论集中在：（1）群体如何发展并维持作为集体财产的社会资本；（2）集体财产如何提高成员的生活机会。本书的工作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以已达成共识的那些核心概念，如信任、互惠等为出发点展开。

桂勇和黄荣贵曾经在进行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时梳理了国外测量集体社会资本的指标。洛克纳等人设计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包括如下维度：参与社区组织、社会支持、归属感、社会网络、非正式互动，以及参加志愿活动。洛克纳等人还指出社会资本测量困境是因为社会科学中不少概念，如集体效能、社区归属感、邻里互动、社区凝聚力及社区竞争力等，与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有重叠。奥尼克丝等2000年关于澳大利亚的研究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社区参与、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y and pro-activity）、信任和安全、邻里联系、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对差异的容忍度、个人价值（value of life）、工作联系。桂勇和黄荣贵认为奥尼克丝建构的量表包含一些不属于社会资本的指标，如安全、对差异的容忍度、个人价值、社会能动性等。纳拉扬等人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处（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世界银行的SCAT（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是较早出现的系统测量工具。后来经过改进，形成A-SCAT。A-SCAT采用7个问题来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使用11个问题来测量社会资本的文化方面。18个问题涉及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De Silva等人设计的社会资本测量的量表（SASCAT）包括参与组织、来自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及认知社会资本。其中，认知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包含信任和社区凝聚力两个维度。之后，有学者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网络、社会支持、信任、互惠，以及非正式社会控制。

桂勇和黄荣贵做的文献综述是介绍若干有价值的英文测量工具。在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前沿研究之后，桂勇和黄荣贵对上海市的社区做了实证调查。他们的社会资本指标包括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会互动、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信任、社会信任。李汉林、王琦在2001年发表的《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中也关注了社区社会资本。他们把社区理解为更为复杂的一种关系集合，提出了非区域性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概念。在社区研究中，他们强调社会互动的作用，互动越少，人际纽带关系越不具有实质作用。

1999年张文宏等在天津农村做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天津农民的社会关系网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亲缘关系在社会关系网中的重要性下降，但仍然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关系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致。张文宏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做了微观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文献。文献涉及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同事、朋友、邻里、配偶分别在感情关系、财务关系及其他支持帮助关系中的地位孰重孰轻。社会学与政治学在社会资本研究上的区别即在于此，社会学非常细致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政治学不太关注如此微观的内容。另外，经济学也经常以社会资本为方法论研究农民工群体的薪酬、工作机会等，例如，渠敬东2002年的研究考察了农民工人际关系强度为其生活带来的影响；曹子玮的论文证明，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地理迁徙、资源流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他们社会关系结构的基础，这一特征没有改变。

张其仔在1999年对一个村庄进行了案例研究。他的案例研究说明用国外方法和程序研究中国社会仅部分适用。经验数据没有验证弱关系在农民非就业领域的作用，而强关系的作用则被证实。张其仔的论文说明必须在相应的文化和制度场景中研究农民的弱关系与强关系。李沛良等也在社会资本跨文化方面做了比较研究。他们比较了2001年香港和北京城市居民社会关系网络，虽然两个城市的政治制度、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其个人关系网络的构成模式非常类似。核心家庭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在香港华人和北京市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重要。朋友的作用在其次，集中于情感帮助类型的关系。远亲、普通朋友、邻居、同事和专业咨询机构发挥的支持作用很有限。两个城市的主要差别在于，北京市民比香港市民更可能向同事或邻居寻求帮助。李煜的研究也发现，在西方文化资本多样性理论得到证实，而在中国却不能得到证明。李煜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以血缘、姻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有关。陈健民等的论文是借鉴帕特南社会资本对我国社团进行的实证研究。他对广州市160个市级社团做抽样调查。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关，样本中只有不到20%的社团属于民办社团，社团的自主性相对不高。这表明，用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国问题还为时过早。

文献研究是本书的重要研究方法。有很多中外研究进行了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工作，回顾他们的工作成果，是了解我国社会资本研究现状、我国的社会资本类型和存量的便捷途径。国外近三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比较难收集。文献搜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本书建构模型的基础。尽管学校图书馆、网络和国家图书馆等已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但是国外的最新文献，特别是近三年的电子文献、纸版书籍比较缺乏。从事社会资本研究的学者很多在香港高校和研究机构任职，或者以台湾等地作为研究对象，此类文献也不易搜集。笔者尽可能查找国内可以获得的资料。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书初步提出一种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测量方法，并发展出各个维度的具体测量指标，继而才能逐渐进行优化，最终得到比较理想的测量方法。

