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透过两千年前孔子大同思想的叙述，我们可以领略到“天下为公”“大同为治”的公共治理精神和公正、仁义、平等、博爱社会理想类型的铺陈与建构，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进步思想家和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逐与想象。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大同意蕴”和“桃花源意境”下一跬一步从梦想走向现实的。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中国梦”建构是一部又一部充满泪水、血汗与欢愉的编年史，是一段又一段充满辉煌、苦难与胜利的集体记忆。实际上，而今所言的“中国梦”是民族复兴之梦，是强国富民之梦，是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及其民族悲情所凝聚的集体心理反映。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晚清政治变局的演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追梦脚步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经过艰苦卓绝和不懈努力，中国人民改变了百余年来“跪着的历史”而重新开始“站起来了”，不但实现了“追梦”，而且还能“飞天”了！

历史经验和既往实践反复证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良好的制度安排、科学的治理结构设计以及处理复杂而繁多公共事务的理性行为。实现“追梦”需要“内外兼修”，对内要求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和合理的公共治理结构，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和谐；对外要求合作共识、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勇做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一套成熟的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和有效供给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不但可以保障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维护一个国家的至上权威，而且还可以促进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幸福。法治昌明，治理有序，政体稳定，社会和谐，人民才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和恒心，国家的税收才会源源不断，公民美德才会发扬光大。我们知道，过分注重“我”而非“你”“他”是一种本能。但是，通过构建议事规则而充分讨论的制度能够和谐地处理你、我、他之间的关系。由“我时代”过渡到“他时代”是政治设计和政治市场成熟的表现。更为主要的是，一种良佳的制度设计能够给予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稳定而可预期的未来。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多元化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正在形成，利益平衡和利益调整成为了中国社会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命题。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人们对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如何在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促进经济高效运行的同时，解决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解决好收入分配、城乡二元结构和增长方式及其背后深层次体制问题，是中国改革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公共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公共管理的有效变革。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对等、不便利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全面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合理配置城乡公共资源、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分配机制、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均将成为走向“中国改革2.0版”的主要着力点，并以此全面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由此，立足于公共领域之上的公共管理必须扭转原有改革中的利益失衡，要求实现由“少数人先富”走向“多数人共富”；必须改变“内部人改革”的某些不合理做法，要求由扭曲式改革走向共享式改革；必须改变片面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做法，要求由单一的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综合改革；必须降低改革的不协调成本，要求剔除思想和行动中的“改革疲劳”甚至“改革厌倦”。所谓打蛇要打“七寸”，改革也要着眼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必要时需要关云长刮骨疗毒的“勇气”和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智慧”。

曾经有学者将中国古代经济和科技发达却没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称为“李约瑟之谜”（Needham's Puzzle），近来又有人将中国30多年来国民经济持续以年均10%的速度发展称为“新李约瑟之谜”。30余年来，人口红利、企业创新、资本革命引领下的经济高速增长诠释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区域差距的存在亦阐释了“中国差距”的事实，寻租腐败、生态危机、群体事件、阶层固化也演绎着不同的“中国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不断增长的信任赤字正在耗散治理绩效的累积。信任的流失加速财富的流失，持续的投机主义行为和“塔西佗陷阱”的定式化割裂着金字塔的底座。精英家族主义情结和草根义和团情绪，父辈们的追求和儿孙们的放任，可能正在解构千百年来的政治服从传统。但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任何逆流的出现都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社会转型有时用时很短，有时用时过长，但谁都知道，错过最佳发展机遇的成本和代价十分高昂。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站在“冬天不落叶的地方”，呼吸南国暴雨打湿后的新鲜空气，重新打量“南海边上的中国”，聆听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在其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的响亮话语：“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许就是先行两步了……广东改革的影响跨越国界。”凝心屏气，辗转思绪，不断思忖着广东改革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当下，广东如何缩短自身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条件下，继续提升较高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如何面对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实施创新驱动实现“转型升级”？如何告别“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实现由“人口红利”走向“制度红利”？如何建设科学行政、服务行政和法治行政，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这些可能都是“敏于行”的广东继续“先行一步”所要解答的难题和任务。从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新型改革试验区以及广东呈现出更多的地方治理创新来看，有理由相信，“先行一步”在广东永远不会成为过去时。

理论必须回答现实，现实必须回应理论。作为学术人，立足广州，放眼世界，试图在中国繁杂的地方语境下运用本土话语体系着力解读“地方性知识”和“日常性逻辑”。我们认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需要普通公众的参与和热情；另一方面需要知识精英的声音和在场。变革当前尤其需要知识精英们的专业素养和改革技术，需要依赖关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知识人可贵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作为以学术为业的研究者们，我们应该告别那种脱离现实生活的玄虚的致思方式，以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学术伦理和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立足公共生活、直面中国现实问题，从而确立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旨趣和学术路向。

作为以学术为业者的研究者，我们需要：第一，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必须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学术使命，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意识、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执著的事业追求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征程；第二，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必须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术胸怀，拒绝“坐井观天、闭门造车”的学术姿态，不断吸收古今中外的文明精华，演绎和归纳不断推陈出新的社会实践；第三，淡泊名利、业精于勤，必须具备一以贯之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精神，用生命呵护“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真谛，并坦然面对生命得失，豁然对待人生进退，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勤勉严谨的思维、科学专业的精神理性观察和审视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公共生活；第四，捍卫真理、关怀民生，必须具备关注现实的学术指向和关怀民生的学术伦理，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妙手著文章”，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寻找学术旅途中的洞穴之光。

中国梦，民族梦，复兴梦！守护中国精神，拓展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生态优美”的梦想照进现实，让“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愿景得以充分实现。作为集体智慧的一份学术产品，《广州公共管理评论》连续性学术辑刊希望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细微的努力和贡献。共向中国梦，共圆中国梦，共享中国梦！中国梦，我的梦！

陈潭

2013年7月28日

记于广州麓景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