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制造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第一节 国际产业转移潮，“世界工厂”撤出中国

中国到了一个做什么都不赚钱的阶段，有经济学家如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正在进入新一轮的下行周期，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历史，新常态意味着新萧条。春江水暖鸭先知，“钱不好赚”的感受，对于企业家来说尤为强烈，低端制造业“倒闭潮”和实体经济“关店潮”已经有蔓延之势。

受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攀升、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低端制造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欠发达地区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制造业产业格局已开始调整，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揭开帷幕，中国制造业正一步步陷入“空心化”的困局。

二战后的三次产业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三次产业转移的共同点，均是较发达国家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低端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其他欠发达地区，属理性的主动转移。

第一次世界产业大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主导国家，一系列科技成果被转化为生产，制造业产业升级。同时美国的劳动力、生产原料和环境成本大幅度增加。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总是追求低成本、高产出，美国开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将钢铁、纺织等“性价比”低的传统产业转移到德国和日本，而美国本土致力于附加值高的集成电路、精细化工、精密机械、家用电器、汽车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获益于美国的产业转移，德国借此机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也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

美国的产业转移使日本将劳动力和资源同美国的制造业技术置换，实现了日本经济复兴。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德国主导了二战后的第二次世界产业大转移，而这次转移的路线是从日本转移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日本和德国将钢铁、造船、化工业、汽车工业等向东亚地区转移，本国则努力形成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低能耗、高技术产业集群，这次国际产业转移促成了承接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至1986年间，世界主要四大产业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370亿美元，占到世界对外总投资额的65%，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个数字持续攀升。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把沿海城市助推成新的价值洼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将玩具、纺织、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城市，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三次产业大转移。

第三次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受到本地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生产能力不足的限制；其二是90年代以后，中国着力发展市场经济，投资环境改善，廉价劳动力充沛，环境成本低。作为第三次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承接国，中国用短短20年时间奠定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

产业转移是资本追逐比较优势，寻求以更低的生产力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获取更高利润空间的结果。历次世界产业转移，无一例外是从劳动力、资源、土地、市场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产业转移意味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随之改变。

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到来

30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对接到全球化的发动机上，经济快速发展。但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资源、资本成本升高，中国已经不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第四次产业转移潮形成，“世界工厂”开始撤出中国。

耐克、阿迪达斯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自有工厂迁往生产成本更低的越南、缅甸；日本的电子制造业工厂也开始搬家；松下、索尼、夏普将制造业腾挪到东南亚国家去；苹果积极谋求把中国的制造工厂搬到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或印度去。类似这些曾经撑起中国“世界工厂”的国际企业正悄然离开中国。不仅如此，中国本土制造企业也开始在全世界布局。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段位提高了，正在由制造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变；但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低端制造业破产倒闭，高端制造业难以转型升级的两难困局。

与以往产业转移是单向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不同的是，当下这次产业转移是双向转移：一方面是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迁，另一方面是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向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国家转移。

高端智能制造向发达国家转移

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计划，德国工业4.0战略被广泛热议，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回流现象十分普遍。以德国为例，为扶植本国高端制造业升级，德国在2010年通过了德国联邦教研部制定的“2020高科技战略”。这一战略旨在从德国联邦政府层面推动企业创新，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因该战略的实施，德国高端制造企业最多可以从欧盟、德国联邦及当地政府申请到50%的资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体现在强调通过创新引领制造业升级。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发展计划：工业互联网将人、机械、数据关联起来，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调配全球资源，打通市场、生产、销售整个环节，实现供需的对等匹配。目前，GE、思科、IBM等80多家跨国企业已经组成了工业互联网联盟。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大幅同比增长的态势，发达经济体成为资本的主要流入地。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统计，2015年流入欧盟的资本高达4260亿美元，英国增长29%至680亿美元，德国从2014年的净流出62亿美元增至流入110亿美元，法国则从150亿美元增至440亿美元。与此同时，大量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资金和生产线从国外撤回本国。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主要基于四个方面原因：

其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在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及原料、运输等综合成本核算上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在本国生产和在中国生产成本趋近。从2010年以来，中国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大幅增长。虽然中国蓝领工人工资大大低于美国工人，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却在不断增加。据网上流传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大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是6.5%，而美国是2%，中国的融资成本是美国的3倍多。中国的工业用电是美国价格的2倍，工业天然气价格是美国的4～7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5～2倍，而更为惊人的是中国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8～10倍。综合来看，跨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综合成本已经和美国差不多甚至超过美国，这成为跨国制造企业撤出中国的直接原因。

其二，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技术在发达国家制造工厂中普及开来，制造业对劳动力的依赖减少，全球的工业机器人平均使用密度已经达到58台每万人，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普及程度更高。

其三，从接近消费市场的角度考虑，高端制造业迁回本国能节省更多的运输成本，因为高端制造业的主要消费群体在发达国家。

其四，发达国家长久以来的制造业转移，使底层蓝领工人就业机会减少，社会底层群体不但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反而因此失去了工作机会，这造成了发达国家巨大的社会贫富分化鸿沟。发达国家政府希望通过减轻制造业税收的方式吸引制造业回归本国，为社会增加就业机会，缓解社会矛盾。

低端制造业向更具比较优势的低成本国家转移

与发达经济体高端制造业加速回归对应的是，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加速向东南亚发展中及低收入国家转移。2015年，亚洲流入的FDI增长15%至54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到全球FDI的三分之一，流入印度的FDI则翻倍至590亿美元。德国、美国、日本包括中国企业在内，正抓紧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产业聚集的格局。越南成为继中国东南沿海之后新的世界制鞋基地，耐克在越南的生产份额接近其总产量的一半，越南成为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孟加拉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制衣基地；柬埔寨成为纺织基地。

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是基于东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洼地效应”，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已经远远高于东南亚地区。同时，东南亚等新兴国家也通过零关税等最惠国待遇吸引国际制造巨头企业的转移。

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双向国际产业转移潮，让中国制造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技术实力不足、托底的低端制造撤离中国的局面。中国“世界工厂”的帽子已经被第四次产业转移的飓风吹得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