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心态的分析水平

一 社会心态与中国社会心理学危机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这种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速度都属罕见。随着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文化冲击、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多元都充分凸显，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现代都市社会在同一时空中汇聚交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财富分配、地位变动、价值观念更新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个体行为、集体行动。所有这些现象和特征都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影响并形成独特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

然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却表现出“集体失语”。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基本上很少关涉当下的现实话题，在公共领域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几乎听不到社会心理学家的声音。

社会心理学家“集体失语”的原因在于国内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体系实际上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体系，使用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延续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习惯于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看作是普世的问题，进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规范”研究，这就使得国内社会心理学家仅仅能够有限地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而把宏观社会的心理层面的探究排除在外。这种没有中国现实问题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模式，在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背景下无所作为，不能进入中国学术讨论的视野，也无力参与学科对话。中国的社会心理学陷入危机而不自知。

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所说的，“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在于实证研究或理论建构方面，而在于它将自身社会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和理论的内容。除了方法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之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将美国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心理学语言，并将其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怀着比较研究的目的来吸纳那些来自美国的文献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接过了另一个社会的问题和传统，我们就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退居于一个狭隘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了，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相脱离使我们对之毫无兴趣”（莫斯科维奇，2011）。在莫斯科维奇看来，社会心理学家在“证明众所周知的事情”（莫斯科维奇，2011），也就无法与其他社会科学对话，从而表现为“专业无知”（莫斯科维奇，2011）。

如果说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之一表现为不关注“中国社会”的话，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危机则来自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本身遇到的危机，即表现在多数研究停留在对“个体”心理的探索，而缺乏对“社会”心理的研究，这与主流社会心理学所继承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有关。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G. W．奥尔波特（Allport, 1968）宣称，“社会心理学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人的实际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在场的影响”，F. H．奥尔波特认为，“没有一种群体心理学在本质上和整体意义上不是个体心理学”（Allport, 1924）。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把社会理解为个体的相加，实质上否认了“社会”心理的存在。莫斯科维奇批评说：“社会心理学家常常问是谁将个体进行社会化，但却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是谁将社会进行社会化的呢？”（莫斯科维奇，2011）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而主流社会心理学把社会心理学理解为“行为科学”，关注的是个体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是如何行动的。他指出，“我们应当将行为置于‘社会’当中，而非将‘社会’置于行为当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心理学领域是由社会主体构成的。“社会主体是指那些创造自己的社会现实（事实是他们唯一的现实），并形成彼此间团结的纽带以及差异性的群体和个体。意识形态是他们的产物，沟通是他们交换和消费的途径，语言则是他们的通货”（莫斯科维奇，2011）。豪格和阿布拉姆斯（2011）也指出这种把社会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的还原主义是社会心理学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化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必须从找回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入手；而对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来说，必须找回中国社会心理学的“中国社会”。在此背景下，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就属于这样一种探索的结果。

二 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现状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心态的提出应该是对中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因为许多社会心态研究都非常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意识。近年来，社会心态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引起了百姓的注意，而且政府决策机构也把对社会心态的干预写入国家发展规划（王俊秀、杨宜音，2011）。社会心态研究不同于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及其综合层面来探讨社会心理，意图摆脱社会心理学危机。

虽然多年来社会心态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杨宜音，2006），社会心态的相关文献和调查的数量也不少，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心态研究进展缓慢，缺乏深入的研究，社会心态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却又意义含混的概念”（杨宜音，2006）。目前，大量的社会心态文献“没有在一定的学科或理论平台上来讨论，不同学科对于社会心态的解读难有交叉，沟通和交流困难”（王俊秀，2008），对这一概念缺少学理上的缜密分析，“跳过概念的讨论径直描述各种所谓的社会心态现象或探讨其调控措施”（马广海，2008）。社会心态研究虽然有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和问题意识，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也就未能体现社会心态的基本结构和知识体系，更没有用来指导研究的社会心态理论，因此很难形成在一定学科框架下的规范研究。

要深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出现的社会现象、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就必须从在社会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心态的特点入手，而社会心态的研究和实践，急需在概念界定、理论启承、研究范式、学科发展、核心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达成共识，形成社会心态研究发展的基础平台，使得后续的社会心态研究和实践水平能在这一平台上不断得到提升，不断累积研究成果。

三 社会心态的分析水平

以转型社会为对象的社会心态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不但要继承社会心理学的传统，也要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社会心态研究既要研究个体也要研究社会，这就无法绕过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何为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这也是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不约而同提出的问题（莫斯科维奇，2011；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他们提出，主流社会心理学仅把他人在场作为“社会”是不够的，应该研究那些作为社会运转及其中关键操作过程的社会现象（莫斯科维奇，2011）。

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2009）提出，社会现实可分为三种水平：第一种是微观水平的社会现实，是面对面的人际互动。第二种是中观水平的社会现实，包括两种基本结构类型的社会组织：社团和范畴单元。社团又分为组织、社区和群体三种基本类型；范畴单元是指社会区分，如年龄、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第三种是宏观水平的社会现实，它由体制领域、分层系统、国家以及国家系统构成。体制领域是指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结构的社会体制，包括经济、政治、血缘关系、宗教、法律、科学、医学、教育等方面，用以适应内部、外部环境中的突发事件。

分层系统围绕资源在人口中的不公平分配、人们分享资源的不同形成阶层。国家则是由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构成的地缘政治单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通过关键体制领域的互动来形成，如经济和政治活动，也通过内在联系的社会分层系统来实现。这三种水平的社会现实互相嵌套：人际互动嵌套于社团和范畴单元，社团和范畴单元嵌套于国家和国家系统。在这种嵌套关系中，较大的社会结构能限制较小的社会结构；反过来，中观水平的社团和范畴单元是由人际互动建立的，宏观水平的体制领域由社团的网络构成，分层系统由范畴单元的集合构成。最后，社会结构显示文化。

我们可以用图2-1来呈现乔纳森·特纳的这一思想。

我们可以用特纳的三种社会现实水平来分析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同时，对比特纳的三种社会现实水平，我们会发现，它们与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2011）针对传统实验社会心理学划分的四种分析水平非常吻合。

杜瓦斯的第一种分析水平是个体内水平，这种分析水平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的认知，个体知觉如何对社会环境做出评价，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如何行为，但不涉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就属于这一水平。第二种分析水平是人际和情境水平，关注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过程，而不考虑特定情境之外的社会位置，凯利的归因理论属于这一分析水平。第三种分析水平是社会位置水平或群体内水平，不同的社会位置对特定情境产生影响，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属于这种水平。第四种分析水平是意识形态水平或群际水平，关注社会成员的信念、表征体系、价值观和规范，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研究就属于这种分析水平。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特纳的人际互动的微观水平对应的是杜瓦斯的第二种分析水平，即人际和情境水平；特纳的中观社会组织水平对应的是杜瓦斯的第三种分析水平，即社会位置水平；特纳的宏观水平基本对应的是杜瓦斯的第四种分析水平，即意识形态水平；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个体内水平（intra personal level）的问题并不是社会问题，因而基本上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于社会心态的研究来说，其所要面对的社会正如特纳所分析的，包含三种水平，甚至更多（如国家间、社会间），而应该借鉴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杜瓦斯的四种分析水平的社会心理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要采用杜瓦斯所说的不同分析水平的联合的方法，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宏观的社会心态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