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发展·

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江西省丘陵地区为例

仇童伟

摘要：本文利用江西省2006年和2011年农户调研数据经验检验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江西省的丘陵地区，职业分化激励了农户的土地租出行为，风险偏好促进了农户的农地租入和抑制了农地租出行为。此外，职业分化也激励了风险规避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入户租入更多的农地。本文认为当前应着力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户非农技能培训；健全规模经营奖助体系，提高农业经营收益。

关键词：农地流转 职业分化 风险偏好 丘陵地区

一 前言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地流转作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其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1]目前中央政府也在积极鼓励促进农村土地集中，推动农地形成适度规模。已有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在稳定土地收益、解放农村劳动力、下沉公共服务、构建市场机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5]但是，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依然面临来自农户家庭特征、[6]农业兼业化水平、[7]非农产业发展状况、[8][9]土地产权制度安全性、[10～12]交易费用[13][14]及农地社会保障功能[15][16]等方面的制约，这些问题造成土地流转规模不大、结构不协调、流转契约不规范等问题。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土地流转总面积为3.4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6%，较2008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但流转形式仍以熟人间流转为主，市场化程度并不高。[17]这不仅制约了农村发展，还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农地流转区域比较方面，罗志光（1991）研究认为，过去十几年虽然平原、盆地农村的农业经营研究有了较快发展，但丘陵地区的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丘陵作为平原、盆地和山地的连接地带，既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和较贫困地区的边缘，又是城市商品经济、盆地农村商品经济向山地和高原推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商品经济一体化不可逾越的地带。[18]因此，剖析经济欠发达的丘陵地区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推动农地流转和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还是能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农就业越发成为促进农地流转的重要影响因素，[19]Yao （2001）、Jin et al. （2006）和叶剑平等（2006）认为非农产业发展带动的农业劳动力流转激励了农户农地租出意愿，[17][20][21]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农户越倾向于租入农地，[17][22]许恒周、石淑芹（2012）也认为农民进入非农行业导致的职业分化激励了农户农地租出的意愿。[23]因此，职业分化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重要因素。[24][25]此外，许恒周、石淑芹等（2012）认为农民从事的职业不同，面临的风险也不同，从事高风险职业的农民可能和收入水平低的但没有面临风险的农民对土地均有一定的依赖。[23] 注1Leonard et al. （2001）和Tu et al. （2011）也认为农户公平感或信任感有助于提高农户农地流转行为，[26][27]而风险降低引致的农地生产性投资可能导致农户租入更多的土地和减少租出。[28]因此，在考察职业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时，农民风险偏好发挥着重要作用。

注1：虽然许恒周、石淑芹（2012）提到了农户职业分化可能是通过农户风险认知影响到农地流转行为，但该文并没有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风险偏好的具体影响机制。[23]

那么农民职业分化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该过程中风险偏好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鉴于农民职业分化和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可能存在的重要影响，2006年和2011年由荷兰皇家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部共同资助的SURE项目“Sustainable Natural Resource Use in Rural China”开展了对江西省鹰潭市和上饶市围绕这一主题的农户的调研，希望能够利用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分析江西省丘陵地区农民职业分化和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为完善农地制度改革，推动农地流转提供政策参考。

二 理论基础

借鉴钱忠好[7][28]对家庭职业分工和农户预期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分析，本文理论上探究了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一）职业分化与农地流转

如图1所示，当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为C2时（即农业相对于非农行业的收益差异），非农就业率的提高将导致单位土地的劳动力投入量下降，此时的农地边际收益曲线由MU2变为MU1。对于转入户而言，土地租赁面积将由X2Q0降为X1Q0（减少X2X1）。对于转出户土地租出面积则由Q1X2变为Q1X1（增加X2X1）。因此，在非农收益较高时，较高的农民职业能力的分化有助于促使农户降低土地租入行为和增加土地租出行为。

