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潘振承家族的崛起与发展

潘氏家族的崛起是以潘振承成功经营同文行为基础的。在获得巨额财富之后，潘振承带动了家族文化的发展。坚实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家风及文化氛围，家族成员科考的成功，促使潘氏家族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不断增强，为家族的崛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艰苦开拓

约在1735年，潘振承来到了广州，开始了艰苦的打拼。据族谱记载，潘振承“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遂寄居广东省，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陈商喜公诚实，委任全权。迨至数年，陈氏获利荣归，公乃请旨开张同文洋行”。清代重仕抑商，族谱对于官职等记载详细，对于这位闻名于世的国际巨商的从商经历却仅有寥寥数语。潘振承任职的陈姓洋行具体叫什么名号？何时始全权代理业务？何时成为一名行商？又何时创立同文行？族谱均含糊其词，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做出尽量合理的推断。

据范岱克教授研究推测，18世纪40年代，潘振承主要致力于在马尼拉与西班牙人的贸易以及往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出海贸易不仅艰苦，而且充满了风险，翻船事故时有发生，潘氏族谱对此类事故亦有记载，如潘崇礼“贩货南洋，归帆遇风，全船不幸，公遂遇险”。清代儒学家陈寿祺专门为潘振承写的传记中亦记下了他出海遇飓风的事件：“君氏潘，讳振承，字逊贤，一字文岩，泉州同安人。早孤家贫，附估舶泛海，遇飓风，飘荡不知去所，惟念母，日夕哀号，忽风转泊番禺，遂止焉。逾数日，舟再发，复遇风覆溺，独君已登陆免。”可见，潘振承出海贸易亦曾遇险，只是幸运地躲过了劫难。有为写的家世诗亦反映了其父振承出海之艰辛：“伯兄哉生尚未齿，我父岁以海为市。接踵生我窘无比，一携一抱驱臂指。”有能、有为分别出生于1742年、1744年。诗中正是反映其父18世纪40年代出海贸易艰苦而忙碌的生活。

潘振承在打拼时期的生活是非常节俭的。有为的家世诗也反映了这段时期的缺衣短食，他们兄弟俩晚上睡觉只能同床共被（“家贫葵藿苦不供，身披败絮雨辄烘。朝出操椠肩背从，夜则共被无春冬”）。振承妻子周氏对他非常支持，过着“钗荆裙布去雕饰”的艰苦朴素生活，并且“日课女红夜乃织”，日夜劳作以帮补家用。潘氏一家非常团结，节衣缩食，同甘共苦度过了入粤之初的艰难时期。清著名文人陈寿祺为振承撰写的传记（《诰封中宪大夫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晋赠资政大夫军功加三品衔兵马司正指挥加四级文岩潘君传》）对此有载：“治家俭勤，率夙兴晚寐，遍课家人事，至老不辍。子弟妇女燕居不得衣罗纨，冬布夏葛而已。”振承的节俭意识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取得成功并在河南（现广州海珠区）建了宅第之后，依然保持省吃俭用。一个欧洲人甚至嘲笑他“一天两顿饭只值一西班牙银元”。他是坐船去商馆上班的，他就在船上解决饭餐，以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

潘振承在陈姓洋行兢兢业业打拼多年，已具备了独立经商的能力。他何时取得行主的信任“委任全权”呢？1748年的一张瑞典地图上标示了潘启官的商行所在位置。据范岱克教授考证，此商行应属于陈姓行商，名为“达丰行”。可知振承于此时已获陈商“委任全权”。然前文提及香港中文大学英籍学者Weng Eang Cheong考证，年轻的启官（Khequa）于1736年开始代广州“Qouycong”商行签订合同。这位启官是否即为刚入粤的潘启官？若是，则表明他入粤后先在“Qouycong”行，后又进入“达丰行”任职。两商行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考证。然而可以确定，潘振承50年代已以掌管达丰行的行商身份与外商签订合同。

机遇总是留给有拼劲、有准备的人。潘振承经过十多年的拼搏，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与外商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8世纪50年代，广州的对外贸易生机勃勃，外国来华的商船数量大增，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掀起了来华贸易的热潮。潘振承审时度势，把握商机，牢牢抓住了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机遇，除兼顾马尼拉的贸易，同时还拓展了与丹麦、瑞典等国的贸易。1752年后，潘振承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外国对华贸易的档案资料中。1753年，潘启官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时签订了3份合同，表明他的生意开始做大了。其中一份是生丝买卖合同（1192担，每担175两），一份是关于丝织品1900匹和南京布1500匹的合同，另一份茶叶合同是与寿官等几位行商共同签订的。可见潘振承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外贸生意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二 家门兴盛

