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

骆新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这么多的同学。今天我讲的题目叫“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

据说iPhone 6快出来了，以目前剧透结果来看，iPhone 6很可能会终结两个时代：第一，终结笔记本电脑时代；第二，终结电视机时代。为什么呢？如果它有充足电力和网络支持，随身携带的这个小型的移动终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通过投影功能，享受到超高清的、家庭影院式的环境。再外接两个无线音箱，基本就可以感受准家庭影院的氛围。而现在的平面电视，未来有可能就是过气的。

此外，它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虚拟键盘。键盘是制约现在的手机替代笔记本电脑的主要原因。据说iPhone 6将来有一项技术，通过设备可以将虚拟键盘投放在墙上，形成一个光照和带触控的键盘。当然这种手机还通过投影技术放大屏幕。如果它真的能够实现技术的变化，那未来笔记本电脑就废掉了。现在写稿子、做PPT的时候，我还需要用笔记本电脑。但如果以后虚拟键盘技术能更方便地完成输入，那么笔记本电脑就没用了。更重要的是，家庭里的电视机也就没用了。何况今天收看电视节目的方式已经让我们这些电视人感到压力很大。

在东方卫视工作10年来，我经历了中国电视从低谷到高潮，再从高潮到低谷，现在又迎来一个新高潮的变化。未来电视向什么方向走？这一直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最近我们在做《中国梦之声》。另外一个SMG的团队，也在做一个节目《中国好声音》，在浙江卫视播。目前和东方卫视打对台戏的，主要是湖南、浙江、江苏等卫视，他们也有他们的团队。总体而言，我认为目前中国最好的制作团队，对电视有深刻理解的，在江苏、浙江和湖南，在上海。相对来说，中央电视台——我是北京人，我自己在中央电视台干了将近8年——在我看来，它的很多制作思路，现在是相对落后的。

我觉得技术可能会改变电视的传播。现在的很多理论，在一个新技术出来之后，可能会作废。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今天这个传播时代，更看重一些技术。技术对人类知识的改变是永恒的。当年，孔子推广了私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教育的一种新技术革新。后来私学和官学走上并轨，以朱熹等人为代表又开始建起了书院，书院制文化又改变了此前的教育格局。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没有毕昇的造纸术，没有印刷术，也没有古登堡发明的活字排版印刷，可能今天的很多文字还要写在羊皮卷上。所以一个技术的产生，它释放的不仅是传播的力量，更多的是启发了民智。今天，人们的心智之所以能够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认为跟我们的新技术、新媒体的传播是有关系的。

信息是一种权力，掌握信息的多少跟你的权力大小成正相关。过去，记忆知识的方式是死记硬背。今天有了百度、谷歌、维基百科等技术，可以进行知识的搜索。上海辞书出版社曾经出了一版《辞海》, 3年前，我去参加那个《辞海》发布会后说了一句让大家有点儿泄气的话，“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出版的最后一版《辞海》了”。因为《辞海》虽然很专业，都是学者呕心沥血的成果，但互联网传播已经颠覆了《辞海》的编辑思路。在需要去考证、征求各种人的意见，写下来、印成书的那一刻，这个知识点就已经过时了。今天，在互联网上有一种更开放的搜索方式，百度和谷歌等的每一个词条都是上亿人同时在线，随时在更新。每一个词条当中的一些细节，都开放式接受其他人的审定。

大概在2010年，我们曾经与英国的一个机构合作做了一个调查，把当时的《大英百科全书》[又名《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和当年的维基百科所提供的词条进行了一番比对。《大英百科全书》有8种语言，但是维基百科有43种语言——这个数据是2008年的，也许今年又有新的变化。当时，英国一个很严谨的权威机构写作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发现2008年维基百科的词条丰富度，远远超过《大英百科全书》。每一个词条中，共有17项指标。如果把《大英百科全书》当作一个标准答案的话，网络的17个指标中，只有1~2个部分稍微有点不完善，其余的甚至比《大英百科全书》更丰富——这就是互联网。而上亿的人免费对其进行修订，一切成本几乎都接近于零，在这个情况下，获得知识不难。

