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拿破仑时代

18世纪末，在法国王朝频繁更替的乱世中，来自科西嘉岛的矮个子青年拿破仑登上法国政治舞台，并且迅速攫取军政大权，最终通过“雾月政变”执掌最高权力。法国由此走上大国崛起之路，成为欧洲霸主。

政治雄霸起，商业繁盛时。站在世纪之交的新起点，拿破仑傲视天下，他能洞察欧洲时局风云变幻，却未必能感知法国商业教父的悄然崛起。法国商业史上群雄闪耀的时刻，正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

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30年战争在欧洲确立“多极均势”的欧洲格局，法国、荷兰和瑞典三大新霸主崛起。这种局面持续100多年，在此期间，各国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瑞典、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已从舞台中央黯然退场，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蓄势待发。英国最不想看到法国壮大，先后组建七次反法同盟，发动大量战事，旧王朝虽土崩瓦解，却成就拿破仑的辉煌。

1805年，第三次反法同盟组成。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统帅7万俄军与奥皇弗兰茨二世指挥1万多奥军在维也纳以北120千米的奥斯特里茨（现今捷克境内）西边的普拉岑高地集结，企图一举攻破拿破仑的军队，历史上著名的“三皇战争”爆发。拿破仑·波拿巴指挥法国73000余人沉着应战，在反法联军不断推进、阵地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拿破仑及时了解对方的战役意图和部署，因地制宜，制定了诱敌深入、分割而治、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争策略。

从地形图上看，这里分布有三条河流，一条是西面南北走向的哥德巴赫河，东面是东西走向的劳斯尼兹河，南面是利塔瓦河呈东北西南走向将两条河连在一起。三条河圈起的三角地带，地势平坦开阔，中间就是普拉岑高地，南面河流汇合处是沼泽地带，有扎钱湖和莫尼茨湖等两个较大的湖泊。沿着哥德巴赫河一带拿破仑部署了一条10千米的防线，自北向南依次为布尔诺、奥斯特里茨村、扎钱湖北缘的特尔尼兹村，以奥斯特里茨村为界分为南北两段防线。根据事先得到的反法联军的部队布置，拿破仑相应地对自己的部署做出调整。从兵力对比来看，法国的73000人比反法联军的86000人明显处于劣势，但是拿破仑做出调整后，局部兵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苏尔特的第4军和达武的第3军以前后布置，2个军共计1万的兵力在南段布防对阵联军的4万多兵力，用以引诱敌人深入。在北段线上拿破仑亲自率领，以拉纳的第5军和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为先锋，后面拿破仑的禁卫军和缪拉的骑兵军占据防御阵势，以6万多的兵力来抵御反法联军的4万多兵力，因为这里有普拉岑高地的掩护，军队部署联军并不能了如指掌。

战争打响后，拿破仑的部队不断后撤放弃普兰岑高地，特别南翼部队像斗牛士一样不断将联军引诱至湖泊沼泽地带，正在敌人放弃普拉岑高地转攻法军南翼部队之时，拿破仑乘敌人中部薄弱之机命令第4军以其左翼2个师转入进攻，占领普拉岑高地并将大炮调至高地上。此时北线部队顽强抵抗，战役进行不久便转入反攻，拿破仑的北线军队成功将敌人赶回到奥斯特里茨村。此时只剩下南线军队还在和敌人主力纠结当中，拿破仑率领主力像网一样自北向南将敌人围困在扎钱湖和莫尼茨湖之间的沼泽地带。当时已经是冬天，联军南部主力无心再战，逃跑到结冰的湖面上，这时拿破仑命令普拉岑高地上的大炮齐发，顷刻之间冰碎马翻，据传近几千人葬送冰冷的湖底。最后南部联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指挥英明，以少胜多，歼灭27000多联军，取得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战争胜利对三国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奥地利退出反法同盟，奥皇弗兰茨二世也取消了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第三次反法同盟也宣告瓦解，拿破仑从此成为欧洲的霸主。拿破仑本人在刚开始胜利的时候，对于这次战役没有想象的那么兴奋，在给皇后约瑟芬的信中说道：“我把俄奥两国皇帝领导的联军打败了，我感觉有点累，在野外宿营已经8天了，天气寒冷刺骨。”当战争结果传到英国伦敦之后，反法联盟组织者英国首相威廉·皮特陷入了绝望，以至于对自己的侄子如是说：“卷起这幅欧洲地图吧，十年之内它不会有用了。”