考虑一种特殊情况，当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时（即图中的C1），此时职业能力分化同样会带来农业边际收益的降低。但考虑到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有大于非农就业收益的趋势，转入户土地租赁面积将由X3Q0升至X4Q0（增加X3 X4）。相应的，转出户土地租赁面积也将由X3Q1降至X4Q1（下降X3X4）。因此，在非农收益较低时，农民职业能力分化反而促使农户增加土地租入和减少土地租出行为注2。

注2：诸培新等（2011）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必须建立在高质量的非农就业上，此时农地转出才能成为农户的内在需求。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低质的非农就业可能促使农户将非农收入投入农业生产，以降低非农就业的风险和提高家庭收入。[29]

（二）风险偏好与农地流转

如图2所示，当农户的风险偏好提高时，农户预期农地边际收益将会由MU1变为MU2。此时，对于转入户，农地租入规模将由X1Q0变为X2Q0（增加X2X1）。而对于转出户，我们发现风险偏好的提高将导致农户的土地租出面积显著减少（减少X2 X1）。因此，风险偏好提高引致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效应将提高农户的土地租入和降低农户的土地租出行为。

另一种情况是，当农民风险偏好提高后，他们从事非农工作的预期收益将提高，此时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由MC1变为MC2。对于转入户，农地租入面积会相应减少X2X3。对于转出户，土地租出面积由Q1X2变为Q1X3（增加X2X3）。换句话说，风险偏好提高将促使农户从事收益较好的行业，风险偏好较低的农户则可能保留并租入土地以降低非农就业的风险。因此，风险偏好的提高可能抑制农地转入和促进农地转出。

因此，综合考虑农户风险偏好提高可能引致农地生产预期收益的增加和非农就业预期收益的提高，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取决于农地经营的预期边际收益与非农收益（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的影响大小。

（三）不同风险偏好下农民职业分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当考虑不同的农户风险偏好时，职业分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预期农地边际收益和非农边际收益的大小。当农户风险规避时，对于转入户，由于具有规模经营经验和流转渠道，加之租入土地可有效规避从事非农工作的风险和实现家庭预期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基于家庭分工理论，转入户将租入更多农地。对于转出户，由于土地面积相对较小，加之农地流转渠道不畅及农业技能的弱化，风险偏好较低时，土地经营的边际收益将小于非农就业的收益，尽管面临农业和非农就业预期收益均下降的情况，职业分化仍将促使转出户转出更多的土地以释放家庭劳动力去从事非农工作。

当农户风险偏好水平较高时，对于转入户，职业分化程度的影响取决于农地预期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差异。对于江西省等丘陵地区而言，由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农地经营的难度大及农地市场的通达性较差，导致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此时转入户将倾向于转出土地从事非农就业。对于转出户，租出土地从事非农就业一方面显化了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还弱化了农户的农业技能，因此，对于风险偏好较强的转出户，职业能力的分化将激励农户租出土地并从事收益更高的非农工作。

三 样本与模型描述

（一）样本描述

1．研究区域

本研究的区域是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铅山县、余江县和贵溪市。表1比较了2005年和2010年样本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来看，样本区2005年、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年间样本区农业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基本持平，2010年也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此外，全国数据显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率呈现增长趋势，江西省样本区域与之类似，已由2005年的52.83%升至2010年的55.06%。农村居民人均耕地占有量方面，样本区域与全国范围内大致趋势一致，但江西省人均耕地量下降更快。

2．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06年和2011年荷兰皇家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部共同资助的SURE项目“Sustainable Natural Resource Use in Rural China”对江西省鹰潭市和上饶市的农户实地抽样调查。调查目的是为了研究在制度变迁背景下要素市场发育和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之间的关系。样本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按照一定比例从每一个自然村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农户。调研内容涵盖农户家庭特征、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农户风险偏好等主题。其中2006年，铅山县、余江县和贵溪市有效样本数分别为166、98和52，2011年分别为162、81和99，总计有效样本量为658份（两年样本中包括170户相同的农户）。表2描述了两个年份样本信息。

如表2所示，2005年、2010年农民转入土地和转出土地的比率均呈现缓慢增加趋势，转出土地的农户数增加比率明显大于转入户，但总体上看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比率并不高。此外，农民家庭职业分化程度已由2005年的52.83%升至2010年的55.06%，农民风险偏好在2005～2010年间应该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这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非农就业增多紧密相连。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本文识别的基本估计模型为：