所以今天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查到知识，如何对这些知识进行挖掘和整理。这是同学们，也是我们这样的传媒人需要去做的。知识的获得已经不难，难的是怎么样去排列组合，处理知识。现在的独家新闻已经几乎不太可能了——虽然没有独家性，但如何把它重新铺陈、重新勾连、重新梳理，这恰恰是每个人、每个媒体人的工作，这就是新媒体带来的开放性和及时性。

另外，电视本身也受到了互联网极大的挑战，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电视是一个相对稀缺的渠道，在渠道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占据渠道这个上端的媒体人、传播者会有一种天生的话语优势，他习惯以教育的方式说话。比如，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由于话筒只有一个，你们都没有，所以今天我讲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正统性、权威性、严肃性、简练性，当然对你们来说也是一种压力。这个时候你和我是有距离的。但这种传播方式在今天发生变化了，由于出现了互联网，渠道变得不再稀缺了，在这种情况下，话语体系和语态就会发生改变。

我举个例子，2012年中央电视台做的一个著名节目，叫《你幸福吗？》这个传播，我认为恰恰符合新时期互联网状态下的传播方式。这个片子，不是中央电视台最早想出来的。我们当年在十六大、十七大召开的时候，都策划过这样相关的主题。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做的时候，拿孙悦的一首歌来做。也是问老百姓，在十五大以后，你们过得怎么样？到十八大，它还是一样——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典型“规定动作”。但今年做的不一样，虽然大家都在议论“你幸福吗”，说什么玩意儿？但是我恰恰认为，这是在我原来中央电视台同事们的努力之下做出来的。在我们的传统习惯和新媒体的习惯当中，发生改变就是在《你幸福吗？》这个片子当中。

“请问，您姓什么，您幸福吗？”“我姓曾”，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个回答，在电视台播出了。

我举另一个例子，央视播出了一段完整的视频。记者问一个在江边捡瓶子的老头，“大爷，您幸福吗？”

“你说什么？”

“我问，您幸福吗？”

“我耳朵背，听不见。”

“大爷，我问您幸福吗？”

“捡瓶子啊？！哦，捡瓶子我每天捡几百个瓶子，我可以卖20块钱。”

“大爷，我问您幸福吗？”

“我们村子里呢，大概每个月还给我300块钱。”

“啊，大爷，我是问您幸福吗？”

“啊，我要去捡瓶子去了……”

这是在电视台完整播出的一个段落。在学理方面，如果纯粹就调查本身而言，这个系列电视片并不能真正地反映中国的情况，换一种说法，我们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个调查来理解，它不是一个做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相对客观的结论。如果以我们当年的情况去剪这个片子的话，为了歌功颂德，这个片子我们一定会这么剪。

“大爷，您幸福吗？”“村里每个月还给我300块钱”，这个意思传递就完善了，中间的部分都不要了。

1989年山东电视台一位记者采访山东种粮的大爷，问老大爷：“大爷，您今年卖了好多粮食，您是这村里产粮的大户啊。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今年能多打这么多粮食吗？”老大爷耳朵也不大好，旁边也有噪声，他听了半天，没听明白记者什么意思。但老大爷是山东人，比较淳朴。他觉得记者采访，说“对的”就行。

“大爷您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问您今年为什么卖了这么多公粮？”

“啊，对。”

直播，怎么办？记者马上就问：“大爷，您是不是看到我们国家最近的这个经济形势好啦，国家这个敞口收购粮，您呢作为农民，您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所以呢，您今天要把好多公粮，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国家？”

“啊，对。”

谁说当记者难？一点儿都不难。只要你准备好正确答案，替他去回答，你就算成了。

但是问题是，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这样肯定不行。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同事们很不容易。第一，他要完成常规性的报道；第二，他又得把这个东西要弄得好玩儿，同时又不犯忌。于是，他就必须要关注随机性和碎片化，这是互联网时代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前的传播习惯中，我们把碎片和随机全部剪掉，因为随机和碎片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学理价值、没有调查的价值。

