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占领时期的右翼势力与反共排华活动

第一节 冷战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方针的转换

一 右翼团体解散令

从1945年8月末起，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兼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领美国军队对日本进行了为期近7年的占领。9月22日，美国政府正式颁布了《美国初期对日方针》。11月3日，美国总参谋部（JCS）也向麦克阿瑟发出关于日本占领和管理的《基本指令》。两项指令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确实使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及对世界和平安全的威胁（概括为“非军事化”）；第二，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且有责任的政府，必须支持美国的目的，尊重他国的权利，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概括为“民主化”）。[1]按照美国当局的指令，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GHQ）先后颁布了《关于撤销限制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备忘录》（即“人权指令”）、《五大改革指令》、《禁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弘布之备忘录》（即“神道指令”）等一系列推动民主化的法令、法规。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又发布了《人间宣言》，[2]表示“朕与尔等国民利害同在，休戚相关，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依据相互敬爱与信赖，并非神话传说中的把天皇视为现人神，因此日本国民优秀于他民族，具有支配世界和他民族命运的虚构的观念”。[3]

1946年1月4日，GHQ向日本政府下发了“解除军国主义者公职，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的第一号指令，以及《关于解散特定政党、政治结社及政治团体之件》。内中规定：（1）《波茨坦公告》指出，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2）为履行此项《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政府对下列一切人等免除公职或官职：①积极倡导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及侵略的分子；②一切极端的国家主义团体、暴力主义团体、秘密爱国团体及其相关联团体的骨干分子；③在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及大日本政治会中活跃的骨干分子。另外，指令和备忘录的附件中还具体划定了“极端的国家主义团体、暴力主义团体、秘密爱国团体及其相关联团体的骨干分子”的范围，具体指：①这些团体的创立者、高级干部和理事；②占据要职者；③刊行物和机关报刊的编辑者；④自发捐赠多额款项者。

其中，对“军国主义者及极端国家主义者”的划定是：①攻击或协助抓捕反军国主义者的分子；②对反对军国主义政权的人员施加暴力，或唆使，或亲自动手的分子；③对日本政府的侵略计划发挥积极重要作用，或者言论、著作、行动体现好战的国家主义、对外侵略的活跃人物。[4]

1946年1月5日，大日本一新会、大日本兴亚联盟等27个团体首批被命令解散。GHQ发言人发表讲话称，“秘密结社是推进日本侵略主义的重要角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的军阀和超国家主义经常培养和保护这些团体，鉴于日本政府不能自动采取适当的措施，所以，今天由占领军司令部扫清这些团体，采取防止这些势力今后再干预政治、影响政治的措施……依据本指令，在政府组织和各种团体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即使不作为战犯起诉，但他们对日本国民具有重大而且恶劣的影响力，对日本走上支配世界的战争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对这些人员和团体必须予以追究”。[5]

同年2月9日，根据GHQ的指定，大日本赤诚会等119个团体第二批被宣令解散。2月22日，又有45个团体被解散，75个团体被禁止进行集会或结社。这样，到1948年5月，被明令解散的右翼团体计有233个，另有一部分团体被禁止活动。被解除公职的右翼人物达49340余人，其中，作为A级战犯嫌疑被逮捕或追究战争责任的有德富猪一郎、大川周明、进藤一马、葛生能久、桥本欣五郎、鹿子木真信、儿玉誉士夫、平沼骐一郎等人。

被解除公职的著名右翼人物有：井上日召、头山秀三（头山满之子）、橘孝三郎、本间宪一郎、清水行之助、影山正治、寺田稻次郎、三上卓、三浦义一、佐乡屋留雄、小沼正、许非氏利、松木胜良、茂木久平、铃木善一、下中弥三郎、津久井龙雄、安冈正笃、衰田胸喜、斋藤响、赤尾敏。

二 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

1946年3月4日，英国卸任首相丘吉尔接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邀请，到杜鲁门的家乡小镇富尔敦进行了一场演说，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的那一边，“无处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6]这就是著名的“铁幕讲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而且逐渐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甚至军事的对立。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先后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国家，分别是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双方剑拔弩张，朝鲜半岛笼罩在武装冲突在即的雾霭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战争也初见分晓，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势力和影响势必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而化为乌有。美国为了控制朝鲜半岛的局面，巩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域的强势地位，意识到日本的战略地位，而且，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易于驾驭和最便捷的国家之一。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日本拉进西方营垒，使其成为亚太地区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桥头堡。于是，改变对日占领政策提上日程。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劝告案》，从“对抗共产主义扩张政策”的观念出发，强调转换美国占领政策的必要性，决定变更“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占领方针，转换为“优先发展日本的经济”和“允许其发展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军事力”。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做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之决议，决定美国将在亚洲“行使影响力”，“帮助亚洲非共产主义势力掌握主导权”。[7]这样，从1948年开始，美国在着手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的同时，对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进行了全面排斥和无情打击。