如果潘振承一直为陈姓商人打工，历史上就少了一个著名的行商家族。潘氏家族之所以能走向兴盛，是以同文行的崛起为起点的。那么曾在中外商界叱咤风云的同文行到底何时才成立的呢？中山大学周湘教授考证如下：“陈姓行商于1742年病逝，未几，潘振承提出了承充行商的要求，潘家的同文行开张了。”《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一书中亦认为“潘启创设同文行的时间至晚也在1743年以前”。然而，1743年至1760年间，似乎没有任何关于“同文行”的相关文献记载。

笔者根据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century Chinese Trade一书所刊载的合同，可知潘振承在18世纪50年代一直是代表达丰行与外商签订合同。1755年9月、10月及1757年9月，潘振承与“瑟官”（瑟官为振承五弟振芳，又名瑟）共同代表达丰行与丹麦亚洲公司签订了3份合同，表明潘振承此期间仍在达丰行任职并全权经营，亦可证明此时同文行仍未成立。1756年，兄弟俩又与法国公司签订购买西洋参的合同。直至1759年9月24日，达丰行与丹麦亚洲公司签订关于武夷茶买卖的合同仍是潘启官签名（合同上有“达丰行”字样）。这些合同充分表明了潘振承是一名十三行行商。难道达丰行属于潘振承所有？据史料可知，达丰行属陈姓商人家族，但并不排除潘振承全权代理达丰行对外贸易事务的同时，已成为其合伙人并拥有了一定的股份。18世纪50年代，达丰行的掌门人为陈正，1761年开始改由陈贵观掌管。而族谱记载：“陈氏获利荣归，公乃请旨开张同文洋行。”疑团至此得以解开，达丰行掌门人陈正1760年左右引退，潘振承于同年申请设立“同文行”。这正好解释了为何直至1760年之后，“同文行”才开始出现于中西方文献档案中。通过长达20余年的资本积累，潘振承终于成立了独立的商行。商行命名源于其家乡地名，“同者取本县同安之义，文者取本山文圃之意，示不忘本也”。

同文行成立的这年（1760年），潘振承联合其他8家洋行商人向清政府呈请恢复设立“公行”。潘振承被清政府委任为“公行”首任商总。自1760年成立“公行”，潘振承开始担任行商首领一直至其病逝（1788年），共出任商总28年，是广州“一口通商”存在85年间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行商。这期间，他对外开拓市场，推动了同文行蓬勃发展，使之成为广州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商行之一。潘振承通过捐纳获得候选兵马司正指挥的官衔（六品官），并加三品顶戴，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清楚地认识到，商人无论多富有，社会地位依然低下。潘氏家族作为一个移民家族，在当时崇尚科第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侧重于以科举为主旨的传统文化教育，以此提高整个家族的文化品位，以高人一筹的面貌出现，才能融入当地社会并跻身于名门望族。为此，他不惜大手笔地投资教育。他在1760年欠了10万两银，荷兰人声称，他耗费了大量的金钱来支持他的儿子们去当官员（大概是他聘请了导师，为儿子们去参加科举考试而做准备）。这年，在他身边的长子有能18岁，二子有为16岁，四子有度仅5岁（三子有勋在福建），这次应试的准备主要是针对有能和有为两兄弟，可能是准备参加乡试。由此可知，潘振承在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之初，就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

潘振承的决策对潘氏家族的家风形成起着奠基的作用，并对家族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他的用心栽培下，长子、二子均考取了邑庠生，而二子有为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乾隆三十三年（1768）成为优贡生，三十五年（1770）中恩科举人，三十七年（1772）考中进士。有为一路青云考中进士，意味着潘家不再只是富商之家，他们与文人、官员从此可以更为平等地对话。此后，潘家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社会关系网进一步得到了拓展，这对于家族商业的发展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1788年，潘振承辞世后，四子潘有度（见图2）继承父业成为第二代行商，在贸易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时的潘氏家族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潘氏家族在为商、为学、立身处世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家风。在潘正炜（见图3）成为第三代商行掌门人之前，整个家族基本保持着兴旺发展态势。

三 开基建祠

潘振承在商海拼搏了近40年，家族生意趋于稳定。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振承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广州之河南（今广州市海珠区）购置大片土地，广建屋宇祠堂。一个大家族要增强凝聚力，建祠堂、置族田、修族谱是最为有效的途径。据清人陈寿祺《诰封中宪大夫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晋赠资政大夫军功加三品衔兵马司正指挥加四级文岩潘君传》，振承致富后“营大小宗祠，置祭田，友爱群弟，同曾祖以下五房，岁时寄赀，故土分赡之，赒其婚娶丧葬……”可见，振承家族观念极强，致富后顾及“同曾祖以下五房”。他首先建了潘家祠作为入粤的潘家祖祠，同时置祭田，接济族人，极大地增强了家族凝聚力。