在拿破仑统治法国的“拿破仑时代”，他先后指挥了40余次大型战役。而奥斯特里茨战役只是拿破仑与反法同盟作战的众多著名战役中，最典型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虽然在与第七次反法同盟作战的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损失惨重，但是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曼图亚争夺战，第二次的马伦会战，第三次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第四次的耶拿战役，第五次瓦格拉姆战役以及第六次莱比锡战役共同奠定了拿破仑在法国的历史地位。拿破仑时代，不仅塑造了拿破仑本人的国际威望，而且巩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确立了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国际地位，同时法国工业经济也在拿破仑时代中得以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纪念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1806年，拿破仑用缴获的1200门大炮筑成凯旋柱，并下令在星形广场建造凯旋门。随着法国各家王朝政权更替，凯旋门也几经停工复建的波折，最后历经数十年，终于在1836年落成。巴黎市民争先恐后一睹宏伟凯旋门的风采，陶醉于这个宏伟建筑之中，并视作法国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在凯旋门开始修建的那一年，欧仁·施耐德来到人世。当凯旋门落成，他已过而立之年，人们蜂拥去看落成典礼时，他却悄然离开巴黎，前往尼维尔内地区的克鲁索（Creusot）小镇。

克鲁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小镇，左右两侧，索姆河和卢瓦尔河穿行而过，水运便利。这里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煤炭和铁矿石储量丰富，久负盛名，加之法国皇室的长久支持，这里的企业在18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法国首先采用焦炭熔化炼铁。进入19世纪之后，受旷日持久的战争、革命影响，煤矿企业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沦为废墟，大部分设备停运、生锈。欧仁长途跋涉，就为这些废墟工厂而来。

欧仁曾在羊毛制造中心兰斯当过店员，后来跟随哥哥阿道夫·施耐德进入赛埃银行，后者当时在巴黎已是小有名气的商界新秀。1821年，年仅19岁的阿道夫进入赛埃银行。赛埃家族靠羊毛制品的制造及销售起家，随着生意壮大，从洛林迁到巴黎，投资重点也从羊毛制品转向铁器制作和冶金业。1830年6月中旬，法国波林雅克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派遣远征军团，开始法国的殖民主义，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拼死反抗，为维持占领状态，法国不得不大费周折进行长时间的军事镇压，这给了阿道夫提供大发横财的机会。

为法国远征军团提供武器及生活装备的正是赛埃银行，而阿道夫又是赛埃银行派往阿尔及利亚的现场代理人。公司开出的条件相当丰厚，阿道夫可以从商品总值中提取2%作为佣金。军方大量的装备需求让阿道夫大发其财，他带着这笔资金回国，开始以棉布商人的身份独立创业，并逐渐与克鲁索的企业主们建立良好联系，对投资冶炼行业产生浓厚兴趣。在他海外敛财的十年间，留守国内的弟弟欧仁被羊毛世家普帕尔家族聘用，协助经营其旗下一家锻造厂。31岁这年，欧仁告别旧主，另起炉灶，与阿道夫共同收购已破产的克鲁索镇铸造厂。

遗憾的是，当欧仁抵达克鲁索时，这家工厂已经在1835年以185万法郎拍卖给铁制品商人科斯特。

欧仁垂头丧气地回到巴黎，告诉哥哥工厂已经易主，没想到阿道夫势在必得，他动用自己的关系网扭转局势。他先后获得路易·布瓦格和赛埃银行的老板——弗朗索瓦·赛埃的支持，在买价基础上再加100万法郎，科斯特当然笑纳，转手就挣一大笔钱，还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说起来，资助阿道夫的两位贵人也非等闲之辈。路易·布瓦格是阿道夫妻子瓦莱丽·艾妮昂的继父，也就是他的岳父。布瓦格家族是巴黎专门经营冶金产品生意的富商，他们位于富香博的一家大型工厂是法国最先重新采用焦炭高炉冶炼法的企业之一。身世显赫的布依格家族大多与有钱有势的贵族联姻，比如路易·布瓦格的妹妹玛丽嫁给伊波利特·若贝尔男爵，他是当时法兰西银行董事、弗朗索瓦·若贝尔伯爵的外甥、养子和继承人。另外一位借款人弗朗索瓦·赛埃是阿道夫的老东家，在金融界和制造领域皆有声望。

手握重金的施耐德兄弟并未就此罢手，而是一口气买下克鲁索的煤矿、铁矿以及附属的工厂，在此基础上整合成施耐德－克鲁索公司，由欧仁任总经理，负责生产和开发，阿道夫负责贸易和财务。施耐德家族成员对两兄弟投资实业的计划并不认同，动荡年代，战争不断，建工厂无异于建靶场，等待飞机大炮的轰炸。