但是，在今天的传播环境下，如果你把它都给剪掉了，又会显得干瘪。我们那个时候，喜欢的主持人是赵忠祥老师，因为他表达的每一句话基本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到了准互联网时代，我们开始喜欢崔永元了，他几乎每一句嬉笑当中，都有一些哲理。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你会喜欢谁？你会喜欢“天天兄弟”组合。但在以前看来，一个主流的电视媒体当中，5个人乃至6个人组合是碎片化的东西，是不合适的，但是今天，恰恰就是这个碎片化，帮助了湖南卫视的成长。

今天的我们做《中国达人秀》《中国梦之声》充满了这样的感觉。4个评委全是碎片化的，艺术已经不重要了，媒体之间、黄晓明跟韩红之间的斗嘴，成了我们一大看点。所以在这段“你幸福吗？”的采访背后是一个对随机化和碎片化东西的重视。只有这种碎片跟随机的，才是最真实的。而且，可贵的是，记者并没有把它给剪掉！

记者与大爷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态和语言体系当中进行沟通。双方几乎没对上话，但老大爷通过揣测的方式，大概明白中央电视台要问他什么问题，中央电视台记者从来没有得到他真正的答案，但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产生了新的语意。只有通过这种随机性的组合，这个语意才能够出现。这就是传播，在传播的本质背后，其实暗含着很多社会的潜在的心理和更多层的语意。

中国的选秀节目迄今已经有8年之久，我感觉到了这8年来的变化。对大量的选秀节目，我们要去分析研究。2005年第二届“超女”为什么最火？为什么2012年《中国好声音》能够被大家记住？其实，传播的内容看似信息，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如果你拿捏好了，传播效果就会比仅仅通过单纯的东西要好。

2005年的“超女”与手机短信投票紧密联系。而这一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新一轮的高潮，当时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互联网的舆论开始兴起，人们迫切地希望在政治上有重大的参与感，想进一步体现知情权、参与权。由于那个时段，还没有建立起更完备的沟通渠道，民众就想通过另一种方式去表达。恰在这个时候有了“超女”的全民投票。湖南台同人非常深刻地知道，公众需要释放，释放对社会、对政治的参与。一台台手机，就构成了公众对这个节目的直接参与，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无穷大的活力。所以这一届的“超女”是被人们记忆得最深刻的。

为什么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火了？除了本身的制作精良外，“好声音”契合了人们的内在心态。4把椅子，一拍就转过来。转身意味着什么？公平。这个社会是一个强调公平的时代，你唱歌或者做一件事儿，你做得好，我就转过来要你，这个时候所谓的社会身份标志就不重要了，你会发现自己是有能力的。

为什么今天有大量的老百姓不断地因为公平问题感到气愤？因为这个社会确实也存在太多的不公平。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做电视，如果还不了解社会民众的真实意愿，做出来的传播肯定是无效的。做传播的人首先要考虑是否能找到契合和共鸣。排在第二位的，就需要把传播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效果，甚至更有趣味。我宁肯让一个东西有趣而不高尚，我也绝不让它高尚而无趣。传播要有效果，传播无效，等于无聊。但是效果的研究是要花大量的力气去钻研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在想各种方式，刺激观众的兴趣，让他进入我们的语境当中来。

我说一句可能有点儿丧气的话，传播这个职业本身，除非要做纯粹的研究，否则行业本身不需要高学历。美国最著名的普利策奖的设立者就没有什么高学历，他只是一个痴狂的新闻爱好者，是一个职业记者。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其实也没有多高的学历。传播是一个强调实操性的职业，不一定学历越高就做得越好。

我认为，人这一辈子要有三种知识。一种叫原理型知识，就诸位目前所读的书而言，这都是在学原理。原理型知识让你理解社会，就像哲学一样，可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对人认识世界、认识社会有很大帮助。

人不能总是靠原理生活。还有一类知识，叫技能型知识。我认为电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儿偏重于技能型知识。电视的传播需要考虑什么样的观众会产生共鸣，我为哪些观众服务——它属于技能，是要靠长期训练才能获得的。