比较的研究方法也是本书采用的方法之一。社会资本的测量始于西方国家，后传入中国。很多学者在使用西方学者的测量方法时，都感到本土化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矛盾。我国的社会资本测量大多直接移植测量西方社会的方法，忽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影响了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测量结果也常常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与批评。有鉴于此，本书着重讨论从事跨文化研究导致的信度、效度降低的问题，并尝试通过文化分析等手段寻找原因，修正本土化的测量体系。跨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西方文化的位置上观望非西方人，而不是站在非西方人的位置上看待非西方人。不同文化熏陶下的价值观看待一种价值观，理解可能出现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跨文化研究在价值观领域的这种遭遇说明，要找到一幅世界范围的社会资本分布图，还有赖于文化方面的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初源于使用外来的量表或理念进行研究，有学者开始检讨这种研究的效度，突破西方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改变照搬照抄的思路。杨国枢指出，“应从强加式的通则性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approach）转向本土化的特则性主位研究（indigenous emic approach）”。考察不同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环境差异的跨国研究。因此，本书将比较同样的测量方法在西方国家社会与中国社会使用的效度差异，进而对适用性做原因分析。

社会资本的测量一直是相关研究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虽然已有诸多学者进行了丰富的试验性测量工作，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丰硕，甚至一度掀起了热潮，但是距离建立一个公认的、系统的测量体系还需要相当长期的研究，而且社会资本的研究者们大多是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因此，在现阶段十分有必要对已有的政治学测量方法进行一次梳理。有学者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探索，或者简要地从事过一些工作。以上社会资本文献综述的篇幅是笔者整理研究生期间刚刚接触到社会资本时的一些读书笔记，虽然不是前沿研究成果，但是它们是社会资本研究过程中不可错过的代表成果。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本书开篇的部分，希望给读者起到导读的作用，以便理解本书的主体内容。

本书将文献梳理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和丰富，在介绍的基础上检验文献中测量的信度和效度，从而筛选出高质量的测量指标。帕特南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提出了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之后的著作中不断尝试验证社会资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本书以政治学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资本，为之后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的类型和存量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做一些基础性研究。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难题。社会资本的内容过于丰富，在其中选择具有中国社会适用性的指标具有一定难度。社会资本之所以难以测量是因为它的概念抽象，内涵宽泛。另外，社会资本研究热潮也导致其定义泛滥，长久以来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确切的界定。学者们大多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提出或者选择社会资本的内涵。本书将研究范围规定在宏观层面的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对个人掌握的社会资本暂不研究。测量社会或者集体的社会资本的典范是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和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以研究社团和公共生活为主要思路。在以社会资本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美国哈佛大学仙人掌研究所设计的问卷调查中涉及多项关于文化社会资本方面的内容，如归属感、信任、容忍度、生活状况、信息、政治参与、公共政策、宗教、社团、志愿者、社区、工作、娱乐等。在繁多的项目中甄选目前经信度检验并适用于中国社会特征的指标曾经是笔者在本书写作中遇到的困难。

因跨文化而造成的测量效度降低的原因有很多，如政治、文化传统、经济和发展状况、人们的理解角度、抽样方法等都有可能成为误差的来源。本书当初预计采用比较同一量表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测量结果的方法，以及比较不同指标在同一国家的测量结果的方法来寻找跨文化差异。在分析差异的原因时，不能仅使用描述的方法，还必须寻找一些数据来支持。如果无法获得这些用以支持论点的数据，那么对产生跨文化差异的原因的论述便显得单薄。幸而笔者导师负责的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具备强大的实证研究能力，才让本书建立的指标体系有机会接受中国全国概率抽样大样本数据的检验。这样的机会实在难能可贵，本书指标体系的学术价值也因此而增加。

在写作之初，笔者曾经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家进行过讨论，专家认为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建议笔者慎重考虑选题。社会资本的本土化测量需要有人抛砖引玉。当笔者拿着预答辩稿再次请教这位专家时，这位专家为笔者松了一口气。得到专家的肯定，也让笔者在未来的研究中更有信心。本书是一项实证研究，比较社会资本测量的同种方法在东西方社会中的不同效度，并探究造成差异的原因。由于社会资本测量的复杂性，必须在不同的测量体系中提炼出一些得到不同研究者公认的核心维度，初步建立一个测量体系。然后深入探究在中国的社会里，人们对概念的认识，逐渐修正测量体系的效度。在本书出版之后，书中的指标体系还将继续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