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代序：一代才女林徽因

萧乾

一九三三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那时我住在临湖的六楼，是个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三年级生。报栏设在楼前，有两架：一边张贴着北平的《华北日报》和《晨报》，另一边是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忽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版尽底下一栏，看到《蚕》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给沈从文先生请他指教的，当时是准备经他指点以后再说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其实，两年前当熊佛西编《晨报》副刊时，他也登过我的一些短文，记得有一篇是谈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然而这毕竟是自己的创作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心里的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

然而还有更令我兴奋的事等在后面呢！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

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再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副刊》支持者们的意见。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一九三六年我调到上海，同时编沪津两地的《文艺副刊》。那是我一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那时，我三天两头地利用《答辞》栏同副刊的作者和读者交谈。为了使版面活跃，还不断开辟各种“专栏”。我干得尤其起劲的，是从理论到实践去推广书评。什么好作品一问世，无论是《日出》还是《宝马》，我都先在刊物上组织笔谈，然后再请作者写创作那部作品的经验——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尝试，徽因都热烈支持，并且积极参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除了举办文艺奖金（活动），还想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谁来编？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选了三十篇小说，有的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张天翼、凌叔华；有的如宋翰迟、杨宝琴、程万孚、隽闻、威深等，当时并不大为人所知。

她还为这本选集写了一篇“题记”，其中她指责有些作家“撇开自己熟识的生活不写……因而显露出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真纯”。她号召作家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她还强调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她认为诚实比题材新鲜、结构完整和文字的流丽更为重要。

记得一九三六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我的《矮檐》时，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谈这个“诚实”问题。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化为灰烬了。这里我只借用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从北平写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一封信：

对，我了解你对工作的态度，我也正是那样工作，虽然有时和你不尽相同。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必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还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对我来说，“读者”并不是“公众”，而是比戚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们很渴望听我的诉说，并且在听了之后，会喜，会悲。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辛欣的小说看，家务同妇女的事业心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永恒的。在同一封信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恼着：

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诅咒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七七”事变那天，当日本军人在卢沟桥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时，这对夫妇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座古庙里工作着哪！徽因谈起来非常得意，因为那天是她从一座古寺的罩满灰尘和蜘网的梁上，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结构的建造年月。

亲爱的北平践踏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了。思成和徽因当然绝不肯留在沦陷区。像当时北平的许许多多教授学者一样，他们也逃出敌占区。

一九三七年深秋，我们见过一面，在武汉还是长沙，现在记不清了。当时我正在失业，准备随杨振声师和沈先生先去大西南后方。那时同住在一起的，记得还有丁西林、朱自清和赵太侔三位先辈。后来买到了汽车票，我们就经益阳去了沅陵。

我们去湘西后不久，长沙就开始被炸。那时，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她在致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

昨天是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我们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了。炸弹就落在离我们住所的大门约十五码的地方。我们临时租了三间房。轰炸时，我妈妈、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还在床上生着病。我们对于会被炸，毫无准备，事先也完全没发任何警报。

谁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个血肉横飞的。当我们听到落在附近的两颗炸弹的巨响时，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个孩子，赶紧奔向楼梯。随后，我们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还没走到底层，我就随着弹声摔下楼梯，怀里还抱着小弟。居然没受伤！这时，房子开始坍塌，长沙的大门、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们身上坠落。我们赶紧冲出旁门——幸而院墙没倒塌。我们逃到街上，这时四处黑烟弥漫。

当我们正扑向清华、北大、南开三家大学合挖的临时防空壕时，空中又投下一颗炸弹。我们停下了脚步，心想，这回准跑不掉了。我们宁愿一家人在一起经历这场悲剧，也不能走单了。这颗炸弹落在我们正跑着的巷子尽头，但并没爆炸。我们就从碎玻璃碴儿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几件了）刨了出来，目前正东一处西一处地在朋友们家里借住。

抗战期间，有个短时期我们曾同住在大后方的昆明。当时，我同杨振声师、沈从文先生住在北门街，徽因、思成和张奚若等则住在翠湖边上。她有个弟弟在空军里。那时，她家里的常客多是些年轻的飞行员。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学作品时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我也正是在她的鼓励下，写了《刘粹刚之死》。

一九三八年夏天我去香港继续编《文艺副刊》，她仍然遥遥地给我指点和支持。一九三九年，我去英国了，这一别就是七年。

一九四七年我从上海飞到北平。事先她写信来说，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于是，我去清华园探望她了。

当年清华管总务的可真细心，真爱护读书人。老远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写的是：这里住着一位病人，遵医嘱她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然而这位“病人”却经常在家里接待宾客，一开讲就滔滔不绝。

