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世界秩序问题

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古代“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最早形成的世界秩序的产物，这种秩序的总体框架是由农业和游牧业这两种生产方式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二者形成既对立又协调的辩证关系。世界历史上第二种世界秩序，是近代欧洲国家建立并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它跨出了欧亚大陆，囊括了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至19世纪而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秩序。现行世界秩序是从欧洲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蜕变而来并逐渐形成的，它是美国崛起、欧洲衰落、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殖民体系瓦解、冷战结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其核心要点是欧洲的优势终结，美国取代欧洲在世界上取得霸权地位，主导了世界秩序。现行世界秩序虽被称为冷战后世界秩序，但实际上，它的总体框架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其内在本质仍然与冷战时期一样，是以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需要为中心的，包括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大资本在世界各地拥有充足的利润来源，扼制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民族主义势力上升，等等。美国在军事上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拥有绝对的优势，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事实，也是美国最核心的战略优势。美国比以往更加倾向于动用武力，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由现行世界秩序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现行世界秩序是当今世界基本的“社会形态”，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是由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一带一路”与现行世界秩序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美关系。中国秉持发展的哲学，美国笃信控制的哲学。两种哲学清浊交互，相激相荡，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将继续曲折周旋，颉颃作用，在对立与协调中影响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

“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再生、延展和深化。习近平主席所阐扬的这个宏阔的主题，涵盖了广袤的欧亚大陆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揭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发展新思路，势将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秩序产生愈益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一带一路”与历史上的两种世界秩序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概念，甫一提出便如空谷足音，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它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内容，贯穿着整个欧亚大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精神。正所谓“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钜”。

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所揭示和涵盖的是不同时代世界的本质特征。公元前126年左右张骞“凿空”西域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已有了近2000年的历史，技术和文化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尽管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中国和印度，帕米尔高原和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与巴比伦，但中国与其他各主要文明之间仍然通过游牧民族建立了各种联系，并且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共同缔造了最早的世界秩序，其基本特征是“东西相通，南北相抗”。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对立又协调的辩证关系。为谋求和平，农业文明必须向游牧文明提供大量的物资和金钱，缴纳某种形式的“保护费”，而游牧民族往往以“称臣”“上贡”的方式加以回报。这样，各农业民族便通过周边的游牧民族，扩大了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古代“丝绸之路”既是这种世界秩序的产物，也是这种世界秩序的体现，它为周围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延绵不绝的联系纽带，是各种文明的交汇处。

中国过去几千年历史中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与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游牧民族需要中国的物产，如纺织品、粮食和茶叶，一部分用于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可用于和其他民族做贸易。中国通常是向游牧民族牧人提供这些物产和金钱，以避免兵戈之争，维持和平。

世界历史上第二种世界秩序，是近代欧洲国家建立并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它跨出了欧亚大陆，囊括了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至19世纪而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秩序。

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中国、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交替兴衰，它们都曾在世界秩序中占据过主导地位。欧洲崛起的起始点是公元1500年左右，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发现和掠夺，葡萄牙人打通并垄断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海路，急剧改变了欧亚大陆和整个世界历史的面貌，西欧从此进入了一个急速向前的新时期，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相继而起，正是它们拓展并扩大了“海上丝绸之路”。从15世纪末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叶，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政治动荡和社会文化革命，终于在几乎整个世界范围内主导建立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取代了古代由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维系的旧秩序，而欧洲国家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新建立的世界秩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就是以价值规律，由资本的无限积蓄的冲动所支配的。与传统的封建制农业和游牧业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科学和技术进步有内在的要求，因而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正因如此，这种秩序自15世纪末最初形成后，促进了欧洲各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成熟，并将亚洲、美洲和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卷入进来。

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在18世纪末开始衰落，中国则是在19世纪初开始急剧失序。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被逐渐地纳入了欧洲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当中国被纳入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统治之下时，也标志着整个世界被瓜分完毕，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和世界经济体系便基本形成了。到19世纪上半叶，“丝绸之路”几不复存在，中国和中亚、西亚等亚洲其他各地区在各个方面一同陷入了衰退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持续了100多年。

二 现行世界秩序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

现行世界秩序是从欧洲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蜕变而来并逐渐形成的，它是美国崛起、欧洲衰落、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殖民体系瓦解、冷战结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其核心要点是欧洲的优势终结，美国取代欧洲在世界上取得霸权地位主导了世界秩序。

罗莎·卢森堡于1913年发表的《资本积累》一书，沿着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新特征，构建了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框架。卢森堡指出：（1）现代经济的基本性质是“国际的”，而非“国家的”;（2）帝国主义经济的最新特征是具有了一种“超级结构”，即国际贷款制度。它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方式，使其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外围空间”实现原始积累；（3）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在整体上处于濒临瓦解的紧张状态；（4）在这种危机爆发期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转变的发生，从危机中崛起的资本主义将以一种新形式的面貌出现，即“国家主义”和“军事经济”。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必然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它的开端。