当时法国资本家的投资方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债券。在法国历史上，因为战争、政变频仍，政府财政长期保持赤字，经常向银行家借款，作为回报，相应地给予建筑铁路、开采矿山等各种特权，甚至对他们言听计从。因此，七月王朝亦被称为“银行家的王朝”，如1840年12月大银行家雅姆·德·罗特希尔德写道：“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拜访国王，他对我完全信任，倾听我的话，重视我对他提出的意见。”[1]这足以见得资本对政府的青睐，政府对资本的依赖。

另一类是国外高利贷或者实业。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当法国开始修筑铁路和工业发展争夺资本的时候，德国、英国和比利时基金的资本运动就会显著放缓。另外，法国资本家早就发现，本国经济增长受到制度和原材料的严重限制，因此本土家族企业对外来资本抢夺国内资源骨子里充满反感情绪，这种情感长时间的积淀，形成对国内其他资本的反感。故而，在法国资本市场上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国内资本很少投资国内企业。

正因如此，许多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对施耐德兄弟的举动不以为然，嗤之以鼻。

不过，施耐德兄弟另有高见。在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使运输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远途运输开始从海洋转向铁路，这样钢铁制品尤其是铁轨的需求异常强大。但是，当时钢铁制造领域应用的还是从英国引进的搅炼法，英国是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工业革命取得最高成就的国家。作为隔海相望的传统强国，法国工业革命却进展缓慢，因此无论民间自发还是政府支持，许多有识之士跋山涉水来到大洋彼岸，学习工业技术。

英国冶炼企业采用的是亨利·科特1768年发明的“反射炉熔融法”，俗称“搅炼法”，在18世纪中期以后得到普遍应用，欧美各国应用这种方法铺筑的铁路长达7万多千米。进入到19世纪，搅炼法工艺的不足日益显现，比如劳动条件恶劣、熟铁成品品质差等，其中最致命的就是效率低下，平均一次炼制不超过30千克，产量太低，远不能满足工业革命对钢铁的强大需求。

准确地把握时代潮流，顺应科技及市场趋势，这是每个企业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工业革命中，具有创新精神的发明家很多，但是关注科学创新并进行商业化的却不多，施耐德兄弟有敏锐的洞察力，势在必得的气势，雷厉风行的魄力，终成大器。

英法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老牌竞争对手，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也是一对老冤家。比如火车时代，英国在1804年就发明了第一辆蒸汽机车，到了1829年，英国乔治·史蒂芬生第一次商业化运行了第一列火车，但是之间的二十多年，法国在此领域却一直没有建树，虽然也开始铺设铁路网络，但是蒸汽机车必须要从英国进口。在动荡的七月王朝统治的法国时期，甚至有人认为“蒸汽机和铁路的革命必须等到再来一次改朝换代才能实现”。在民众中，建造本国自己的蒸汽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也许正是这种声音激发了欧仁建造法国第一台国产火车车头的想法，施耐德公司冶炼和制造双头并进的定位正式形成。

在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大部分来自于发明家，施耐德兄弟大张旗鼓在世界各国招兵买马，无论在法国本土还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在大西洋对岸的美洲大陆都有他们招贤纳士的布告。尤其是在美国，他们耗尽千辛万苦花费重金聘请著名机械工程师弗朗西斯科·伯顿。虽然初到施耐德公司，在技术上无所成绩，但是没过两年便为施耐德公司立下汗马功劳，他精心研制的庞然大物在施耐德的克鲁索工厂诞生，这就是欧仁梦寐以求的国产火车车头。初创之物难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无论是零件还是组装，都完全实现国产化，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车。施耐德公司靠在蒸汽机领域的创举脱颖而出，迅速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名噪一时。以此为契机，施耐德公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法国蒸汽机车的出现，相应地刺激了铁路建设，各省都积极谋划本省与首都的铁路联系，而铁轨设施的强大需求给施耐德公司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欧仁随后宣布施耐德公司不仅生产蒸汽机，同时生产铁轨与相关制件。这次的财富增速要比阿道夫在战场当代理人的时候来得更加凶猛，全国各地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克鲁索的工厂忙得不可开交。

毫无疑问，施耐德兄弟借这个机会改变了法国的交通格局和生活方式：以前事故频发、运行缓慢的机车头，已经被时速100千米的新式车头所取代。以前从首都巴黎到南方海岸需要乘坐公共马车，历时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够到达，现在乘坐火车只需要16个小时，而且能够欣赏沿途的农家庄园风景。大量订单填补了施耐德公司初创期的利润真空，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收回当初的投资，克鲁索工厂当仁不让成为施耐德家族的“富矿”。

