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代序：由揭幕到内幕[1]——剖介李翰祥的大作

相信谁也不能否认，李翰祥对中国电影有阶段性的影响，有代表性的贡献。正由于他熟知近三十年的中国影坛，不仅记忆力强，又博学深思，在他笔下写的《三十年细说从头》，更是内容丰富、精彩十足，任何一篇，都有他顺手拈来皆成绝妙文章的可读性。更因为这部大作先在报上连载了近两年，再出书，实际上正如他全盛时期的电影一样，早已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了。

被李大导指定，要我在此大著出书前写几页，不是名人，不敢言序；但正如李翰祥的电影，他在分派角色指定演员的时候，总是有他的道理，而被指定的演员不仅是求之不得，更多的是“受宠若惊”之感，而我也有情不可却的特殊理由。

基于我是这部大著的“催生者”，说起来可以有数以万字计的内情，读者在欣赏李大导的鸿文之前，不妨先看看我的拙文，由揭幕谈到内幕，读者都喜欢看内幕，势必有助于了解，增加读者的话题与谈资。

一九七九年我自美国应聘到香港《东方日报》（以下皆简称《东方》）工作，《东方》是港九销路最广的日报。读者广大的报纸，除了新闻要快、要详、要独家、要突出之外，副刊的文章更是要合读者的口味。没想到，来到香港上班，《东方》的周石总编辑，出了一个题目，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是要约请李翰祥大导演给《东方》的副刊写稿，不是一篇而是连载稿。

其实，《东方》的负责人与李翰祥早有交情，周老总也曾经请李大导演写过一篇《我与林黛》，在报上连载了十一天，当时就很受欢迎。但李大导演视此为游戏文章，他拍电影一忙，就不理已经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搁笔就如剪片子一样，喀嚓一声，戛然而止。

这就是周老总仍要请李大导写稿的原因。一位成功的报人，总其事者贵在能“知人善用”。周老总对我必然也有一番调查了解，居然知道我与李翰祥够交情，别人拉不到他的稿，我可以请得动他。周老总的构想仍循以前受读者欢迎的方式，请李翰祥写《我与江青》《我与白小曼》《我与……》一系列的写影坛名人、掌故、内幕，必然是读者爱看的连载。

李翰祥导演与我结识于台湾，由于我自始就是个影迷，尤其关心中国电影，所以我在电影界中倒交了不少朋友。虽然我与李导演认识颇有一段时间，但比起他身边很多老朋友来说，我们之间的交往既不密切，也没有什么几“同”的渊源，自始至终我都以李导演对他作尊称，从未与他称兄道弟（他倒是对我有直呼其名的亲切），这就是表示我对他的认识与尊敬，都是介缘于电影。

周老总给我这个约稿的任务，他虽然认定我会马到成功，但我自知并不简单，因为像李大导这样的忙人，即使他不忙拍片，他又要剪片，又要写剧本，稍停不开工，就要游埠，去赌城松弛一下，寻古董，看字画，找旧书，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安排得密密麻麻；他就算给我面子，应酬的游戏文章，一篇两篇，三篇五篇，最多十篇了不起了。想要他写长篇连载，这责任可大了。我想要说服他不是易事，而且不能单就报纸的立场来要求他，人情应酬不能是长期性的，必须要代他想，要他动心，要他认为值得花精神耗时间去写才成。

到了李大导演清水湾的松园，看他满屋是书画是古董，我已经有了做“说客”的启示，就地取材，开门见山，道明来意。

“我哪里能写？开玩笑，我可不成！一篇两篇还可以凑合。哪能连载？什么？在《东方》的龙门阵，这一版个个都是高手如林的大作家，我怎么可以上阵！”