历史证明卢森堡的系统性分析是正确的。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资本主义一次整体性的危机。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俄国成了现实。1917年11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力。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座耀眼的灯塔，为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战后出现的世界秩序仍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但它的结构比以往的世界秩序要复杂得多。除欧洲主导权结束、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之外，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奋起，都是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特征。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南欧和亚洲新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一道构筑成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明显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仍然由西方国家和垄断资本所主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另一个则是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新体系。

现行的世界秩序，通常被称为冷战后世界秩序，但实际上，它的总体框架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现行世界秩序的内在本质，仍然与冷战时期一样，是以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需要为中心的，包括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大资本在世界各地拥有充足的利润来源，扼制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民族主义势力上升，等等。

美国长期积累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拥有绝对的优势，这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事实，也是美国最核心的战略优势。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霸权国家，世界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像当今美国这样的国家。冷战刚结束时，很多人认为军事力量和“传统安全”将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各国都将会享受“和平红利”，世界将会进入一个“永久和平时期”，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种错觉。对于美国而言，它的军事优势可能比冷战时期更加有用，因为它可以更容易地将军事力量转变为政治力量，甚至经济力量。

据美国《纽约时报》2016年5月15日报道，奥巴马已经打破了他的前任布什总统保持的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进行战争时间最久的总统。奥巴马一上任就继承了布什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来又派特种部队到叙利亚，还批准空袭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的恐怖分子，累计已对7个国家动武。美国比以往更加倾向于动用武力，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由现行世界秩序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

三 “一带一路”与现行世界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辩证法的精髓在于对立与协调，矛盾的双方向对立面的转化。马克思的这段话，对于理解“一带一路”与现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所谓世界秩序，可以理解为当今世界基本的“社会形态”，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它是由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

尽管现行世界秩序的总体框架和意识形态，是为了保护美国大资本的利益而设计的，但决不意味着这种秩序全然是为美国大资本服务的，美国也绝不可能全然掌控一切世界事务。由于美国不足已持久地为它的军事优势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就使得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强迫性和支配性作用，也变得越来越有限度。

和平的真谛是发展，真正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当今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注重科学领域的投资，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没有跳跃式的技术发展，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社会阶层和大多数人民，就无法取得确确实实的进步，也摆脱不了长期落后的地位。

“一带一路”正在将亚太区域经济和欧亚大陆经济贯通起来，从而加速促进整个欧亚大陆的联合，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经济板块，使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从过去30年来的欧洲、北美、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变为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经济相抗衡的新格局，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现行世界秩序的基础。

四 中美关系中两种哲学的对立与协调

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方面，不得不屈从于列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锐意自坚，逐渐恢复了应有的国际地位，但安全问题仍有很多隐忧。冷战期间，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努力维护自身安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多将中国定位为中等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都很有限，对内一心搞经济建设，对外则力争和平环境，尽快融入国际经济。发展是中国的主要任务，中国秉持发展的哲学，亦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过去10多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国际媒体热炒“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之后，日本、菲律宾等国响应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顿生轻中国之心，怀私挟诈，试图利用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挑起中美之间军事冲突，以达到阻遏中国崛起之目的而后快。

发展的哲学侧重经济，控制的哲学侧重政治。但政治永远是手段，目的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二者源同而流异。美国之所以孜孜以求地维系其超强的军事力量，实质上是为了保持对国际安全市场的垄断，从而合理地向各个受到其保护的国家收取巨额的费用。在人类社会中，军事力量从来都是第一重要的资本，它总是要求获取比其他技能更高的回报。但由于军事力量的非生产性，一个国家如果维持过多的军力，而又无法从其他国家寻求到足够的补偿，那么，它不仅对国际社会无益，同时也势必会损害本国经济。美国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资金，却不能充分投入到国家建设上，这一切都是因为所奉行的政治哲学所致。

以国际大势观之，中国快速崛起，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势必对亚太地区旧有的政经秩序构成重大冲击。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支配性力量，中美矛盾自然成为该地区的基本矛盾。中美矛盾是“纲”，其他各种矛盾都是“目”；中美矛盾是主干，其他各种矛盾皆为枝节。

从根本上说，发展的哲学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2016年5月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提出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与整个世界的发展节奏高度吻合，正所谓“卓然与天地并，沛然与造化同”。对中国长远发展而言，它有重开国运之规模。从世界发展大势看，“一带一路”倡议的确符合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全球化的潮流，已显出重开世运之气象。

古人云：“元气调而无不顺之四时，心术定而无不安之四肢，中国盛而无不来之四远。”归根结底，“一带一路”最终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中国欲联合各国共谋大业，需要储备足够的实力，以使各国能切实从中受益。这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需要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导权，阐扬更加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更加贴近不断往前滚动的历史巨轮的世界秩序观，从而确保“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取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