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的“独身主义”

罗检秋

五四时期，“独身主义”一词逐渐流行开来，实践独身生活的青年男女也有增多之势。20世纪90年代初，拙作曾注意这一现象。近年相关论文主要追溯了知识女性独身论的思想源头。笔者以为，五四时期的“独身主义”与精英思想的关系仍待研究。独身主义不能等同于“废婚论”，与近代激进思想的关系不宜高估。它既是一种思想主张，又是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潮波及一些知识女性及其他青年男女，其思想背景也较复杂，需从多层面再加研究。

独身现象由来已久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元素，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流形态。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存在一些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如独身、军事化组织或宗教机构。“独身”有广义、狭义之分。五四时期就有人指出：“广义的是和一切家族、朋友、亲戚，都断切关系，不通问闻，不相往来”，如出家和尚。“狭义的是专指不结婚而言。其他如社交、事业、行动等，仍和平常人一样。”本文所论仅就狭义而言，即那些本可结婚成家，却因种种原因而坚持不婚者。

独身现象的成因千差万别，比如人的个性、经历、家庭等，但与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不无关系。中外社会普遍存在因宗教信仰而独身者，此外近世西方“不婚之伟人”亦多。20世纪初年，梁启超注意到西方“哲学家笛卡儿、巴士卡尔、斯宾挪莎、康德、霍布士、陆克、卢梭、边沁、斯宾塞，科学家奈端（牛顿）、斯密亚丹”等，“皆终身独居之人也”，并谓“吾以为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也。而早婚与多婚二者之陋俗”则宜革除。他对极端的婚姻现象均不以为然。反观中国，“不婚之伟人”非常罕见，“多婚”之“伟人”倒是比比皆是，而被迫不婚则是下层社会的常见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社会伦理的差异。

中国历代正史的众多人物传记罕见男性独身者（高僧传除外），却有专门的贞女、节妇传。这些固守贞操的独身女性被描述为自觉恪守儒家道德的模范：许多节妇从一而终，含辛茹苦；许多未婚女子以不嫁为贞洁，终身不字。她们的行为既表现出自觉、自愿的特征，又是社会和家庭推助的结果。后者包括儒家对女德的褒扬，政府旌表贞女节妇的制度，佛教及民间宗教关于来世和命运的信仰，父系家庭制度和童年订婚习俗等。

贞女节妇现象与儒学教化分不开，却是社会环境促成的。汉魏以后，封建政府采取了救济办法，以维持贫穷节妇的生活。明清两代，旌表贞节妇女成为制度。明太祖还诏定对守节者“除免本家差役”。清政府注重旌表贞节，各地官绅也采取了救济措施。有些族规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苏州席氏义庄对壮年守节贫妇，亦准给米，如有年幼子女，照口发给，子壮其子停给，孀妇不停。自乾隆以后，在江南一些较富庶地区，地方官绅建立了“恤嫠会”“保节局”。同治年间，朝廷开始建立“全节堂”，收养年30以上的节妇贞女，由政府拨给生活费用。节妇贞女入堂以后，不能无故出堂。最初兴办“全节堂”者为保定府和天津县，后来发展到其他地区，或称“保节堂”“清节堂”“立贞堂”“贞节堂”等，有的州府多达十数个。至1931年，江苏一省以贞节命名的救济所仍有19处，每处数十人、百余人不等。事实上，进入贞节堂者只是守节妇女的极少部分。同时，清末官绅倡导节烈的努力并未减少。1896年，上海绅士秦荣光、康逢吉为倡导寡妇自愿守节而创立“保节会”，印发规条数十份，以宣传、推广。江苏各级官吏闻风而动，上海县令黄承暄特令刊印大批示条，由保节会填明节妇身份，贴于门前：“上海县正堂黄示：此系孀妇某氏，自愿守节。闲杂人等，不准闯入，如有匪徒诱逼再醮等情，许保节会董禀究不贷。切切特示。”直到1917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修正褒扬条例施行细则》仍对从一而终、未婚守节乃至自杀殉节的妇女予以褒扬。五四前夕，“天津采访局所采天津七县内贞节妇女，呈请核奖者竟有二百七十余名之多”。