谈了一阵，我仍坚持我的战略先攻其心。我说：“以您的经验，以您的记忆，以您在中国电影圈的贡献，不写实在可惜了！再说，您看看，您搜集了多少藏书，这其中没有一本是您自己写的岂不遗憾？不要为报上的连载稿把您吓回去了，您不要当它一回事，以您之才，只要您肯写，大笔一挥，倚马可待，每天写一段，很快，在您不知不觉中就是一本书的字数了！我保证您写的不止出一本书，而是一套书，将来精装起来，您家里可得要一个书柜装您写的书！”

说着我用手指指他四壁，遥指那些装在二三楼之间墙壁高高在上装满了的书架，我也知道他讲究的习惯，不论他搜集来的什么残本，普通的电影杂志、月刊，他都要重新装帧过，用硬皮精装烫金的字，成套成套地放入书架就更壮观。

“您开玩笑，我还出书哩，一本都没有还说成套！”李大导口里虽然这么说，他的眼光也随着我的手指，望看书架浏览。我知道他的心已经动了，我的心战见效了，赶紧乘胜追击，再上紧发条，将他一军！

“我未仔细计算过您拍过多少部电影了，最少七八十部了吧！就算是您当年国联公司的出品，也不一定版权就是属于您的，就算版权属于您的，家里也有拷贝，可是您的后人要看您的作品，放一部电影哪有看一本书方便。我自己虽然是影迷，但我深知道报纸的读者，远比您的电影观众多。我相信中国电影史上您一定占有不止一页的地位。可是不管谁来写您的事，总不及您自己清楚，与其让一知半解的人来写，不如您自己写自己；何止是消闲性的娱乐笔墨、游戏文章，我相信您写出来的是这一阶段中国电影的重要文献。我说的话是站在知己朋友的立场为您着想，您不久就会知道，您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就赖长久的眼光来看，这比您拍了一部称心满意的杰出电影，还有意义！”

李大导演完全同意我了，虽然他说是却不过我的面子，但我真不是以拉稿的立场来说服他，虽然《东方》是香港销路最好的报纸，对李大导愿意付出最特殊的最高稿费，但这些话我一字未提。因为我知道，李翰祥写个剧本在当时就是十万港币，在他来说是驾轻就熟，剧本又全走对话，空格子多，报社出的稿费哪能相提并论？

“您看用什么题目好？我看《我与林黛》《我与什么》这样的题目不好。”他边思索边问我的意见。我说：“那当然完全尊重您的意思，我建议以您自己在电影圈的事做主线，旁及您所知的影坛秘辛，由香港到台北，再由国联回邵氏，您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力求存真的分析检讨，前后总有一二十年了吧？”

“岂止！我今年在电影圈也正好三十年了，对，就用‘三十年细说从头’吧！”他很起劲的立刻就有了总题。我连声应和着说：“好！”

但也在心里捉摸，这真是好大的题目，只怕他写一阵没有兴趣了要搁笔，对这个题目就不好交代，难以自圆其说。可是我当时暗喜他自出这个大题目，哪敢浇冷水，打了半天气焉能泄气？再讨论一下细节，希望每天配张照片。说了就动手，我在他书桌架上，翻得到的，我自认为陆续可以用得到的照片，先装了一大盒，又逼他立刻签名，再自他家中各家所画李翰祥的画像选几幅做刊头。

又促他题自己的签名式，李大导就写得手软，由毛笔、钢笔、原子笔，写了厚厚的一大叠纸他还不满意，我不等了，一概收入袋中拿走，我说我会选最好的，用于设计连载刊头。

他也给我有责任，稿子先送给我由我负责校正。我也在想，如果他真的是拍片很忙的时候，报纸的连载又不能断，来日免不了要为他捉刀，只要他口述内容，必要时代写发刊，但此一招非到万不得已时不用。

谈后第三天就要发稿见报，李大导的开场白一出，果然是不同凡响，不仅电影圈人人注目，读者也大感兴起！我立刻对他说，他的文笔与任何作家不同，谁也难代笔捉刀。事实上不但读者不好骗，作者是更难满意，正如旁人导的电影要打他李翰祥的招牌，相信他必然是老大不乐意的。写文章与拍电影也有其共通处，就在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也满足自己的发表欲。