式1识别了四组模型，模型1：Yit表示第i个农户是否转入农地的二分变量，0表示没有转入农地，1表示转入农地；模型2：Yit表示第i个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的二分变量，0表示没有转出农地，1表示转出农地；模型3：Yit表示第i个农户农地转入率变量；模型4：Yit表示第i个农户农地转出率变量。Xmit表示农民职业分化指数， Nlit表示农户的风险偏好指数，XmitNlit为农民职业分化指数与风险偏好指数的交叉项。Dnit表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区域特征等。a0为常数项，am、an、al和ap分别表示方程待估计系数，εit表示残差项，并符合正态分布。

考虑到模型1和模型2为二分变量，本文选择时间序列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模型3和模型4为连续变量，本文选择时间序列 OLS 模型进行估计。为克服非平衡面板回归存在内生性问题和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同时采用混合数据probit模型估计模型1和模型2、采用 truncated regress 模型估计模型3和模型4。

（三）变量选择及描述

本文关注的农民农地流转行为包括是否租入土地、是否租出土地及土地流转率。职业分化参照李强（2010）和许恒周等（2012）采取的家庭非农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的比重给予衡量。[19][30]薛凤蕊等（2010）和许恒周等（2012）认为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19][31]但考虑到不同劳动力结构下的农业生产机会成本效应，[7]本文预期职业分化与农地流转相关性不确定。参照马贤磊（2013），为获得农户风险偏好系数，我们在调查中让农民对五个观点问题进行1～10的级别评价，1表示完全不同意该观点，10表示完全同意该观点，其中数值越大表示同意程度越高。[32]最后通过对五个观点的评价等级数进行平均获得了农民风险偏好系数。考虑到职业分化和风险偏好系数可能存在内生性，本文利用农民所处自然村庄内其他农民的职业分化和风险偏好的均值替代农户家庭的职业分化程度和风险偏好。

户主特征变量。本文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非农就业经历。Lang et al. （2014）和 Masterson（2007）认为，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其农业生产精力和体力逐渐下降，[33][34]因此本文预期户主年龄与农地转入和转出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钟晓兰等（2013）及张忠明等（2014）认为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他们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高，租出土地的意愿更强，[35][36]但马贤磊（2013）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农民更易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有助于激励农地租入行为。[32]因此，本文预期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农地流转的相关性不确定。现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非农技能对农户土地租入有抑制作用，[23][37]本文预测非农就业经历与农地租入呈负相关。而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验技能的增长有助于其租入更多的土地，[33]本文预期户主从事农业生产将激励农地转入和抑制农地转出。

家庭特征变量。本文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农业固定资产。马贤磊（2013）认为农户家庭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抑制农地租入，另外则会提高农地生产收益，激励农地租入，[32]故预期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农地流转相关性不确定。考虑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农地经营的影响，本文预期家庭农业资产将激励农地转入和抑制农地租出。

土地特征变量。本文的土地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地块数、承包地面积、土地肥力、土地坡度。许恒周等（2012）发现家庭承包地面积及块数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显著。[19]一方面土地面积越大，农民租入土地的意愿越小，[38]另一方面，家庭承包地面积越大，农民租入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的意愿更强。[35]土地肥力和土地坡度是衡量土地质量的变量，当土地质量较高时，农民对租出土地后土地被滥用的担心将增加。对于转入户，自家土地的质量并不会对土地租入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预期土地质量抑制农地租出，与农地租入相关性不显著。

其他控制变量。为了捕捉各地区未观察到的区域、文化、经济、制度和时间等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本文引入了贵溪市、铅山县的区域和2010年的时间虚拟变量。本文使用的变量定义及描述见表3。