徽因早年在英国读过书，对那里的一切她都熟稔、关切。我们真的足足聊了一个整天。

徽因是极重友情的。关于我在东方学院教的什么，在剑桥学的什么，西欧战场上的经历，她都一一问到了，而她也把别后八年她们一家人的经历，不厌其详地讲给我听。

最令她伤心的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她们全家南下逃难时，把多年来辛辛苦苦踏访各地拍下的古建筑底片，全部存在天津一家银行里。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换来的珍贵无比的学术成果。她告诉我，再也没有想到，天津发大水时，它们统统被泡坏了。

关于友情，这里我想再引徽因在胜利后返北平之前，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从昆明写给费慰梅的信：

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我来这里是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桩总算彻底实现了。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朗气清、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但并非最不关紧要的，是同我的老友们相聚，好好聊聊。前两个目的还未实现，因为我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比在重庆时更厉害了——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后一桩我享受到的远远超过我的预想。几天来我所过的是真正舒畅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独自住在李庄时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处于特殊境遇的朋友们在昆明是怎样生活的……加深了我们久别后相互之间的了解。没用多少时间，彼此之间的感情就重建起来并加深了。我们用两天时间交谈了各人的生活状况、情操和思想，也畅叙了各自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谈了各人家庭经济以及前后方个人和社会的状况。尽管谈得漫无边际，我们几个人（张奚若、钱端升、老金和我）之间也总有着一股相互信任和关切的暖流。更不用说，忽然能重聚的难忘时刻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喜悦和激奋。

对于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徽因是深恶痛绝的。写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从重庆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里，谈到自己当时的悲愤之情：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望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从这段话不难推想出，一九四九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样地喜出望外。

开国前夕，我从香港赶到北平。当时思成和徽因正在投入国徽的设计。他们住在清华园，每天都得进城来开会。幸而思成当时有辆小型轿车。他的残疾就是在去美国留学前遇上车祸造成的，但他并没有因而害怕开车。两个人就这样满怀激情，在为革命大业而发挥着他们的才智。

我同徽因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二次文代会上。有一天在会场上，她老远向我招手。我坐在她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她不胜感慨地说：“哎呀，还小姐哪，都老成什么样子啦。”语调怪伤感的。我安慰她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也不会老。”

但仅仅过了一年，噩耗就传来了。

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我立即给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思成的回信我原以为早已烧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火灾，但据文洁若说，十一前年它曾奇迹般地重新出现过一次。

一九七三年，文物局发还了一些十年动乱期间查抄的书物。当时我们全家人挤在东直门内一条小巷的一间八米斗室里，文洁若只得“以社为家”，住在办公室，还把家中堆不下的书也放在一只破柜子里。一天，她偶然发现一本书中夹着这封信，她还重读了一遍。信一共有两页，是用蝇头小楷直书的，字迹非常工整。思成首先感谢我对他的慰问，并说他一直在害病，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写回信。徽因与世长辞时，他自己也正住在同仁医院，躺在她隔壁的病房里。信中以无限哀思回忆了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过来的几十年，是一位丈夫对亡妻真诚而感人的赞颂。可惜这次动手写此文时，怎么也没找到这封珍贵的信。

一九八三年我第三次访美之际，除了在圣迭戈承卓以玉送来徽因年轻时的照片两帧，又蒙费正清赠我一本他的自传《五十年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描绘抗战期间他去李庄访问思成和徽因的情景：

徽因瘦极了，但依旧那么充满活力，并且在操持着家务，因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饭菜一样样端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主要是听徽因一个人谈。傍晚五点半，就得靠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来生活了。八点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觉。没有电话，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可没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单，但缺少洗涤的肥皂。有笔，可没有纸。有报纸，可都是几天以前的。

最后，费正清慨叹道：

住了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患重感冒，只好躺在床上。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作品，从数量上来说，同徽因从事文艺写作的漫长岁月确实是很不相称的。一方面，这是由于她一生花了不少时间去当啦啦队，鼓励旁人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兴趣广泛，文艺不过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学过建筑，在耶鲁大学还从名师贝克尔教授攻过舞台设计。我在她家里曾见过她画的水彩，一九三五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悭吝人》时，是她担任的舞美设计。

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一个患有残疾，一个身染重痼，这对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夫妇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积年尘埃的庙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处飞着蝙蝠）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费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传》中曾引用梁思成于一九四一年所写而从未发表过的小结说：截至一九四一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十五个省份里的两百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大概都参加了的。

徽因的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我经手发表的，如《模影零篇》。我不懂诗，但我十分爱读她的诗。她的小说，半个世纪前读的，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这里，我再一次表示遗憾：她写得太少、太少了。每逢我聆听她对文学、对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精辟见解时，我心里就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