尽管李大导的《三十年细说从头》在《东方》的副刊龙门阵上，以最显著的地位、最大的连载篇幅登场了，他也蛮起劲而且很认真地在写，但一位最了解他的专栏作家林冰小姐，在他报写了一大篇，认为李大导只是一时热乎劲，尽管曾称《三十年细说从头》，但最长也写不过三个月，就会托词太忙，鞠躬下台！

李翰祥自称他的性格是吃葱吃蒜不吃姜（将）的，林冰这一激，虽不能说是他赌气要写下去的主因，实际上是读者有口皆碑的欢迎。他自觉肚子里的东西多，有一处适当供他发表议论的固定园地，他确有如鱼得水的愉快，倒是极为认真地在写，没有断过稿。当然，我每天例必电话催稿、要图片，有时也在电话中同他斟酌研究。至少在前半年中，我尚未有过缺稿要开天窗的威胁。由联络到配图编校，每天我个人花在李大导这篇连载上，最少三四十分钟，也就成了我于公于私都难以旁贷的责任。

再就我是第一个读到李大导原稿的读者立场来看，谈谈李稿的特点，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分几方面来说：

第一是“口语鲜活”。李文这一特点，是基于李翰祥多年来，他拍的电影多是自己写的剧本，剧本以对白为主，他对口语化、生活化十分注意。就是写这篇回忆录式的长文，他也着力在一定要念起来顺口。多次我们在电话中复校他的稿，或因字迹潦草认不清，或因涂改删增接错行，每次询问都听他在电话那边念念有词，要念顺了口他才说可以；如愈念愈拗口打结不顺时，他会说待一会儿再打回电话给我。就让他自己去琢磨了再复。

除了他基于写剧本的要求之外，更由于他对中国民间艺术，如相声、弹词之类的欣赏，必然影响他至深；尤其是相声、数来宝，他不止一次在《三十年细说从头》中即兴来数段，顺笔而下，既押韵又合题，这常是他游戏之间见才华的得意之笔。

他是北方人又在香港这个南方的天下住得最久，所以他在运用方言上，更是南北俚语糅合，如果广东话、北方话都通的读者，相信读他这部著作更觉趣味盎然。鲜活的口语甚至他连译音的英文都用上了，所以他的文字是生动活泼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其次，我觉得他的文章尽管嬉笑怒骂，但具见真性情；虽然笔锋锐利，但谑而不虐，尚不失其幽默。中国文人笔下，见诸于尖酸辛辣者多，真富有幽默感令人会心莞尔的少，李翰祥在这方面表现相当高的驾驭文字技巧：过一分就失诸刻薄，欠一分似又不够劲。连载至今，被他写过的人士不少，相信绝大多数的都会心于搔到痒处，进而付诸一笑。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严俊，李文中写严甚多，很多电影圈的朋友反映，认为李不应该“臭”严俊，可是在严俊故世之前，严在纽约亲口对一位朋友说：“他妈的，还是李黑这小子最了解我！”究其反应，只有亲切实无忤意。

香港法律对文字毁谛罪罚得很厉害的，李文在报纸上连载以来，坦白地说也不是没有遭遇过麻烦，读者绝对想不到，首先提出不满抗议的是李大导的夫人张翠英女士。

很多朋友也直接间接问过我，李文这样写会不会有麻烦？我总是辩解说应以幽默的态度来看；固然，他有时笔下开人玩笑，消遣别人，可是他首先消遣讽嘲他自己，他挖苦他自己比谁都厉害，连太太都要抗议了，所幸算好没有什么真要打官司的麻烦，总是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来消弭。我也经常要提醒李大导笔下留意，有时来不及，为赶时间，我也自作主意，为他做善意的删修。