四 结果与讨论

（一）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是否流转的影响

表4汇报了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影响的计量结果，表5汇报了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平均边际影响。如表5所示，职业分化激励了农民的农地租出行为，风险偏好分别激励了农民的农地租入行为和抑制了农民的农地租出行为。这是因为，对于转出户，职业分化显化了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并激励农民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非农行业，从而弱化了他们对土地的需求。对于转入户，职业分化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则会提高单位农业劳动力的比较收益，两种效应相互抵消。风险偏好方面，对于转入户，风险偏好引致的农地投资增加，加上转入户的规模经营经验和流转渠道共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并激励农民的农地租入行为。转出户则与之相反，风险偏好越强土地租出越少。

农地流转率方面，职业分化对农地流转率无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则分别提高了农民的农地转入率和抑制了农地转出率。这是因为，在江西省丘陵地区，农地流转市场的通达性较差，农户土地租入意愿较低，加之较低的非农就业率导致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率影响不显著。风险偏好方面，风险偏好引致的农地投资增加提高了农地边际收益，对于转入户，风险偏好可显化经营经验和渠道优势，提高了农地转入率。对于转出户，风险偏好可弱化农业技能退化和农地租赁的交易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抑制农地租出。

其余控制变量方向与预期基本一致。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转出户受教育程度激励了农户的土地租出，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非农就业的能力越强，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更低。家庭农业固定资产与农地转出相关性不显著，主要是因为江西丘陵地区农业生产多以小农经营为主，农业固定资产相对较低（而且很多是通用型资产），因此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不明显。扣除其余变量的影响，贵溪市地区的农户的农地租入行为较弱，贵溪市、铅山县的农地租出均较多。

（二）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交叉影响

表6汇报了不同风险偏好水平下农民职业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边际影响。可以发现，职业分化对风险偏好型农民是否流转土地影响不显著，但激励了风险规避型农民的农地转出行为。这是因为，对于风险规避型农民，职业分化显化了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和弱化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激励农民从事更具有经验和收益更高的非农工作，有助于激励农地租出。对于风险偏好型农户，职业分化一方面显化了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还激励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二者共同导致职业分化对风险偏好型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影响不显著。

农地流转率方面，职业分化提高了风险规避型农户的农地流转率，但对风险偏好型农户农地流转率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对于风险规避型农户，一种是具有规模经营经验和流转渠道的农户，职业分化有助于提高他们对农地的投资和实现农业规模及家庭分工效益，激励转入户租入更多农地；另一种是租出土地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户，由于非农就业显化了非农就业的比较收益和弱化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职业分化将提高风险规避型转出户的农地转出率。对于风险偏好型农户，与职业分化对农户是否流转土地的影响类似，职业分化一方面显化了非农工作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激励了农户的农地投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职业分化对风险偏好型农民的农地流转率影响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7给出了利用2006年和2011年样本进行混合回归的结果，表8给出了职业分化和风险偏好的平均边际影响。比较表4和表7的非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及表5和表8核心变量的平均边际影响，可以发现除少数变量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外，大部分变量的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具备稳健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江西省2006年和2011年农户调研数据经验检验了农民职业分化、风险偏好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职业分化激励了农户的土地租出行为，但对农户的农地流转率无显著影响；（2）风险偏好一方面激励了农户的农地租入行为及转入户的农地转入率，另一方面抑制了农户的农地租出及转出户的农地转出率；（3）职业分化对风险偏好型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影响不显著，但激励了风险规避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入户的农地转入率。

（二）政策建议

（1）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有研究发现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实现农地的流转和最优配置。本文同样发现，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受到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的制约。当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时，农户倾向于减少农地持有面积而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第二、第三产业以实现家庭分工收益。因此，为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需通过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提高非农就业的比较收益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发转移。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户非农技能培训。本文发现农民风险偏好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农地租出行为的发生。因此，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提高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和加强农民的非农技能培训，一方面促进农户适当退出农业经营，另一方面也能促使农户从事非农工作，达到农村社会的合理化分工。

（3）健全规模经营奖助体系，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为实现丘陵地区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必须培育一批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本研究发现风险偏好与农户农地租入行为正相关，职业分化也促进了风险规避型农户的农地租入行为。这一方面要求建立健全规模经营奖助体系，降低农业经营的风险，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农业仍是农户规避风险的主要途径，只有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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