与囿于传统伦理的贞节妇女不同，19世纪以降，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南海、顺德等县出现了新的女性独身群体——自梳女。她们就业于附近的缫丝厂，“家无贫富，女子皆能采桑缫丝，一日所得，多则可七八角，小（少）者亦三四角，乡间生活程度，固不若城市之高，以此自给，卓然有余。彼辈既有所恃，又以嫁人为人间最羞耻之事，于是遂相约不嫁。即为父母所强嫁，亦必不落家。不落家者，嫁后不与丈夫同寝处，越日仍归父母家，与同党姊妹为伴，谓不失落于夫家之意也”。这些不愿结婚的女子，先是力求自行梳辫为髻，以示终身不婚。如果自梳不成，被父母“强嫁”，则退而成为“不落家”。自梳女通过“自梳”仪式与未婚在家的女青年区别开来，又没有融入已婚的男女之中，而成为游离于正常社群之外的独特群体。自梳女不再居住在父母家里，而是一群女子同在“姑婆屋”中生活，直到终世。

自梳女与传统贞节妇女虽然都是独身，但自梳女不是被动践行“三从四德”的模范，而是主动与传统伦理相背离，不能得到家族社会的认同。不过，自梳女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经济依靠，人们只能对其自梳不婚见惯不怪，任其生息。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人数众多，有的县可达数千之众。

中国的独身现象源远流长，有的地区已经相沿成习。贞节妇女和自梳女与儒家伦理的向背不同，但均以洁身自守为立身信条，以婚姻或改嫁为羞耻之事。她们的另类行为根植于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之中，也与思想观念相关，但与近代激进主义尚无明显牵连。进而言之，晚清以降的独身现象及其思想内涵，与康有为等人宣传的“大同”理想、无政府主义并无必然关系。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大同思想对近代婚姻新潮产生过实际影响。传统女性洁身自守的观念代代相传，积淀于文化传统之中，影响了近代女性的婚姻心理，从而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另类。这类现象在五四时期也没有消失。

不同的“独身主义”者

五四前后，有的青年高谈独身主义，甚至“预言二十世纪之社会内，概守独身主义”。声势所及，乃至以思想调和、稳健著称的杜亚泉也说“鄙人颇信其言之将实见（现）”。在“主义”遍地的五四时期，“独身”俨然成为“主义”，成为新潮青年的时髦。

独身主义的倡导、实践者只是极少数青年男女，但既以“主义”自命，则与默默无闻的独身者略有差异，蕴藏了一定的思想内涵。天津觉悟社的张若名曾是力倡独身主义的新女性。她罗列了独身主义者的种类：第一种人以为“人生的至情，不应施诸一人”，要立于众生之中，永放光芒；第二种人如佛家一样“以独身救全世”；第三种人相信“现在世界上不能发生极平极合式的——知情意三样都合中间还要有一个贯通的精神——婚姻”，所以宁愿“独身以终”；第四种人“眼界太高，一时寻不着佳偶，所以才变成独身主义”；第五种人“有独身癖的”，因为孤独成性，或把婚姻看得极淡；第六种人怕受家庭拖累；第七种人是遇上伤心的境遇，被迫独身；第八种人是为了在社会上做具有牺牲性的事业，不结婚以完全尽瘁于工作。其实，上述种类有时并非界限分明，如第二、第八种人都是为了牺牲自己以救世，第三、第四种人都只是暂时的独身主义，第五、第六种人的心理也有相通之处，第一、第七种人虽然处境大异，却未必是真正的独身主义者。张若名自己也认为，第四、第六种人遇上合适的条件，就可能不会独身了。

李宗武也分析了一些人主张独身主义的原因：“一得不到满足自己理想的配偶。二有鉴于别人恶婚姻的痛苦，恐自己也入此漩涡。三恐怕受经济的压迫——恐结婚后家庭负担过重。四以独身当作高洁者。五为避孕妊之苦。六要努力发展自己的能力，不愿受婚姻之累。”这里所列一、三、六项与张若名所述完全一致，二、五项的实质内容也与其所列有相同之处。就研究讨论来说，对独身主义的成因条分缕析固属必要，而就践行独身主义的个案来看，其原因可能不止一端，往往兼而有之。