对新事物充满征服欲望的施耐德兄弟，并没有被蒸汽机车的大量订单遏止野心，欧仁又带着伯顿投入下一轮技术开发中。1842年，施耐德公司成功研发蒸汽机船，沿着塞纳河顺流而上，出现在巴黎码头；接着研制出蒸汽锤，蒸汽锤的工作原理由英国在1841年率先提出，英国人甚至建造出实验机械，但这次法国人没有像在蒸汽机车领域一样，被英国甩开二十余年。在英国迟迟没有将蒸汽锤应用到工业领域时，施耐德的克鲁索工厂后来居上，这次的功臣依旧是他们的伯顿。

蒸汽锤使施耐德公司的工厂效率提高十倍之多，这让欧洲同行瞠目结舌，纷纷来克鲁索找施耐德兄弟购买这种新工具。此后，施耐德公司的克鲁索工厂全力生产蒸汽锤，据统计，在1843—1867年二十多年间，他们先后生产出110个蒸汽锤，除26个自己工厂应用之外，其余84个全部卖给欧洲各大制造厂，这是克鲁索工厂取得的最大成就。

凭借欧仁的不断改革创新以及悉心经营，加上阿道夫的营销才华，背靠施耐德家族的庞大关系网络，施耐德公司稳步发展，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施耐德家族在法国算名门望族，祖上有人曾经成为拿破仑三世的参谋；施耐德兄弟的父亲安东尼·施耐德曾担任过公证人，职务相当于律师，是洛林的知名人士，结交各路企业家；施耐德两兄弟的一个外甥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军队，被提升为将军，曾经短期出任过陆军部长；阿道夫的岳父布瓦格家族是有名的银行家族；而欧仁娶了纽夫利兹男爵的孙女，出身马雷斯家族的康斯坦丝·勒穆瓦纳，她的父亲是财务税官，当时政府收取的税款在入库之前可以长久掌握在财务税官手里，他们借此机会大举投资、放债，成为名副其实的私人银行家。

凭借这些手段，施耐德家族一度占有法国80%以上的钢铁、冶金以及铁路市场，从克鲁索工厂的规模可见一斑。当时这座工厂已经拥有水平焦化炉150座，阿波尔特焦化炉10座，蒸汽锻造机85台，压延机41台，炼铁炉130座，重新加热炉85座，机动锻锤30台，工人9950人，此等规模当时足以让举国惊叹[2]。小镇人口也相应从1846年的6000人增加到1872年的12000人，当时有将近一半的小镇的居民都是施耐德工厂的员工，如果加上与工厂相关的配套业务，估计从业者比例会超过一半以上。

法国政府为表彰欧仁·施耐德，将代表最高荣誉勋位的法国荣誉军团骑士荣誉勋章颁发给他。这不仅仅是考虑施耐德家族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更是对欧仁的开拓精神以肯定，对法国工业史做出的巨大贡献以褒奖。

谈到法国的荣誉勋章，与欧仁·施耐德同时代的另一位商业教父不得不提。

早在1802年，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时，为强化统治的合法性，他希望建立新的荣衔制度而创设勋章制度，用以表彰对法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欧仁凭借蒸汽机国产化获得这一殊荣，在工业革命时期获得荣誉勋章的实业家中，还有法国经济历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斐迪南·玛利·维孔特·德·雷赛布，他凭借着出色的外交才干与组织能力，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成功开通苏伊士运河。如今，很少有人把他同法国苏伊士集团联系起来，因为苏伊士集团主要涉及能源、环境等领域，其中水务只占到很小一部分，但这家企业却是从水运起家，当时还是“国际苏伊士运河股份有限公司”。雷赛布因为成功开凿苏伊士运河而功勋卓著，获得拿破仑三世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从1802年设立至今的200多年里，能够获此荣誉的只有75人。

1854年，辞去外交官职务赋闲在家的雷赛布接到一份请呈，对方是来自地中海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巴夏，邀请他到埃及出任私人顾问。这让雷赛布思绪万千，与埃及的缘分及赛义德的情谊瞬间涌上心头。

雷赛布1805年出生于法国马赛，二十岁时，年轻的雷赛布进入外交部门，他的第一份外交工作是在里斯本任职副领事，三年后调任突尼斯副领事。1832年，法国远征军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抵抗组织激战正酣，雷赛布被任命为驻亚历山大港的副领事，从此与埃及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他生命中重要的时刻都在埃及度过。1833年，他来到埃及开罗任职，结识了此生最重要的朋友赛义德。此时的赛义德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穆罕默德·阿里邀请雷赛布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其实，雷塞布一家与阿里交情深远，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外交官，曾经随拿破仑一起远征埃及，法军撤走后任驻埃及总领事，后来支持阿里成功夺权。