我不止一次问他，你写的真人真事尚有多少保留？他略一思考，很审慎地回说：“写出来的总有七成。”但我看只有五六成。这就是做编者的矛盾处，为读者的好奇心着想，当然希望看到赤裸裸的内幕。但事涉人家隐私，就算当事人过世了，还有后人在，于法于情于理都不能彻底揭露。如何在既要尽可能让读者满足，又要不失其真，又要与人为善，即使有批评、揭发也不能过分，把握这样的分寸确是不容易的事。这是李大导笔下文字另一成功之处。

至于内容丰富，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显现李大导的腹笥甚广。他下笔常是天马行空，旁征博引，我说他是意识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常提醒他尽可能也维持住一条主线，循编年次序发展。他的好处在能放能收，必然也是他具有电影专业上的看家本领，一会儿割切，一会儿溶入，一会儿倒叙，一会儿跳接，文章剪裁犹如剪辑电影，尤其是在报纸上逐日见刊地连载，每篇独立而不冷场，确见精彩；但若是出版成书，优点就变成缺点了，恐怕读者会觉得内容杂而欠缺主线。时到今日，我才觉得，早知李大导如此写法，篇名应叫《三十年细说》就好了，因为他很少“从头”。

在香港《东方日报》连载之后，经由周石总编辑热心安排，台湾《民生报》也取得了转载权。星马原有一家报纸不尊重版权，擅自转载，后来又由那边销路最大的《南洋商报》总编辑来港，经周老总的介绍与李大导谈妥取得星马地区的转载权。美洲地区也有报纸整版汇集刊出。所以李大导这篇大作，真是够大的了，刊载转载的都是大报，读者面更是广大，遍及海内外华人聚居的地方。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在写作兴趣上他也就越来越高。作为一位连载的专栏作家来说，他真也算是很尽责任的作家，每在拍片时，都趁打光的时候在影棚里的导演椅上，拿着分镜头的硬纸夹写；再不就是回家睡了一觉醒来，写一两篇稿再回去睡。他命他的司机天天开宾士车送稿，司机休息时，太太小姐都曾开车送过稿。所以尽管说《东方》送李大导的最高稿费，较诸这位大导的排场，比之他的其他收入，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了。他所获得的报偿是满足他的发表欲、读者的好评等精神方面的收获，而更重要的是他写下了成套的著作。

这一年多来，我最怕他离开香港去拍外景或是游埠，虽然我经常啰唆他，不要管有没有存稿，每天尽可能有时间就多写，可是他写作如花钱，不会有储蓄的习惯。

李大导在拍片工作的日子，反而交稿正常。他在摄影棚里，等打光排位的时候，与演员聊天的话题，都是入文的题材。倒是他不拍片的时候，我可时时要以电话追踪追稿，除了李府松园之外，他的好友朱牧、珠珠夫妇也常是我追踪的方向，不止一次托他们传话代催，说是“《东方》今天还在等稿！”

逢到他要离开香港的日子，我就不免紧张，最多一次，行前他赶了八篇稿子给我，也就是近一万字了。去年他说他要到美国入院检查心脏，这是大件事了，平常我追稿得再急迫，此刻也不好意思逼他住在医院里也要写稿，我只说：“最好您的专栏不要停，还是事先多写蓄足了稿再去。”他说：“让我抖一口气吧，松动一下，我有时实在赶稿赶得头昏眼花。这样好了，你代我约一批认识我的朋友，由大家各写几篇，从你开始，维持这个栏的版位，算是客座文章。平常总是我在这儿写朋友，有人说我拿朋友开玩笑，有人说我臭朋友；现在我让出地位来，也让朋友来臭臭我，开开我的玩笑！我相信读者也爱看的！”