严格来说，上述有些人并非真正的独身主义者：一是所谓因条件所限，暂时怕受家庭拖累而以独身为权宜之计者，一旦条件改善，就会结婚成家。他们主观上不赞同独身生活，只是不得已暂时独身。二是新潮青年在言论中将婚姻与事业对立起来，声称以独身来尽瘁于事业，服务社会。众所周知，天津觉悟社和湖南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均声称信仰独身主义，而事实上均无果而终，“独身主义”有时成为婉拒异性的堂皇之词。时过境迁，他们纷纷进入家庭生活。“觉悟”了的张若名如此，天津觉悟社的其他人也不例外。20世纪出现了一些独身的著名知识女性，而她们早年的感情经历仍是待解之谜，未必一开始就信奉独身主义。因之，事业型的独身主义或许仍不离婚恋主题。

独身主义的思想背景较复杂，张若名、李宗武等人的分析涉及婚姻制度、经济条件、个人信仰、生育观念等诸多方面，而主要与婚姻问题、两性伦理相关，根本上源于改革婚制、女性解放思潮。独身主义流行的关键原因是现在不易求得“一个合于人生真义的婚姻”，而所谓“时髦的自由结婚”，也不易做“思想、感情、意志三种结合”，令人不敢相信。李宗武所述一、二项独身原因直接起源于人们对婚姻本质的新认识，与五四精英提倡的爱情婚姻、人格独立完全契合，而其三、五、六项原因也与五四新知识的传播相关，反映了妇女解放思想，即以经济独立、发展个人能力作为妇女解放的途径。卷入独身主义时潮者既有知识青年，又有文化较低的城乡青年。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独身生活的主要实践者，不是引人注目的知识女性，而是默默无闻的青年男女。其中有些接受了新思想，而大多数对新思想一知半解，甚至茫然无知。关于独身主义者的分类，研究者的依据不同，种类自异。独身现象的根本问题是婚姻，而独身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对婚姻问题的主观认知。如果根据独身主义者对婚姻的感知来看，似可作如下区分：

第一种情形是，对个人不幸婚姻的抗争。1916年，上海一位21岁的女青年“通中西文艺”，不愿嫁南市机厂主朱某的侄子为妻，且不听父母劝告，不愿嫁人，“决志修道”。因不幸婚姻而想独身者不限于女性，还包括男性。比如一位名叫镜影的男青年，在年幼时由父母做主定亲，结婚十五六年了，却与妻子毫无感情，深受不良婚姻之苦，最终下定决心离婚。对于离婚后的打算，自云：“像我尝过这种婚姻痛苦的人，总觉得抱独身主义为好。即或要娶吧，不一定要找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只要不十分笨；更不一定要找貌美而时髦的，只要不十分丑。最要紧的，就是要性情相合。然而在这种戴假面具的社会里，总不如抱独身主义好。”婚姻不幸者未必一辈子独身，有的或许只是一时的想法。但五四时期试图以独身来解脱不幸婚姻者确实也不罕见。

第二种情形是，因恐惧婚姻生活而主张独身。一些女青年反感旧婚姻制度，而新的两性关系仍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同样不能给她们带来美好憧憬，以致害怕进入婚姻生活。浙江女子师范学生魏瑞芝没有婚姻经历，而其《吾之独身主义观》一文，既尖锐批评旧婚姻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又担心新婚姻“眼光不远，目标难准，美满虽有，而不多见。被诱者有之，受骗者有之”。总之，对不和谐的两性关系非常“苦闷”。故她主张独身，其理由即（1）女子出嫁，不能自主。（2）女子常易受男子的欺侮。（3）常常被强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4）夫妇未必都能意气相投，家庭的快乐难期。（5）一有家室，便顾家庭而忘社会。魏女士把独身当成对于男子的自卫手段，视男子为仇敌，不愿意和他结合、组织家庭。