1948年3月31日，GHQ军政部下令封闭山口县的朝鲜人学校，接着，神户、大阪、东京地方当局也下发了同样命令，引起神户、大阪等朝鲜人学校的不满。4月24日，神户市数千名朝鲜人涌向县厅要求当局撤销歧视朝鲜人的命令。驻神户美军司令贝茨（译音）立即宣布此事件为“非常事态”。美军第八军司令官艾克尔伯格在会见记者时无中生有地宣称，“此次神户、大阪的骚乱，确实是出于共产党的煽动”。[8]按照占领当局的意图，警察机关出动拘捕了1700余人。进入1949年，日本又爆发了“三大事件”，即下山（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自杀事件）、三鹰（三鹰车站内列车突然失控，造成人身伤亡事件）、松川（松川站附近列车脱轨事件）等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右派报纸、电台立即把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宣称是日共所为。警察当局迅速出动逮捕了多名共产党员及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严重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多人死刑或无期徒刑。事后查明，除下山系自杀外，另两起事件均出于“美国的谋略”。[9]1949年7月19日，美国民间情报教育局顾问易尔茨（译音）到新澙大学讲演，煽动从大学里驱除共产党员教师，由于各大学的强烈反对，当局的计划才没有得逞。但是，从1949年秋到1950年春，仍有2000余名小学、初高中教师被解雇。

更有甚者，1950年5月3日，麦克阿瑟在宪法纪念日的讲演中，猛烈抨击日共，指责其非法性。结果导致6月6日吉田内阁颁布了对24名日共中央委员的公职解除令。6月7日，又解除了《赤旗》报主编审人员的公职，日本共产党不得不再次转入地下。

在占领当局反共排共的压力下，日本工人运动遭受重挫。据史料记载，1946年，参加劳动组合的人数为157万，到1949年下降为102万，而进入1950年，劳动组合的人数只剩下29万了。[10]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评价，“1949年是（日本）战后史中最黑暗的时代”。[11]

在反政治民主化的逆流中，日本当局打着“维护经济秩序”的幌子颁布了《警察法》，该法与战前和战时体制唯一不同的是，将中央集权的警察管理体制改为国家管辖和地方自治体管辖的双轨体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立即指令吉田茂内阁组建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并扩充海上保安厅，这就是今天日本陆、海自卫队的前身，一大批退役军官、军人又重新成为这支武装力量的骨干。

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战后一度蓬勃发展的和平民主运动遭遇挫折。本来就对美国式民主政治不感兴趣的日本政治家及决策当局乐得美国政策的转变，在积极配合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颁发了一系列逆民主政治潮流而动的反动法令，诸如《国民道德实践要领》、《防止破坏活动法》、《刑事特别法》、《公职追究解除令》、《保安厅法》、《罢工规制法》、《独禁（垄断）法改正》、《恩给法改正》、《教育二法》、《警察法改正》、《秘密保护法》、《防卫二法》等。这些法令一公布，曾被开除公职的帝国军人、右翼骨干、警察要员等纷纷寻得机会钻进政府机关及警察队伍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开始出现复辟和回归战时的逆流，日本现代史称“走回头路”。

在日本政治“走回头路”的过程中，特别是解除了对战争责任者的公职追究，一大批旧政权的政治家、官僚、财阀、司法、警察以及右翼团体的骨干成员冒出了地面，开始走向社会，参与政治。早在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的1950年10月13日，就有一万余名被开除公职的战争责任者恢复了职位。到1951年末，21万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中，有201507人获得了重新谋求公职的机会，甚至获得竞选议员的法律认可——它预示着旧战争势力在日本政坛和社会各界的重新复苏。

三 东京审判对右翼势力的宽容和放纵

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争罪犯进行了为时一年半之久的审判（以下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判定为“对和平有罪”、“反人道罪”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它弥补了一战以来国际法的不足，确立了国际行动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犯罪事实，也教育了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客观上支持了日本战后蓬勃发展的民间反战和平运动。但是，由于东京审判自始至终由美国主导，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的国益优先主义。特别是由于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演化成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对立，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和GHQ有意袒护对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昭和天皇，致使一大批理应被严肃追究战争责任的天皇身边重臣、政府官员、垄断财阀、帝国军人逃脱了法律的惩处。在对右翼巨头的处理上更是网开一面，为战后右翼运动的复苏埋下了隐患。