（一）潘家祠

1776年，潘振承建成潘家祠，这是他入粤后安家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祠堂建筑群坐东朝西，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长70多米，规模宏大。作为潘家移居番禺（今广州）的开基祖祠，它自建成以来就成为家族的根。它是家族祭祀祖先、举行家族庆典活动的中心，起着维系宗族体系的重要作用。

每个远迁的家族，在接受当地文化习俗的同时，总会保留一些原生习俗的印记。入粤后，潘氏的饮食习惯等慢慢为本地人所同化，唯婚庆、丧葬等礼仪依旧按福建家乡的习俗。这从潘正威在其著作《怡怡堂诗草》的记载可得到证实：“余少由闽入粤，居久，遂家焉。惟冠婚等礼，尚从闽俗。”

潘家对于闽俗的保留，直接影响了潘家祠的建筑风格，使之成为闽南与岭南建筑风格的融合体。其总体布局分为三路双护厝（中间三路，左右两侧为“从厝”）带后楼，格局与闽南地区的传统大厝的布局基本一致，汇集民居与祭祀功能于一体：中间一路为主要的祭祀场所，左右两路及护厝供族人居住。其建筑风格则融合了闽南建筑与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潘家祠主建筑的丁头拱出挑承托寮圆（挑檐檩）是闽南地区穿斗式构架常见的出檐方式，其挑梁及烟炙砖等都极具闽南传统建筑特色。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客厅的墙脚以清水烟炙砖砌就，连接砖块的灰线中间圆润地凸起来，两边则凹下去，做工非常精美而特别。而祠堂中间厅堂所用的青砖、右厝的蚝壳窗（见图4）、左路的满洲窗等均为岭南建筑风格。再以祠堂左路为例，其顶落的屋面坡度较缓，且“阴阳坡”比较明显，与闽南传统大厝的屋面做法比较相似；其中路的屋面坡度亦符合一般闽南传统建筑的屋面坡度，其梁架也是闽南风格。然而，其后楼和护厝的屋面坡度则与闽南风格有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后楼为两层的建筑，而闽南传统大厝带后楼的实例极少，后楼为两层的更是极为罕见。而岭南传统建筑中则有较为相似的后楼实例。综上所述，潘家祠是以闽南传统建筑风格为主，但为弥补闽南传统建筑相对低矮的不足，升高了建筑的高度，并加建了后楼，在窗户等细部建设中装饰融入了一些岭南的文化元素。

潘振承在他亲自督建的房子中，融合了家乡闽南及岭南本地的元素，体现出其兼容并蓄的胸怀。这座祠堂，曾来往过无数的达官贵人及西方大商家，见证了潘家的崛起和辉煌。

（二）潘氏家庙

第二代掌门人潘有度继续以潘家祠作为家族活动中心，置尝产，接济族人，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团结互助。嘉庆十二年（1807），潘有度向清政府申请退休，结束同文行的经营，并将家族的财产与六房兄弟作了分割，自此各自营生。这是潘振承家族从繁盛的顶峰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的重要转折点。分家7年多后，潘有度被迫重新出任行商，将商行更名为“同孚行”，以区别于未分家前家族共有的“同文行”。其四子潘正炜接管商行之后，在紧挨着潘家祠的南面建造了潘家大院，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院内专设“潘氏家庙”。同一家族在同一地只能有一祖祠，故这一家庙是祖祠的分支，主要为四房成员所共用。至此，四房成为潘家繁衍最为昌盛的分支。

潘家大院为三路五进，汇集民居与祭祀功能于一身：中路为厅堂，由前至后依次为头门、二门、家庙、老太太厅、神厅。家庙两侧为民居，含卧室、偏厅、客厅、厨房等，家庙与民居有青云巷相隔，青云巷起到采光、防火、通风、排水的作用。据广州民俗专家崔志民介绍，家庙的规格比普通祠堂高，要经官方批准才可以建。潘氏家庙的规格之高从其室内的木雕（见图5）及封檐板之精美可见一斑。

上文提到潘家祠具有兼容性的建筑特色，潘氏家庙同样留下了潘氏家族兼容的文化特质。潘正炜作为一位世界性的商人，在经商中融汇中西，其打造的家园虽以岭南传统建筑为主调，却也兼具西式的建筑特色。它的砖木结构、青砖石脚，以及大院门口的趟栊门，均是当时广州流行的西关大屋风格；屋顶的龙船脊、镬耳封火墙、精致华美的封檐板以及室内美轮美奂的木雕，亦体现了岭南建筑的传统风貌；而东路第二进厅堂安装的天花吊顶，则完全是西式的建筑特征。潘家发展至第三代，已成为融合中西、亦商亦儒的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