上述两种情形反映了一些青年在接受新思想之后，虽不满旧婚姻状况和婚姻制度，却不能实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尴尬处境。当时中国仍然是家族社会，女性就业、求学尤其困难，青年男女不可能完全忽视家庭的作用。正如当时人所云：“一方面因亲权的专制，儿子要解散已成的婚约，大概为父母所不愿。”另一方面，一般社会认为，男子要求解除婚约，大概总是女子相貌、性情有缺点，“女家便以为于名誉有亏损，遂非与男子对垒不可了”。家庭在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上仍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往往成为婚姻自由的障碍。一些青年女性在个人奋斗经历中，虽可像李超那样拒绝早嫁、冲破家庭阻力外出求学，像天津觉悟社成员张嗣婧那样投身新潮，却因旧家庭的种种压力而病死。这些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一方面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却受到传统社会制度和习惯的重重限制。在思想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中，她们不得不走上消极反抗之路。有的人选择了激烈的自杀，一些人选择了较为理智的独身。她们是直接因个人婚姻问题而变成了独身主义者。就思想源头来看，上述两种情形与五四思潮甚至西方思想不无关联，却是现代中国社会环境的直接产物。当时一些人及后来研究者涉及这类现象时，多聚焦于五四思潮及西方女权学说的传播。不过，其中有些论述不免将间接因素视为直接动因，或许有夸大了新思潮作用之嫌。

此外第三种情形是，一些青年以独身生活为时髦。一些女青年并没有经历痛苦的婚姻，却憧憬着独身的乐趣，于是约邀志趣相投者，以独身主义为标志。如1916年底，南京“有富家少女15人，组织一会，曰不嫁会。会中规则，不但以终身不嫁为誓，且禁为种种冶艳之姿态。故其装饰，一以椎鲁质朴为尚”。1917年春，江阴西门外某女校八名女生也秘密创立“立志不嫁会”，订立章程。“以立志不嫁，终身自主为目的”，规定，“凡会员均有劝人立志不嫁之义务，且有保守本会不使泄漏（露）秘密机关之责任”。“既入会，当不参预人之婚姻事。若私与男子往来，经觉察后，立除其名”。该校校长侦悉此事后，对八名女生大加训诫，谓“男大须娶，女大当嫁，此人伦之天职也。若守不嫁主义，则蔑视己身，沦丧人权，不爱国之甚也。于是该会顿遭取消”。1919年，上海又出现了女子不婚俱乐部，据报道：

 

寓居上海八仙桥之女学生蒋某，江苏南通州人，毕业中校，现执教鞭于沪上之某学堂。前日心花怒放，异想天开，发起女子不婚俱乐部，入部年龄资格定章20岁起到40岁止，每年公缴部费六元，得享有部中权利。惟当入部之时，须有部员介绍，且于志愿书中预先填明“誓不婚嫁，如有故违愿，甘罚洋六百元”字据。闻已组织就绪，将于近日开幕，并请名人演说，宣布不婚乐趣。

 

这些人多是追求时髦生活的女青年，未必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她们只是在青春年富之时，享受不婚生活的乐趣。她们并无明确的思想信仰，不要说对当时的激进思想，即使是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主张也知之不多。在她们的潜意识中，独身生活正如时装一样，不妨追趋潮流。一旦时装不再新潮，便会迅速将其扔弃一旁。

第四种情形是，社会风俗影响下的独身现象。近代以来，以不婚为理想的宗教性独身主义已经淡出，执著于儒家伦理的贞节妇女也不如以往受到推崇，但与之类似的独身现象并未消失。广东自梳女至民国年间仍不罕见。番禺“女子近来多持不嫁主义，尤好联结闺中腻友彼此赁一屋以藏身，名之曰‘娘子屋’。此等女子专靠绣花织麻度日，父母无权与其议婚。近来冈山乡有12名少女因‘父母逼婚太过’，一起在‘娘子屋’中服毒自杀”。这些不嫁女子，与原本流行的自梳女并无不同，显然受当地自梳习俗的影响。这些女性与五四新潮关系不大，基本上是沿袭旧俗。五四时期，极少数以独身为高洁的青年，如朱谦之、杨没累二人那样保持相爱而不同居的“纯洁的爱”，虽声称“独身主义”或“唯情主义”，而潜意识中也许受传统性伦观念的影响。一些女子不愿进入男人的“污浊世界”，其心理或可借用《红楼梦》主角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一语来描述。

