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为政府增强信息公开和透明度、提升在线服务质量、促进在线参与和网上互动等提供了利器，并在最近几年得到迅猛发展（郑跃平、黄博涵，2016）。2011年被称为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此后政务微博如井喷般蓬勃发展，并成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主要载体（马亮，2012）。政务微博也是“政府2.0”的主要实现手段，为推动政府的透明、问责和响应创造了巨大机遇（马亮，2014）。首先是公安微博异军突起，新闻类、政法类和团委等系统的政务微博紧跟其后，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尽管2013年以来微信大有取代微博的发展势头，但是作为一个开放共享的互动平台，政务微博仍然是各级政府部门同民众在线互动的主要平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7）。因此，研究政务微博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各级政府都对政务微博重视有加，并将其作为推动政务公开和舆情引导的重要手段。2013年6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务微博应用的通知》（川办函〔2013〕114号）规定，省政府各部门和相关单位要开设政务微博。2016年8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微信建设的通知》（皖政办秘〔2016〕136号）要求建立“全省政务微博微信矩阵”。虽然政务微博颇受各级政府重视，但是其发展状况却千差万别。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政务微博，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维护和创新，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许多政务微博的粉丝量为百万甚至千万级，一跃成为明星微博或“大V”，大有“振臂一呼，一呼百应”的带动效应。但是也有数量可观的政务微博一开通就死，不是沦为无人问津的“僵尸微博”或“睡眠微博”，就是半死不活而难以持久。为什么政务微博会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别？哪些因素可以解释政务微博之间的差异？

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表明，公安微博的开通时间同政府规模、互联网渗透率和政府与政府间竞争效应等因素有关，而同财政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电子政务水平等变量的关系不大（Ma,2013）。对中国地级市的研究显示，政府所开通的政务微博数量同人口规模、财政资源、行政级别和府际竞争等因素紧密相关（Ma, 2014）。对省级政府的分析显示，人口规模、用户需求和政府与政府间竞争等变量是影响政务微博开通数量的主要因素（Ma,2016）。但是，政务微博的开通与否、开通时间和开通数量等都反映的是其采用状况，而采用后的实施情况则尚未得到系统研究（Zhang et al.,2017）。一些学者对政务微博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了影响其活跃度、互动性和影响力的因素（Zheng,2013），但是仍然有待基于大样本数据的量化检验。

与本文最相关的研究来自一项对欧洲15个国家75个地方政府的研究，显示其使用脸书（Facebook）的活跃度主要同城市特征和用户属性相关，而账号的互动性则同其活跃度及上述这些因素都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城市人口规模与政务社交媒体的活跃度正相关，但是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通过互联网跟政府打交道的比例和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等则与其负相关，城市电子政务就绪度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则与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以日均推送数为依据，南欧国家的政务社交媒体明显比北欧国家的活跃度更强，说明国家文化对政府社交媒体产生一定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南欧国家普遍面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施加了更强的透明和问责压力（Bonsón, Royo & Ratkai,2014）。

本文将从政务微博的供需视角出发，提出影响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并利用中国地级市的多源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我们理解政务微博采用后的行为和绩效，并为推动政务微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在以下部分，本文首先回顾已有文献并提出理论框架以及可供检验的研究假设。其次，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变量和研究方法。再次，报告本研究的主要分析结果。最后，对本文的核心发现进行讨论，探讨其理论启示和政策意涵，以及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