穆罕默德·阿里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创立者。他原本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名阿尔巴尼亚裔军官。1798年拿破仑侵犯非洲的时候，他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马哈茂德二世派往埃及击退拿破仑的军队。阿里英勇善战，指挥得当，迅速击退拿破仑军队。当法军撤出后，穆罕默德·阿里权倾一时，并迫使奥斯曼帝承认他为埃及总督，实际上就是埃及的“国王”。而阿里心目中的版图远非小小埃及，他谋划让埃及成为一股独立的地区势力，并企图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野心勃勃的阿里邀请雷赛布担任家庭教师，在教学期间亦师亦友，雷赛布给了他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某些启发，虽然只是初步设想，但为后来雷赛布说服赛义德开凿苏伊士运河勾勒出路线图。

四年之后，雷赛布返回法国完婚。此后，雷赛布先后在鹿特丹、马拉加、巴塞罗那任职，还担任过驻马德里大使，因为参与斡旋教皇庇护九世马斯塔伊·费雷提安全返回梵蒂冈，被迫辞职在家赋闲。不过，期间雷赛布与赛义德从未间断过联系。

这个时候赛义德突然收到老朋友巴夏的来信，准备邀请担任私人顾问，赛义德不由想起雷赛布。得知此事后，雷赛布感到欣喜若狂，这是个实现开凿运河的绝佳机会，自己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但是想到当时的政治状况错综复杂，雷赛布仍然踌躇不定。

1854年，当年近五旬的雷赛布重返埃及，他继续向接任总督的赛义德建议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工作。雷赛布劝说赛义德，运河开通不仅能够为埃及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能够作为一道屏障与奥斯曼帝国隔开，有利于埃及的独立与安全。本来就对开凿运河抱有极大兴趣的赛义德被成功说服，同意由雷赛布主持开凿苏伊士运河。雷赛布在自传中写道：“如果他赞同这项伟大的计划，那么他的功业将在历史上永恒地发出如此闪耀的光芒。巴夏本人脸上展现出了友善的微笑，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郑重地做出了同意的允诺。”

法国政府也没有闲着。英国主张利用从亚历山大经开罗、苏伊士、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至波斯湾的狭长地带，修筑一条铁路，这份计划在1851年获得了埃及当局的许可，并在同年开始修筑亚历山大至开罗的铁路。法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不能眼看着英国占得先机而自己无所作为。一旦苏伊士运河成功通航，将会为法国在地中海地区直接连接印度洋提供一个通道，打破英国全球控制的局面。实际上，法国政府极力支持雷赛布的这一计划，当赛义德同意修建运河后，法国就立即同埃及签订关于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

主持运河开凿工作对于这位外交家来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他首先不得不面对英国，原因在于，之前法国和埃及先后两次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努力都被英国挫败。一次是1798年，拿破仑3万法国远征军进犯埃及就准备开凿运河，英国不愿看到他在埃及站住脚跟，当年8月在尼罗河口的阿布基尔湾，由纳尔逊指挥英国舰队全歼布吕埃斯将军的法国远征舰队，截断法国远征军与法国本土的联系，拿破仑的远征部队被迫撤出埃及。法国不得不于1802年与英国签订《亚眠条约》，这项条约终结了拿破仑在埃及寻求领土的野心，更不用说开凿运河的设想。另一次是阿里统治埃及时期，曾经发布一项计划：取消包税商，税收直接由自己控制；把出口农产品所得的盈余拿来购置欧洲出产的机器和聘请技术工程人员，并大规模兴修水利、道路来解决就业，开凿苏伊士运河恰是计划中最大的水利工程。但是由于英国1839年的突然袭击，使得众多工程被迫搁置，开凿运河刚被提上日程就被迫中断。所以英国是雷赛布必须说服的力量，由此踏上说服英国的艰难道路。

此时英法关系并不和谐。法国在大革命中，特别是拿破仑统治的阶段，曾一度想攻打英国，最终英吉利海峡成为无法逾越的天堑，拿破仑甚至说：“如果让我们控制英吉利海峡6个小时，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他一度下令封锁欧洲大陆所有港口来遏制英国的对外贸易。虽然英国组织的反法同盟最后成功实现波旁王朝的复辟，但是英法两国一直心存芥蒂。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两国的矛盾才有所缓解。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对雷赛布的造访反应平淡，对他所说的工程更是心存疑虑。帕麦斯顿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都怀疑，“这项工程是否会危及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如果埃及再次独立或陷入动荡，如何保卫这条新近出现的贸易命脉？法国政府在何种程度上会支持雷赛布的异想天开？”[3]