在上述两种情形中，个人婚姻问题的困扰表现得较为间接，世风、习惯成为更直接的决定因素，与新思潮的距离也相对较远。独身主义虽然看起来颇为新潮，其中有些人直接受五四思想的启发，有些则与新思潮没有明显关联。“独身主义”一词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思想在旧社会中掀起的层层波澜。但即使在新潮之中的青年，其思想背景也较为复杂，而不限于近代激进主义。

并非精英思想

独身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婚姻主张看似相近，实则不同。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清末民初一些人提出了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激烈主张，有的还提出废除婚姻制度，但“废婚论”或“废婚主义”与独身主义仍然有别。独身主义者基本上拒绝与异性生活，即使与异性交往，也必须以爱情为基础。而“废婚论”者认为：“废止婚姻，为了两性自由结合，不受形式的限制”，“儿童公育”则是第一步办法。他们主张废除婚制，不过是废除法律和形式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并不是否定男女共同生活。“废婚论”的理论依据不一，而与无政府主义的“不婚”“群婚”主张没有大异，也与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具有一致性。借用后世的语言，“废婚论”与享乐主义、性解放没有大异。这种废其名而有其实的群婚理想与独身主义迥然不同。

当然，一些独身主义者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不满现有婚制和婚姻状况，与五四思想不无契合之处。同时，提倡独身主义者以女青年为多，一些人视独身为反抗男权压迫和束缚的途径，因此独身主义与女权运动密切相关。张若名认为：从事“女子解放”的人，必须以之为终生事业，有一心一意为大多数女子求解放的志愿。具有这种志愿的人，要有“一点特殊的精神”，“按现在的中国情形说，要打算做‘女子解放’急先锋的人，最合式的还是抱‘独身主义的’”。独身主义并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但在一些人看来，它有助于从事解放事业。妇女解放非一日可成，头绪纷繁，任务艰巨。在张若名看来，婚姻问题远不如经济独立、“智识供给”重要，如果在“女子解放”事业中太注意解决婚姻问题，则可能本末倒置，分散精力。反之，经济独立、“智识供给”解决了，婚姻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提示了独身主义与五四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在同一性。

然而，独身主义并非五四思想的原型。五四知识精英虽力倡男女平权、婚恋自由，重视女子教育和独立人格，却不以独身主义为理想和解决途径。独身现象不像自杀那样受新文化人注意和担忧，但独身主义被五四精英否定则是比较清楚的。陈独秀讨论青年自杀问题时指出：“各国政府深恶痛绝的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说他们是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倒是真有两个可以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他们却不曾看见。这两个思想是什么呢？一个是独身主义（我以为不婚主义和独身主义是两样），一个就是自杀。”陈独秀没有专论独身主义问题，但不难发现：其一，他明确反对独身主义，指出其对社会有害无益。其二，他认为独身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较之无政府主义更能使社会破灭。其三，他之所以将独身主义与自杀相提并论，是因为在他看来二者一旦“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哪里还有别的现象、别的问题发生呢？”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认为独身主义不同于“不婚主义”。近代“不婚主义”虽无结婚形式，却有两性关系，有儿童公育和社会延续。清末无政府主义者论“不婚之说”云：破除传统的淫贞之说后，“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为了解决生老病死问题，又多办慈善事业，设立产妇院、养病院、娱老院、育婴院、幼稚园等公共事业，不婚之男女平时出其余财资助之，“有事则入居公院”，“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种理想显然与五四时期的独身主义不同。后者不仅没有结婚形式，而且没有其内容。因之，独身主义没有儿童公育问题，其生老病死问题仍依赖于原有社会机制来解决。