李大导出的点子当然是高明主意，但站在报社的立场总希望最好是原作家不断稿，可是他已经决定了，要去美国，也体谅我有本位工作在忙，不能为他的专栏花费太多时间。结果他请在邵氏工作对影剧圈又最熟悉的专栏作家林冰小姐代他填档，除了由林冰写她熟知的李翰祥之外，也约了白韵琴、尹怀文、汪晓嵩等几位，以“客座文章”的方式，代了李大导十九天的专栏。他们几位都写得妙趣横生，作者、编者均应表示感谢。我说：“您自己的专栏断稿，对读者总是不好的，除非万不得已，勿轻用这个法宝。如今用过一次了，可一不可二。”他也深然其说。

未料到他在一九八〇年底，再去美国，走时也留下几篇稿，说是会托航空公司陆续带稿回来，或付快邮专递。我想到他过去一年一直都很有责任感，虽然有些担心，但绝没有料到，他这临时动议，即兴式的旅游，一走就走了三个月之久！这期间他先去赌城，也托香港朋友带过稿回来，另由“中华航空公司”带过一次，可是再就无以为继了。他倒是没有停笔在写，可就是没有那么直截了当的邮递方法，可以如时把稿子专送到编辑台上来。

这件事可伤了我的脑筋，“客座文章”的法宝似乎也不能再用，又未经他本人的拜托安排，我在他的朋友中间也不知道谁能写，而且还要有兴趣执笔才行。周老总“政策性”的决定，不惜任何方法与代价，总之李大导的稿不要断，专栏不能停！

唯一的办法我只有靠长途电话追踪他了，由旧金山到洛杉矶再纽约，又折回头到洛杉矶。他开始住的都是旅馆，请他主动给我联络。要在国外的人以长途电话报稿，那除非是大报有财力对重大新闻的采访可以如此处理，没有对副刊上的连载稿也用这个方式的。他知道我比他更急，那么，他倒是以逸待劳写好了稿在等我的电话，接通了拿起电话他就念，报社装有附在电话上的录音机，一边录，我一边听，还得用笔记下人名、地名、译名、北方俚语、广东土话之类同音不同字的关键。李大导没有新闻记者的训练，念报人名地名的时候，他不一定会点明草头黄，或是三横王，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录音完了匆忙收线，听带子再写时也常有写不下去的地方，名字倒是管不了音同字不对，所以这段时期的稿，错误不少，李大导不满意，自作更正。我自己实在忙不过来了，挂电话追踪，听电话由我；由录音带搬上稿纸，后来就麻烦另外的同事代劳来写了。

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李大导滞美乐而忘返。传说他要在那边拍片，他在看房子，要搬到美国定居。邵氏公司也急了，不停催归的新闻屡见。他人在美，但香港《东方》的连载却从来未断，或许有人在奇怪，但很少人知道内情。直到李大导夫人张翠英都先回香港来了，他仍未归，而且租了房子，不住旅馆，看来真有做较长居留的打算。

我在电话中追问他归期，总说快了。如是一天通话可有两三天的稿量，我再尽可能把照片插图放大，节省这来之不易的文字，每次都要在电话中追问他，如要离开，下一站到哪里？至少要先告诉我联络的电话。读者或许随着李大导的旅游在欣赏他的“细说”，我这个做编辑的幕后工作者，可就真是既烦且恼，苦不堪言。

有一天他在洛杉矶自租的寓所里，我们通了电话，可是只写了一篇，他答应继续再写，明天同一时间再打过去。换言之，我手边没有多的存货，次日等着要稿再写发排。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的电话打过去了，李大导的声音说：“我因有事到旧金山去了，找我的，请留话，我大概明天晚上回来……”一再重复这几句话，原来是附在电话上的录音带。他有急事去了旧金山！不理会我的约定？不管报社等稿急如星火？我真是急得有被吊起来了的感觉。