雷赛布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英国这堵墙似乎无法逾越。在大英帝国还没有点头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开展此项工程，即使是当时的法兰西与英国一直明争暗斗，法国急切需要这样一条运河来打破英国的远洋垄断局面，但也不想因为此项工程贸然招惹到老对手英国。如果历史在这里出现停滞，那么雷赛布与苏伊士运河都将不为人知。1857年，印度爆发民族大起义，当时英国对印度实行极端殖民统治，在发给士兵的子弹上涂上牛油和猪油。众所周知，牛是印度教的圣物，而伊斯兰教徒又忌食猪肉，英国的举措明显对印度士兵有极大侮辱。为镇压起义运动，英国需从本土调集人力，但前提是，他们需要更加便捷的道路，否则英国将失去一块重要的财富之地。于是，英国对开凿运河的态度突然发生大逆转，口风不那么坚决了。

苏伊士运河是横跨大西洋和印度洋两大洋的运河，光是海平面高度问题就能难倒一众人等，不过，雷赛布对开凿运河的各项资料了如指掌。“4000年前，埃及中王国时代雄心勃勃的法老，塞索斯特利斯一世曾试图开凿一条连接红海与尼罗河支流佩罗锡克河的人工运河，将埃及在东非获取的财富：黄金、象牙、香料，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尼罗河三角洲。”[4]这个方案曾大胆提出开凿尼罗河三角洲连接至地中海，早在雷赛布作为赛义德家庭教师时，就曾幸运地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发现并仔细研究过。而在穆罕默德·阿里时期，两位担任亚历山大港改造和尼罗河堤坝修建的法国工程师加莱斯与门格尔·贝伊，在经过详细测量后，提出将红海和地中海用一条商用水道连接的方案。雷赛布组织人员对两个方案仔细研习并实地考察，形成运河的最终方案：北起塞得港，经提姆萨湖、大苦湖、陶菲克注入红海，运河全长162.5千米，如果连同伸入地中海和红海的河段，运河总长将近174千米。这个方案同时能够实现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南北双向水运，而不必像以前那样，从船上卸下货物通过陆运的方法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实现运输。

修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投资可不是私人财团所能支撑得起来的。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负担，以当时的局势看，只有埃及和法国可能掏钱。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早已经有修建运河的打算，何况还有雷赛布的表妹从中斡旋。雷赛布的表妹正是欧洲的传奇才女、曾经三次摄政的——欧仁妮皇后。在欧仁妮皇后以及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雷赛布终于在法国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股份有限公司，并在1858如愿获得资金，雷赛布的个人愿望与法国的殖民利益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这个公司以500法郎每股的价格发行40万股股票，筹集2亿法郎资金。在发行的这部分股票中，绝大部分被法国及埃及政府购买，其中法国控制207111股，占52%；埃及购买177602股，占44%。由于法国为第一大股东，因此运河开通后实际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从而导致之后几十年的运河之争。当时的巴黎，苏伊士运河股份公司的股票引起金融和企业投资人士的疯狂抢购，由国家占大头的生意在他们看来稳赚不赔。随后，雷赛布的苏伊士运河公司与赛义德签订合同，约定运河租让期为99年，期满后运河归埃及所有；埃及政府无偿提供运河开凿所需要土地，并提供所需劳动力的五分之四，免税进口施工机械，等等。

1859年4月25日，在海岸古城佩鲁西的工地上，雷赛布亲自铲下第一铲沙土，工程正式动工。雷赛布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还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企业家，他在工程施工中精打细算，而依靠赛义德的支持，他以极低的工资雇佣数十万埃及民工。在浩瀚的沙漠中进行十年的施工后，苏伊士运河终于在1869年11月17日正式通航，当天欧仁妮皇后也为苏伊士运河举行落成庆典。据统计，10年间，埃及民工共挖土7400多万方，约有12.3万人丧生，耗资4亿多法郎。

运河修通之后，河面宽58米，河底宽22米，水深6米，沿途无船闸装置，航运畅通无阻，船只通过运河约需48小时，相比绕道英国控制的好望角，平均缩短5500～8000千米的航程。如果从英国的伦敦港或法国的马赛港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印度的孟买港，可比绕道分别缩短全航程的43%和56%。地中海各国到印度洋的航程缩短8000～10000千米，黑海沿岸各国的航程缩短12000千米。苏伊士运河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航运事业的飞速发展，也给法国带来几十亿法郎的通行税收入，因此成为西方各国互相争夺的目标，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苏伊士运河的成功使雷赛布声名显赫，先后被授予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印度星形勋章，而且被英国皇室授予伦敦荣誉市民称号，重要的是获得拿破仑三世颁发的法国最高荣誉勋位勋章——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

随着滑铁卢战役的失败，拿破仑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宣告终结，一代枭雄从此日薄西山，无力回天。

然而，这场战役却让有“第六帝国”之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发横财，这既是金融史上对信息完美运用的经典诠释，更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采用“对冲”手段成功的先例，家族团队天衣无缝配合的大手笔。拿破仑的霸业重点，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盛开端。