五四新潮青年中，尽管也有人主张独身主义，但批评的言论也比比皆是。瑟庐等人的专文肯定独身现象与文明程度的提高相适应，现代一些女青年“口中每喜欢说自己要抱独身主义”，虽未必实行，但可见她们对自身地位不满足。“这种举动，可说是对于社会的一种反抗，确系促社会改革的动机。”故独身虽不可取，而“由这种动机而来的独身，我以为却是一种可以乐观的现象”。就此而言，独身主义可谓伴随女权运动而生的必然现象，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并不赞同独身主义，认为其毕竟是一种“文明病”，对于女权运动的发展尚非有利无弊，新妇女界“主张独身主义者的增多，仇视男子心理的普遍，已为人人所共见。这种现象，实在是性与个性冲突的发端，如果不加防遏，将来或许不免与男权专制时代的祸害，没什么轩轾，也是难说的”。因之，在他看来，独身主义的出现不完全是坏事，却不能任其发展。

周建人的看法与此类似。他认为，独身是个人的自由，他人不必妄加批评。有的事业家、学问家一生匆匆忙忙，不知不觉过了独身生活，虽令人惋惜，却不必评论是非。同样，因经历了痛苦的婚恋而自愿独身者也无可厚非。他注意到，近来因女子教育的发展，谋生能力的增强，又接受了新思想，一些女子不满旧家庭制度，以独身的喊声表示对“男子专制旧家庭压迫的反抗”。故独身女子的出现也是社会进化现象。但他认为，独身和结婚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分，“恋爱和结婚，并不见有污浊，因此也不能认独身为特别高洁，只是极平常的一件罢了！”他尤其不赞成以独身主义来从事女权运动。认为与其高喊这样的独身主义，“不如把这能力，移作改造家庭”。

显然，独身不是改造旧家庭制度的途径，这种认识在李宗武那里得到了较详尽的阐释。在他看来，独身主义也不利于个人发展：“一般独身者，大概以为不结婚，便可发展个人能力。殊不知其他方面，因此失掉夫妇子女的互助，蔚（慰）籍，娱乐，以及其他一切家庭幸福。殊不知有许多个人事业，须夫妇子女的互助，才能达到目的。固执独身主义者，不知不觉之间，把人生陷于冷酷、岑寂、惨淡、沉默、没趣的境域，或竟因此误视世界上一切对象，都含有恶意；世界上一切运动，都是危险。于是所谓黑暗世界，亦就因此实现了。”因此，青年应积极地改造社会、改造旧家庭，而“独身决不是个人发展的捷径，独身决不是改造社会的良药”。周作人也不赞成以独身来发展个人事业，指出古今的政治家、社会运动家、学者、艺术家“诚然不乏独身者，但其中当还有别的缘故，未必全由于热心事业或学问之故：这些人的成功并不以独身为比例”。他劝告青年“不必以童贞生活为理想”，“亦无故取独身办法之必要，连有志于大事业（但非冒险的）或大学问的人在内”。

某些人信奉独身主义既不是家庭、社会所迫，又非以此来发展个人事业，而完全是因为个人“独身癖”或“以独身当作高洁”。对这种禁欲主义者的另类生活，有的新文化人尚能予以理解或同情，有的则指责其有害无益。刘延陵在《新青年》撰文提倡“伦理的婚姻”，认为男女之欲为“自然之性”，是善德，“生殖传殖之能”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极端的恋爱自由，犹如有耳有目而淫于声色，固然不妥。而“独身主义塞绝性觉（男女之欲），则更同于挖目割耳。天下有违逆自然之事，则违逆自然孰愈于此！违逆自然而为不善不德，则不善不德孰甚于是！”在他看来，独身主义不仅有悖自然的人性，而且抛弃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损害人类文明的延续。这种看法不免夸大了独身主义的负面影响，但得到陈独秀的基本认同。他认为，独身主义只有少数贤哲才能做到，一般人则不可行。贤哲行之，尚无大害。而对一般女性，“今不以教育职业先之，猝尔教以放弃为人妻母之责任……岂为社会之福？”鲁迅更担忧独身主义者自身的心理变态。他批评教育当局管制青年学生的做法是“寡妇主义”，认为“青年应当烂漫，非如他们的阴沉”，青年不要在精神上“未字先寡”。他虽未论及社会上的独身主义，但显然没有视之为正常生活。在他看来，“不得已而过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鲁迅不是针对独身青年，但显然也不赞成独身主义。

