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篇

“一带一路”与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

许利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王晓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社会文化室副研究员

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在中亚和东南亚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向国际社会明确发出的中国声音、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为何提出“一带一路”？如何建设“一带一路”？国际社会存在不同声音。对此，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多元的，共赢的。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包含了习近平重要的外交战略思想，同时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分析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已成为建设好“一带一路”的关键之一。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多元的、共赢的，同时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的考验，这需要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宏观指导。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包含国际角色、义利观、总体安全观、文明互鉴观等新思路、新观念、新论断。这些战略思想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相连，需要我们系统分析和整体把握。

一 “一带一路”与“国际角色”的新定位

“一带一路”究竟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国如何处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位置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对中国的“国际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一）中国的“国际角色”的含义

所谓角色，是指与社会行为体身份、地位相一致的权利、责任、义务与行为方式，是其他社会行为体对其身份的预期。而“国际角色”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的展现，包含角色扮演和角色认知两个方面。

中国的“国际角色”产生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之中，并有可能不断调整，而“一带一路”则是这场互动的重要平台。

因此，定义中国的“国际角色”，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对自己实力的定位，即身份认同；另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角色”的认知。

（二）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再确认

根据美国皮尤公司2015年对全球40个国家的调查，“27国人民认同中国已经或将要替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其中，加拿大52%，法国66%，澳大利亚66%，西班牙60%，英国59%，德国59%，意大利57%，波兰46%等国民都认同中国全球超级大国地位”。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体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沉重打击所带来的心理挫败感，同时表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众肯定和认同中国日益崛起的势头和全球超级大国的潜质。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排在世界末端。

（三）中国积极建设性的“国际角色”

虽然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变，但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发挥与中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作用。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将提出更多中国方案，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当前，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口、面积等指标来看，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了全球性关键大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关键大国，外部世界也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特别是中国将如何思考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必将成为塑造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关键大国形象的重要路径。

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

因此，中国应该坚持推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使得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积极主动地扮演“国际角色”，保持“国际角色”的适应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扫清障碍，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二 “一带一路”与“义利观”的新界定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弘扬什么？摒弃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形象问题，而且涉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是否可持续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一）“义利观”的时代内涵

“义利观”是“一带一路”舞台上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导向。2014年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

习近平将“义利观”表述为“道义为先、互利共赢、着眼长远”，是对“义利观”的新界定。与之相对的，是旧“义利观”，即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是霸权秩序下强国对于弱国的掠夺。新界定的“义利观”所追求的是国际共生，是一个将世界各国、各个地区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霸权制衡下的“霍布斯森林”。

“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但同时提倡“由己及人”，主张“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既关照个人需求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积累，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行为准则。不仅如此，中国传统道德为精英人群设定了更高的道德标准，提出“达则兼济天下”，要求强者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从而得到与自身社会地位相称的道德威望，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合法性。这种“义利观”指导下的社会秩序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从个人主义、社会契约出发建立起的社会秩序，更加强调人的道德自觉。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提倡的“义利观”与儒家社会里的“义利观”一脉相承，是对中国思维方式的阐述，为国际社会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

（二）“义利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各国设计的一个公共产品，而正确的“义利观”有助于维护所有参与者的整体利益，有利于降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道德风险”。在国际社会上，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同市场上的“经济人”一样，会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局动荡，国家间冲突、社会内部冲突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很可能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利用“一带一路”，做出言行不一、损人利己的行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来自国家、企业、社会等多个层面，所有参与者能否信守承诺，恪守“互利共赢”，不损害“一带一路”这一公共产品，关乎“一带一路”能否持续发展。

（三）推动“义利观”所面临的障碍

我们希望正确的“义利观”成为约束“一带一路”上各国行为的道德规范，这表达的是今天中国所追求的国际秩序理想。然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目前还面临重重困难。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这种新的行为准则的倡导者，应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但是，无论是政府、社会、企业还是个人层面，这种实践面临很大的障碍。首先，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仍存在着很多领土领海争端。在领土领海问题上，要兼顾“义”与“利”，非常考验当事国的智慧。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这些争端将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是一个“未富先大”的国家，虽然推出了新的国际秩序理念，但难以向国际社会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应负责任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