放下电话虽急又气，但所幸录音带上他提到去了旧金山，只是我等不到他明天晚上才回来，可能回来了也没稿，我势必要在旧金山找到他才行。所幸旧金山有位梁兄哥，是李翰祥、朱牧的共同朋友，我也认识，身边恰好有梁家的电话，我猜李大导有可能到旧金山住在梁兄哥的家，即使不是，梁氏伉俪也可能知道李大导住在哪家旅馆。

想着我就请长途台再挂旧金山，在喂喂连声中，我还正在想如何与梁先生寒暄几句，再打听我要追踪的人，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就是李大导。他也有点吃惊我追到他了，我可就憋不住气真急了，对着电话哇啦哇啦叫嚷起来。我生平最看重的是信义二字，作为自己交友处事的最高原则。我觉得他失我的信事小，实际上是误了他的专栏断稿，等于失信于广大读者，固然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抱怨他说：“如要断稿早就断了，早就该刊出‘作者未归，本栏暂停’几个字，岂不大家省事？辛辛苦苦用长途电话写稿都维持了这么久，两个多月了，如此这般吃力，如果最后还是断稿，岂不太冤枉了？”

李大导也知我真的恼了急了，他也自知理亏，连问我怎么办。他现在还没有写哩，手边没有写成的稿，他也无从念起。我长长叹了口气说：“那我再隔两小时再打电话给你……”

周老总告诉我说，第一个月李大导这篇稿的长途电话费就是六千多港币，换言之，以三个月汇计，就是近两万港币！《东方》是赚钱的报纸付得出，李大导也是大手笔，他曾表示过电话费由他出，当然报社不会如此。所以，若再有人问我李大导的最高稿费是多少，我不会答复，但我倒是把为李大导这为专栏稿维持不断、《东方》所花费的人力财力这段秘闻写出来，也足见《东方》对李大导的大作之看重，间接也可以让转载这篇鸿文的其他友报知道，他们的编辑在毫不伤神费力的情况下，乐“剪”其成，实在轻松。

《东方》就算是赚钱的大报，但《东方》也绝不肯对他的每一位作家都花如此大的电话费来维持一篇专栏，就算在中国报业史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足证《东方》对李大导专栏的看重，对作者与读者来说，都是莫大的敬意。

以后，李大导又到泰国去拍打老虎的外景，我们仍沿用电话录音写稿的老办法。可是泰国的电讯设备就太差劲了，线路少，杂音多，一个电话，接了三四个钟头都通不到话；就算通了话，很不清楚，稍为一犹豫未继续发言，泰国接线生就以为话讲完了，截断，重新要求再接，又是一两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读者可以自这部图文并茂的大著作中，循作者的妙笔带引，不仅看到中国电影界的秘闻，更会发现中国电影的太多问题，扩而大之，超出电影范畴，对中国人关注的好多问题，大是大非，李翰祥都有他敢言敢写的评论，喜恶分明，针砭毫不容情。读者会惊佩作者的才华、丰富的学识，绝不仅局限于电影戏剧，读者不一定同意他所有的看法与持论，但我相信都会欣赏李翰祥多面的内涵。

由于《三十年细说从头》是一部前所未见的著作，我受命写在前面的开场白，也不免在潜意识中受了作者的影响“细说从头”，以期略近于李文，统一全书的风格。这一套文图并茂的书具备畅销的因素，也是这一代有关中国电影的重要文献。

李翰祥已经表示过对电影的“倦勤”，但他对著述还正在开端的兴头上。给他以时间，把他拍过的电影剧本、分镜头本，加以通盘的整理，配合这部《三十年细说从头》，可以出版成为李翰祥全集，可作为有志电影编导青年的参考教材。到那个时候，李翰祥其名，因著作而流传，绝不会像电影一般导演而为观众所淡忘、后世所不知。他会记得当初我所鼓动他去做的事，真实意义之所在，绝非拉稿说客的立场，把他“放上虎背”“抱羊上树”这样简单。

赘语近万言，至此告结，请诸君欣赏正戏揭幕。

谢家孝

一九八一年盛夏于九龙望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