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婚恋自由，人格独立，这些都是五四思想的主旋律。它们以不同渠道流播于青年之中，给人们产生了思想上、心理上的空前震动。但五四思想未被青年学生完全准确地接受，当时及后世的一些青年只看到五四思想对传统冲击、对新思想执著的偏激一面，而忽略了五四思想调和传统、立足现实社会的一面。一些改革旧婚制、旧家制的青年也对五四精英思想存在误识，在尚无合适解放途径的条件下，只能以独身作为临时解决途径。故周作人指出：“独身主义，据我想来不是一种主义，只是一种办法。”独身者“只因个人或社会的关系，不得不用这种手段，所以我说是一种办法”。独身主义反映了一些青年接受、实践精英思想过程中的变异和误区。这正如近代中国许多“主义”一样，倡导者和实践者自身对其尚缺乏了解，只是人云亦云地借用“主义”一词。

五四“亚文化”

独身主义与儒家道德背道而驰，与五四新文化具有同一性，却不是五四时期的主流文化。不必说独身主义受社会舆论非议，即使在新潮青年中，也不是主流观念。陈鹤琴对江浙学生的调查表明，赞成或有条件赞成独身主义者为数不多。

从所答理由来看，276位答卷人当以男性居多。囿于儒家伦理，中国古代男性主动独身者十分罕见，五四以后却明显增多。40年代，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深入细致地揭示了男性面对婚姻的复杂心理。现代男性主张独身的原因不一，从择偶因素来看，当时有人认为与男女择偶变化相关：一方面，现代男性“不愿和智识程度相差太远的女子结婚”；另一方面，那些新女性“已从和蔼、温顺、美、爱、富于同情等美德离开，而渐向自慢、倨傲、刚愎、冷酷、忍心这方面去了”。男子成家后，非但不能得着温柔和蔼的安慰，反而引起许多烦闷恶感。同时，现在的新式女子又丧失了俭约的美德，而趋于奢侈，入不敷出，不能不使男子负担、受累，男子“有了这些恐怖，觉得独身生活，到比结婚生活自由安闲得多”。“于是要不独身，也做不到了。”这种说法大体属于前述“因恐惧婚姻生活而主张独身”者一类，揭示了现代男性赞成独身主义的重要原因。

五四后提倡、讨论独身的青年有男有女，但践行者主要是女性。就性别而论，青年学生对于独身主义的态度存在着差异。1930年，燕京大学对男女学生的调查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就反对独身的意见来看，男女生差距不大，明确赞成独身者则女生多于男生。这种似乎矛盾的数据可能因为答卷的设计、统计方式不同（男生的答卷列有中立项），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其一，女生赞成独身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女性的婚姻自主、婚恋自由的程度较男子仍低。女性赞成独身的比例之高，反映出社会现实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五四时期，许多女青年虽然接受了新思想，却不能摆脱束缚她们的社会环境，只能选择独身主义。其二，无论男女，独身主义均不是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思想主流。换言之，独身只是新青年在旧社会中万不得已的选择。独身主义远非五四新文化的主流，借用当代语言来说，它只是五四新潮中的“亚文化”。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独身主义”是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不乏洁身自守的传统女性，与当时的激进思潮了不相涉；有些人则直接或间接地受五四思潮的影响，融入到女性解放和改革婚制的潮流。这方面，没有证据表明独身主义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存在关联，它与无政府主义及“废婚论”也有本质的区别。唯其如此，独身主义也不会随大同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低落而消失。独身主义并非五四精英思想的原型，而是其流播过程中的变异，映射出五四思想的间接渗透。它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即使在青年学生中也不例外。事实上，即使到了三四十年代，五四思想虽已深入知识群体，并且广泛流播于市民社会，独身女性仍然不易获得人们的理解或认同。独身现象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与近代激进思想的关系不宜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