其次，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还有待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活日益富裕，但伴随激烈的社会变动，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传统道德规范在社会变动中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却远远没有成为社会共识。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公正公平拷问着社会良知，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得不到遏制。在全球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很容易被全世界所了解，中国社会内部首先需要树立良好的“义利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倡导“义利观”才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再次，中国企业将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步伐更快地走出国门，但中国产品目前还未能摆脱“劣质”形象，中国企业还未能建立起良好的市场口碑，中国企业在回馈社会、与当地社会互动方面的经验还不足。由于长期受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后做出了很多破坏当地环境、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最后，中国民众也正在大量走出国门，观光足迹正渐渐踏遍全球。中国游客所到之处，留下了缺少公共道德、缺乏文化修养、追求物质享受、喜爱炫耀消费的印象。中国游客的这些行为映射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建设落后的现状。在这样的现状下，中国提出“义利观”这种较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其说服力会被打折扣。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国际秩序仍然是“霸权秩序”，所有国际社会成员把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行为出发点。新的道德规范的确立，需要共同体中掌握更多资源的行为者率先垂范，并建立起相应的奖惩机制。最强国美国仍然推行“霸权秩序”，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如果不能担负起示范和监督的角色，那么很难期待通过口头上的道德倡议就能够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所提出的“义利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很多欠发达国家，是国际社会里的弱势群体，面对大国有天然的受害者意识。希望这些国家在当今“霸权秩序”下自觉遵从“取义舍利”这种较高的道德准则更加不现实。

三 “一带一路”与“总体安全观”的新思路

“一带一路”的建设离不开安全的保障。任何离开安全保障的“一带一路”项目将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看得见、能预测到的风险，称为“显性风险”；还有一些是偶发的、不可预知的风险，称为“隐性风险”。如何防范“显性风险”，避免“隐性风险”，需要从“总体安全观”的角度，综合统筹，对症下药，构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保障体系。

（一）“总体安全观”的提出及含义

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主席根据大安全时代的特点，审时度势，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提出的解决国家安全所面临新挑战的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新思路，对指导我们解决国内、国际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生动地表明了中国推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思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思路的五位一体框架。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架构下，各个安全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协调和统一的，这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统筹协调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涉及欧亚大陆60多个国家或地区，而且涉及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其覆盖面相当广，其中存在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因此如何统筹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

根据中国政府的总体部署，新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建设区域，而福建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建设区域。这个总体部署，充分考虑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的协调关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亚经济圈中间地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而新疆则是这个中间地带的核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毗邻新疆的中亚地区，能源资源丰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不断染指中亚地区，并加强对中亚油气资源的控制，美国等大国对中亚的新动向必然会波及新疆地区。

如何应对上述安全风险，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有效地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树立国家安全一体化意识，提高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协调和执行力，为更好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快新疆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安全保障。

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具有区位、人文和经济优势。“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连接台湾海峡东西岸的重要通道，是太平洋西岸航线南北通衢的必经之地，也是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历史辉煌，区位独特，且具有民营经济发达、海洋经济基础良好等明显优势，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台独”势力对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域具有负面影响。2016年5月20日，台湾新领导人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避谈“九二共识”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公约数，是向渐进式“台独”方向迈进。此外，蔡英文还提出“新南向”政策，试图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绑定东南亚，实施其“去中国化”策略，这是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威胁。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发挥福建区位、人文和经济优势，通过海外侨胞和港澳台侨胞桥梁作用，瓦解“台独”在台湾本土的社会基础，同时，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夯实中国在东南亚的社会根基，抵御台湾“新当局”的“新南向”政策。

（三）统筹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各种安全挑战，其中包括传统安全挑战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传统安全挑战与政治互信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非传统安全挑战则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二者需要综合统筹与协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

一般说来，传统安全的挑战涉及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对此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意识，即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时，没有任何妥协余地，需要采取各种手段坚持我们的立场。

自2009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岛礁争端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障碍，同时也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传统安全威胁。随着这些争端被人为放大，以及西方一些大国的介入，这些传统安全威胁迟缓了“一带一路”项目的有效推进。

比如南海问题，在个别南海国家的搅浑水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动下，南海问题越来越充满“军事化”和“司法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底线思维”，影响了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的政治互信。

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了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同时规划了多项合作领域，比如海上搜寻与救助，打击毒品走私、海盗、海上武装抢劫和军火走私等，这些领域大多为非传统安全合作。这实际上体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一种互动关系，值得深入推进。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可以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建立机制，实施合作项目，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基础，为加强传统安全合作奠定合作氛围，从而有效推动传统安全合作。

（四）统筹协调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

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难以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难以避免像“9 ·11”这样规模的恐怖袭击。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协调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十分重要。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在亚洲安全观中，共同安全置于首要地位，这表明共同安全是构筑亚洲安全的重要前提条件。共同安全强调安全的共同利益，强调安全责任共担、安全利益共享、安全机制共建，表现为各个安全成员角色的平等参与关系。当然，共同安全必须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协调推进。

在亚洲安全观的指导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构建开放、多元、立体的安全架构体系，打造责任共担、互利共赢的安全共同体。