罗斯柴尔德原本不是姓氏，在德语中是“红盾”的意思。“富一代”迈耶·阿姆谢尔·鲍尔大约生于1743年或1744年，当时犹太人在德国像“犯罪嫌疑人”一样被监视，聚居于高墙内的贫民窟中，身份卑微低贱，出生年月不详也属情理之中。迈耶以收集并出售中东、俄国及欧洲古旧钱币起家，因此结交酷爱古币收藏的黑森王国王储威廉王子，从而得到“皇室供货商”的身份，这家门口悬挂“红色盾牌”的店铺声名鹊起，罗斯柴尔德由此得名。

不过，推动罗斯柴尔德家族迅速崛起的人却是迈耶的三儿子内森·罗斯柴尔德，“滑铁卢战役”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在此后历次大规模的战争中，都隐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翻云覆雨的身影，他们是“货币战争”最早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战争既打破国家边界，也削弱统治能力，分布欧洲各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与政府的较量中，拥有决定胜负的权力。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打响的滑铁卢战役不只是拿破仑与威灵顿军事较量的生死决战，也是千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英、法两国的胜利者将主宰欧洲，战胜国公债必将猛涨，战败国则狂跌。因此，在英、法证券市场上，在哪头做多、哪头做空是最疯狂的赌博，押对的人将一夜暴富，押错的人会倾家荡产。而对错的关键，就看谁最先得到滑铁卢战役的准确战报。

早在这场战役开始之前，内森就在即将开战的几个战略要点奥斯唐、根特、布鲁塞尔及巴黎、卢森堡进行了周密布置，提前一个月派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优秀、最能干的情报员，不停地向内森发送备战信息。在两个阵营的军队里，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安插了眼线。反法同盟军队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惠灵顿的军队里安插了一位高居参谋军官之位的眼线。在黑森和普鲁士军队里，阿姆谢尔请布达拉斯安排了一位上校和一位将军。

拿破仑军队方面，萨洛蒙通过达尔堡公爵的介绍，认识了一位拿破仑的贴身侍卫官与内伊元帅部队里的一名骑兵军官。在隔英吉利海峡相望的英国多佛港与法国加莱港，内森各布置了5艘性能一流的快船，昼夜待命。此外，还有6位独立的罗斯柴尔德情报员，以随军商人的身份，分别跟着两个阵营的大军开进滑铁卢。在他们装货物的马车里，都放着一个鸽笼，里面装有24只经过训练的信鸽，准备在最后的战果出来后，就飞往巴黎与伦敦的詹姆斯与内森居住地报信。

到傍晚时分，拿破仑败局已定。罗斯柴尔德的情报员们快马加鞭，第一时间内就把法军战败的消息送到巴黎总部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居所。詹姆斯迅速将各份报告综合，写成一封只有两行字的密码信件，做成6个抄本，同时派出6位罗斯柴尔德信使，乘坐专用的轻便马车，从6条不同的线路奔向加莱港。很快，获知确切消息的内森便立即动身，赶在政府急件快递员之前几个小时返回伦敦。

得到消息之后，内森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英国政府，那还是在战役结束的早上，比英国将军惠灵顿的信使早到好几个小时。可是人们没有相信他的话，不过他最终还是得到政府的赞赏和钦佩。

在履行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英国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后，内森走进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大厅。许多天以来，这里都笼罩在极度的紧张与不安的阴影中。在开盘后一个多小时，在官方公报未公布之前，内森指挥自己的那群代理人开始做空英国公债。代理人个个像发了疯一般地疯狂抛售，很快地，场内其他经纪人开始沉不住气，也加入了抛售的行列，抛！抛！抛！英国公债就像跳水一样直往下跌。恐慌笼罩着整个证券交易所。这时候，连最老练的经纪人也动摇了：“罗斯柴尔德都抛了，我们还等什么！再不抛，公债就要成废纸了！”于是，英国公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泻，到了这天下午收盘时，英国公债的价格居然被打到崩盘的价位！市场立时一片恐慌！此时内森的那批秘密代理人却在底部悄悄吸货。

第二天清晨，伦敦的所有报纸在头条刊登“滑铁卢大捷”的消息，伦敦证券交易所一开市，英国公债就跳空高开，内森兄弟一举赚进2.3亿英镑！相当于现在的500亿美元。要知道，股神巴菲特投资了60年，截至2007年也就是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身家不过才是500亿美元。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滑铁卢这件事上未卜先知的能力，让英国政府的官员们瞠目结舌。伟大的罗斯柴尔德也由此赚了个盆满钵满。一个世纪之后，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又比日本驻英国的使馆早两天获得日本海军全歼俄国舰队的消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消息灵通，被人们称为“无所不知的罗斯柴尔德”。