第三类知识，叫人际型知识。技能型知识和人际型知识，都不是通过书本阅读获取的；原理型知识却可以通过文字和语言去吸收。今天我讲的课可能是原理型知识，但技能型、人际型的知识需要你去慢慢摸索。

如果立志做传播，不如先认真地去拍一个片子，而片子能不能吸引人很重要。今天的《百里挑一》收视率确实不及《非诚勿扰》。当然，这可能和上海与浙江、江苏的地区差异有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认为《非诚勿扰》赢在孟非、黄菡和乐嘉的组合。《非诚勿扰》看似在做谈恋爱节目，其实它本身并非谈恋爱，它是在做社会批判的脱口秀——通过婚姻的方式进行了最好的结合。而且三人的组合可以形成一个谈话场，能够形成现场的一种张力，但是两个人就稍微差了一些。

今天电视太容易流失观众，越是在这个时候，吸引观众就越重要。以《百里挑一》为例，这个节目差不多时长1个半小时，播出90分钟。现场录制要8个小时，我也要站8个小时。电视是一个脑力劳动？我告诉你，电视是一个重体力劳动。我每周都是这样过，我过了两年这样的日子了。直播行不行？直播的效果会打折扣。要通过海量拍摄、大量录制，再进行剪辑。要保证在2分钟之内，必须有一个兴奋点。如果在2分钟之内我不能够吸引住观众，观众就走掉了。

所以，不要小看娱乐节目。做新闻做了10年，我突然间改行做娱乐，才发现娱乐比新闻更难。娱乐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与人心进行博弈的过程。所以，古代的相声演员就八个字，今天如果想做好传播，也要学会这八个字——“平地抠饼，对面拿贼”。没饭吃了，有生存压力，才能成为艺术家。

我举自己的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做一个节目《谁是大擂主》，是为了填星期二空档。节目采取攻擂的形式——唱得好的歌手是擂主，其他选手要向他挑战，通过观众投票可以赢得对手的奖金。星期三、星期四是东方卫视的另一档节目《梦立方》，由我的同事程雷主持。这两个节目的收视情况，相对来说，《梦立方》有一段儿时间比我们好。按道理来说，观众对唱歌更能够接受，因为我们原来在周二做了一个《妈妈咪呀》就曾经是排名全国第一位的。但为什么到这个节目就不好呢？我们发现，观众其实并不考虑金钱的刺激，他更关心的是选手的命运。为了能够吸引观众，电视节目需要让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悬念。比如《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是否转椅子，比如《梦立方》的选手是否为了依次增长的奖金而继续挑战。今天做电视的，要学会留悬念，学会讲故事。

传播一定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东西，但它一定是靠人际型知识和技能型知识的联系而获得的。媒体这个行业是属于每天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像我这样有两年没有做新闻，等我再做新闻——其实我还是东方卫视的新闻评论员——已经非常吃力了。因为新闻需要你连续不断地关注。我觉得莫言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如果真正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一个作家和传播者，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停留在写日记的水平上；你要经得起检验，你要把文字变成作品。我们做片子也一样，要反复修改。我们现在的所有财富都是在反复修改当中获得的。

我建议放弃一切条条框框，不要用主义给学术造成制约。“主义”有时候是危险的，因为你一旦形成了某种流派，可能就会排斥其他的表达方法。也不要给自个儿贴标签，我在东方卫视做电视做了10年，这10年当中，我们经历的沟沟坎坎已经是很多了，我们曾经以新闻立过台；后来又曾经想用影视剧去取胜，现在又开始做选秀节目。没有办法，电视正在逐渐被新的互联网的点击视频挑战。

目前电视可以存活的两大理由：第一，带有直播性质的新闻。直播新闻有非常好的专业传播的传统，它可以让你通过不同的调度来欣赏节目，比如大型体育赛事。第二，综艺节目和大型娱乐节目。这些节目会越来越具有好莱坞的梦幻特色。从去年到今年，中国花费巨资购买了大量电视节目模式，当然它一定会返璞归真的。但这种巨额制作将是未来电视在稀缺的资源环境当中，进行拼抢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所以，未来电视会做得越来越精致，甚至到极致。

谢谢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