在双边安全架构中，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展战略对接为平台，构建互动频繁、高效管用的安全合作体系。在多边安全框架中，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六大经济走廊规划与合作，构建多边的安全合作体系。比如利用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中蒙俄三边安全合作架构；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打造四边安全合作架构；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打造澜湄安全合作机制等。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制的论证、建设、运转等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指导，使得“一带一路”建设走得更稳。

四 “一带一路”与“文明互鉴”的新发展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合作之路，而且是“文明互鉴”之路。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作主旨演讲时指出：“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而“一带一路”则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契机。

（一）“文明互鉴”的内涵

“文明互鉴”是一种多元包容的价值观。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文明互鉴”强调“和而不同”，这与“霸权秩序”背后的价值观理念截然不同。在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下，存在着价值观同盟，存在着“邪恶国家”，各种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时而引发安全危机。而“文明互鉴”的价值观念则不划分你我、不排斥异己，希望包容一切人类文明。

“文明互鉴”的文化价值观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多元文化理念一脉相承。与宗教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欧国家不同，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世俗世界里，任何一种宗教都未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中国人对待宗教文化采取一种实用态度，而不是被某种宗教所主导，“儒”“释”“道”三种文化经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人身上。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世俗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文化，也以这种态度看待外来文化。中国人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和而不同”不仅能够保障万物共存，而且能够使事物在相互配合中发挥最大价值和意义。中国人虽然对于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非常自豪，却并没有文化扩张的意识，儒家文化对于文化传播的态度是“来而不拒、不往教之”。

（二）“文明互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重视文化交流，践行“文明互鉴”，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内容。首先，把人文交流摆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位置，有助于中国以及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沿线国家民众的心理认同。中国崛起的经历证明，仅仅靠经贸合作难以换取其他国家的认可，很多国家从中国发展中获得了红利，但对中国的认识却依旧负面，甚至交流越多对中国认识越负面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因此，在今后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应该提高文化交流的质量，讲好“中国故事”，弥补中国外交中文化交流这块短板。

其次，把文明交流摆在重要位置，才能够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功能，惠及沿线各国人民，进而得到世界的尊重和认可。古代丝绸之路虽然是商贸通道，但却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走向世界，而欧洲的玻璃和雕塑、东南亚的奇珍异宝则装饰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西域的农业文化流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中国的科学和艺术进入欧洲，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世界各地的音乐、美术、舞蹈、宗教都在丝绸之路上交流和碰撞，极大地丰富和刺激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一带一路”应该继承“丝绸之路”的光辉遗产，重视文化交流价值，为沿线各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这样才能够提升其价值，更有利于“一带一路”获取民心。

再次，“文明互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共生共荣”的中国智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传“文明互鉴”、“求同存异”的理念，有利于解构西方的“霸权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是追求“同”的结果，今天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战争依然在世界上演。“文明互鉴、求同存异”的文化价值理念有助于化解世界上因为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差异而引发的敌对，化解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难题。

（三）推动“文明互鉴”面临的障碍

要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推动以“文明互鉴”为宗旨的文化交流，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几个障碍。

首先，文化交流面临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壁垒。“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国，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落后国，这些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很可能会抵制外来文化。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在宗教、法律、体制、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一些国家之间因为历史原因形成了很深的文化隔阂，再加上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相互之间难以接受。中国虽然持有“多元”的文化理念，但是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中国文化传播也很可能被看作是文化扩张，因此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还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其次，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并不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经济发展落后，文化产业基础薄弱，对外文化交流沟通并不通畅。“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文化基础都存在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国家间文化交流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会刺激弱势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引发其对文化交流的抵抗。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国家的文化产业基础设施非常薄弱，这也阻碍了其文化交流的参与能力。

再次，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存在着“文化打折”现象，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则面临着更高的门槛。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国家的眼睛里被视作意识形态上的“另类”，看待中国文化时很容易因此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中国文化带有“世俗文化”的特征，而在很多国家的文化中，宗教占有重要比重，这也会成为相互理解的壁垒。为了避开“意识形态”差异，近年来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较多地向世界介绍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儒家文化是亚洲多个国家共有的文化，很多国家都因此而骄傲，中国在宣传儒家文化时也要同时顾及这些国家的感受，涉及相关话题时要采取谨慎态度。总而言之，要践行“文明互鉴”，仅仅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了解沿线各国的文化，还需要学会能够与世界沟通的文化语言。

综上所述，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实际，充分吸收中华历史文化的智慧结晶，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的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与时俱进的新理念、新想法与新论断，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复杂形势，如何处理中国角色与国际角色、国家利益与整体利益、安全与发展等问题时，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将给政府各个部门如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深度合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的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