1.对A级战犯的右翼巨头网开一面

东京审判开庭之前，负责审理战犯的GHQ国际检察局（IPS）根据各方面的情报，逮捕了100余名A级战犯嫌疑者。但是，1946年4月29日，却只向法庭提供了28人的起诉书，其余全部释放“听候传讯”。而在此之前，GHQ就释放了皇族和财政界A级战犯嫌疑者6人。进入1947年，由于冷战局势的进展，GHQ对战犯的审判“急速地失去了热情”。[12]1947年6月，GHQ参谋二部部长威洛比（极端反共主义者、佛朗哥崇拜者，绰号小希特勒）向检察局和法务局提出一份《关于不起诉50名主要战犯嫌疑者之件》，要求对50名军政财界人物免予起诉，但认为右翼巨头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是“极危险人物”，应该继续拘禁。国际检察局认可了这份文件，并于当年8月释放了23名A级战犯嫌疑者，9、10月又陆续释放一批，只剩下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在内的19名A级战犯嫌疑者未予起诉。1948年12月24日，法庭又以“未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为由，将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等19名A级战犯嫌疑者（其中2人狱中死亡）释放。右翼巨头儿玉誉士夫等人被释放，“以后来发生的洛克希德事件为标志，组成（日本）战后政治史的暗流”。[13]

另外，在被起诉的25名A级战犯嫌疑者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原陆军部的人员，文官仅8人，右翼人物为零。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一名文官外，6人是陆军部人员。作为A级战犯唯一被起诉的右翼思想家、鼓动家大川周明，因在法庭上莫名其妙地发了“疯”，结果被免于刑事追究，其人后来又活跃在右翼运动的思想战线上。

可见，东京审判根本没有触及右翼势力的皮毛，战争时期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摇旗呐喊的右翼势力顺利地逃脱了正义的惩罚。尤其是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等右翼巨头，战后一跃成为右翼运动的“总舵主”，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从中可以略见一斑。

2.对石原莞尔的庇护

石原莞尔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其人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积极策划以武力手段吞并中国东北，炮制了《满蒙领有计划》、《战争史大观》、《世界终战论》等法西斯理论，并伙同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要员，策划了吞并中国东北的柳条湖事件。石原转为预备役后，又组建了右翼团体东亚联盟协会，网罗徒众，鼓吹侵略，为日本充当亚洲盟主摇旗呐喊。东京审判时，依据其人的所作所为，理应作为战犯受到审判。可是，在起诉战犯的名单中根本没有石原的名字。有史料证实，尽管参加审判的中国司法人员极力主张把石原列入战犯嫌疑人的名单，但是，国际检察局却对起诉石原毫无兴趣，甚至荒唐地以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作为“根据”，判断石原无罪。因木户日记中有一段石原“激烈地批判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名义下发的‘阵地训’，激怒了东条”，[14]所以受到排挤，而被编入预备役的记载。国际检察局因此“给予石原正面的评价”。而对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因国际检察局“只想限定15名左右的被告人”，“被告太多甚是麻烦”，所以，就以当时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替代”。[15]石原莞尔也就躲过了法律的制裁。结果，以石原莞尔为大旗的右翼团体——东亚联盟协会很快复苏，成为战后右翼的中坚力量之一。

3.以解除公职替代法律审判

联合国对德意志法西斯的纽伦堡审判中，对177名被告判处142人有罪，这其中，不仅包括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军人、支持战争的政府官员以及财界巨头，也包括右翼运动的宣传鼓动家、思想家和右翼团体骨干成员。可是，东京审判没有判处一名右翼骨干分子有罪。除了以战犯嫌疑逮捕、后又释放的儿玉誉士夫等右翼巨头外，其他大多数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右翼巨头，如井上日召、头山秀三、橘孝三郎、本间宪一郎、清水行之助、影山正治、寺田稻次郎、三上卓、三浦义一、佐乡屋留雄、小沼正、许非氏利、松木胜良、茂木久平、铃木善一、下中弥三郎、津久井龙雄、安冈正笃、衰田胸喜、斋藤响、赤尾敏等人，不过是以开除公职替代了法律的追究（还有些职业右翼运动家根本没有公职）。而且到了1948年，GHQ又明令解除公职追究令，他们又获得了介入社会、介入政治，甚至介入政权的机会，使旧右翼势力在战后不久就重新抬头。不仅如此，那些被判处有罪的帝国军人、政治家以及曾参与右翼团体活动的军政界人物等也很快被释放，如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贺屋兴宣、桥本欣五郎、平沼骐一郎等都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前释放，这些人又成为战后右翼运动的旗帜或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