为了保密，他们有自己专门的信使，彼此用密码进行联系。例如，老罗斯柴尔德的代号是“阿诺迪”，称威廉伯爵为“戈德斯坦”，把在英国的投资称为“鳕鱼干”。数年之后，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扩展到美洲后，他们仍用这种方法保持欧美之间的联系。当美国内战即将结束时，伦敦的列昂内尔（内森之子，1808—1879年）收到他的代理人从美洲发来的一份电报，内称：“夏勒姆先生将至”。夏勒姆（Sholem）是意第绪语“和平”的译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有时也宁愿用罗家的信使来传递她的信件，而不用英国的外交邮袋，就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情报传递系统迅速又可靠。

精明如罗斯柴尔德的商人，都善于捕捉有价值的信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六代掌门人大卫·罗斯柴尔德的这段话应该能作为罗氏家族情报系统如此发达的解码：

“我们这个家族所从事的领域当然需要你有很好的判断力，但前提是你要掌握大量的信息和情报，如果你自我封闭，然后闭门造车的话，那肯定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们这个家族一直保持着一种传统，就是我们跟政府靠得很近，所以我们知道政府在想什么，我们也知道公众在想什么，公众害怕什么，同时我们也和那些大公司很接近，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战略都了解得很清楚。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下来，那么你的判断力肯定就更加敏锐了。”

滑铁卢战役结束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决定留在巴黎发展。这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根基已经很深。根据老罗斯柴尔德早年定下的支持“反革命”的潜规则，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向流亡的法国贵族普罗旺斯伯爵提供经济支持。

普罗旺斯伯爵是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当国王的时候，因为独生子年幼，立伯爵为摄政王。法国大革命后，普罗旺斯逃亡到布鲁塞尔，发表反对革命的宣言，组织流亡贵族团体，请求其他国家的君主同大革命做斗争。路易十六死后，其侄子路易十七在狱中被保王党遥奉为国王，伯爵自任路易十七的摄政。1795年，路易十七死于狱中，伯爵自立为路易十八世。至此，詹姆斯在他身上的投资也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刻，同一年，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宣告成立。

可以说，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对于一代枭雄拿破仑来说是事业的末路，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却是发迹的始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代，即阿姆谢尔、萨洛蒙、内森、卡尔和詹姆斯五兄弟，从此正式登上欧洲的金融舞台。

在日后的法国商业史中，我们还将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幕后操控的身影，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及其后人堪称掌控法国政治、经济格局的“无冕之王”。

虽然拿破仑时代已经终结，但是他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因此结束。拿破仑确立的一系列国家社会经济措施，对法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法国本土，拿破仑颁发一系列的法律法典，特别是《民法典》成为法国最重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资本主义的法律法典，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他创办的法兰西银行推动了工商业的复兴以及国家经济的振兴，公立中学和法兰西大学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方面培养大批人才，保障法国工商业对人才的渴望。

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战争削弱了对手的国家实力，他的传统殖民地拉丁美洲得到喘息机会，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从此爆发。他将在北美洲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州出售给美国，后者从此不断壮大。战后的维也纳体系更是确立了很多新兴国家的雏形，他对于欧洲一体所作的努力也为其后欧洲一体化提出了许多借鉴之处。

虽然拿破仑战争最终以拿破仑兵败结束，但是拿破仑通过战争向欧洲大陆输送了革命。战后确立的维也纳体系，没有抵住革命浪潮的冲击，迅速走向瓦解。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之时，这个体系已经名存实亡，欧洲1848年革命将这个体系彻底瓦解。维也纳体系的设计是为了维护欧洲均势，当其瓦解之后就出现欧洲霸权的争夺。法国作为战败国，受到压制与剥削，不仅失去大片领土，而且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原料产地。

法国在战争中的惨败以及与德意志民族的矛盾并没有使得法国的工业经济一蹶不振，反而激发法兰西民族不断加快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甚至在几十年之后，他们在经济壮大时重新集结民族仇恨。当德意志统一已经变得势在必行，普鲁士和法国首先站在对立面。法国为了维护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以及欧洲均势，阻止德意志统一形成对法国霸权的威胁；德意志资产阶级已发出统一德意志的“号令”，欧洲大陆也将有德意志民族的一席之地。

战争烽烟再起，普法战争一触即发，谁将成为新霸主？谁又将在乱世中，上演大商崛起的神话？

注释

[1]沙尔丹等.显贵的法国（1815—1848）［M］.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4:212.

[2]吕一民.大国通史：法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11.

[3]朱步中.苏伊士运河［J］.三联生活周刊，2011（11）.

[4]朱步冲.苏伊士运河［J］.三联生活周刊，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