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来之风”的兴起——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拜上帝会

探访洪秀全故乡的日本人

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1930年代的一天，广东省广州市郊外的花县官禄村里有一位特殊的来客。他名叫矢野兴，任职于日本领事馆，却称自己是七十年前生于此村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后裔。

矢野称，他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到了日本。并且矢野对官禄村和洪秀全的往事非常熟悉，“家父告诉我，洪秀全曾于村塾前埋下一尊石狮”。村民们据此竟然真的挖出了石狮，于是，本来不相信矢野的村民们，因为这一证据也不得不相信了。

随后，中日战争爆发。1939年，日军占领了花县，官禄村最为富丽堂皇的建筑——洪氏先祖的祠堂遭到了破坏。此时又来了一名叫矢崎的日本军官，他也自称是洪秀全的后裔。矢崎命部下修缮祠堂，并宴请官禄村的长者，施与其金钱。其实，矢野与矢崎都是日本派遣的特务，目的是为了笼络官禄村的村民。

而为何日本如此重视洪秀全的故乡呢？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吹起的第一股“南来之风”，与后来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共产党长征一脉相连，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起点。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也孕育了中国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的萌芽。而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的故乡一旦为日军所占领，其祖先的陵庙如果遭到践踏的话，势必会引燃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具有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传统的广东人的反日情绪。也就是说，矢野和矢崎是充当着为抵抗日本侵略运动灭火的角色而被派往中国革命震源地官禄村的。

那么太平天国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不妨从洪秀全与“异文化”基督教的一场特殊的相遇说起。

洪秀全的幻想与对基督教的接受

洪秀全生于1814年，是居住在官禄村的客家人。客家是汉族的分支，拥有自己的语言客家话，是中国古代为躲避战乱而移民到南方的族群。客家迁入广东时，当地已有原住的汉族人，因此，多数客家人不得不定居在条件恶劣之地。他们被广东人视为异己，过着贫困的生活。但这种自卑情结反而激发了客家人，让他们开始有了“自己才是来自黄河文明发祥地的正统汉民族的后裔”的群体同一认识。

洪秀全出身自耕农家庭，幼年时父母就对聪明伶俐的他寄予了厚望。成年后，洪秀全一边做私塾先生一边开始准备科举考试。科举是中国传统的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取得科举考试的合格，必须要通过从地方上的初级考试（童试）开始到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为止的全部考试。而且准备考试也需花费大量金钱，所以如果不是富家子弟，很难通过考试。

科举考试表面上对所有人开放门户，但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有同乡仕人作担保，而客家这样的后起移民中读书人少，有时会因为找不到担保人而无法参加科考。另外，1834年广东地区考官营私舞弊的现象频发，受此苦楚的考生有人选择自杀，科考的公正性受到极大动摇。1837年，洪秀全在第三次科考落第后，也终于承受不住巨大打击，一病不起。

就在洪秀全徘徊于生死边缘之时，他做了一个异梦，梦见自己升天并获得重生。后来，据他的表兄洪仁玕对传教士所说，洪秀全梦见他在河边把污浊的身体洗净，而后被剖开身体，挖出五脏六腑，又被放进新的。然后在天上的宫殿里见到一个金发皂袍的老人，老人命他去拯救俗世，并且有一个被他称为兄长的中年男子助他斩杀了魔鬼。

这种我们看来奇异的梦幻体验，其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经常出现的内容。洪秀全梦见的神（老人）也近似于中国道教中地位最高的神祇玉皇大帝。但是，洪秀全却把这个梦和基督教结合在了一起。

洪秀全与基督教的结缘始于一本基督教布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传教仍被禁止。1807年，伦敦会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以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为据点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马礼逊的信徒梁发是出身广东的华侨，他尝试编著的易于中国人理解的小册子，就是《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对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偶像崇拜进行了批判，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据说洪秀全是在1833年，从在广州秘密传教的梁发手中得到这本书的。

《劝世良言》起初并未引起洪秀全的兴趣。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科考失败后重读此书，受到了很大冲击。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写道，“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神像”，这种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对洪秀全来说是感同身受的。另外，在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中，为了易于中国人接受，许多词汇的译文都参照了中国的古典文学，比如上帝一词就被译为“皇上帝”。

因此，洪秀全对这种外来文化完全没有感到抵触，他认为基督教不仅仅是欧洲的，而且是太古的中国也曾信仰过的宗教，因而接受了基督教。他自信自己在梦中遇到老人就是基督教之神耶和华，中年男子即耶稣基督，而自己则是耶和华的次子，身负拯救世界之使命。随后，洪秀全自行洗礼，开始了传教活动。而这种从洪秀全对异文化的误解而衍生出的宗教被称为拜上帝教。

但是，洪秀全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鸦片战争的爆发地广东，民众对欧洲抱有强烈的反感，战后仍时有冲突事件。虽然与洪秀全为邻的冯云山等几名贫困的客家知识分子对洪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但多数村民无法接受，洪秀全等人陷入了孤立。1845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外出传教，到达广西贵县的亲戚家。洪秀全返回广东后，冯云山利用客家同乡的关系网进入桂平县紫荆山继续进行传教活动。

回到广东的洪秀全投入到《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等宣教书籍的创作中。这些书籍是洪秀全利用长期以来从应试学习中所培养的儒学素养，对《劝世良言》做出的重新解读。另外，如《原道醒世训》中写到“大同而今尚可望哉”，洪秀全依循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大同思想，提出了《劝世良言》所欠缺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对理想社会的构想。

1847年，洪秀全造访了在广州的传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并在其下以数月时间学习了圣经。罗孝全在听过洪秀全的异梦后也认为甚是不可思议。但当洪秀全提出希望受洗时，罗误解他是为了得到经济援助而拒绝了他。自尊心严重受损的洪秀全继科举后再度遭受挫折，离开罗孝全，去了广西。

紫荆山的传教活动与偶像破坏运动

此时，在桂平县的紫荆山，冯云山正一步步地推动着传教活动，并发展了众多信徒。该地区自17世纪以来被不断开发，形成移民社会。出身官僚、军人且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移民豪绅在当地占有大片土地，他们种植稻米卖往发达地区广东，从中获取利润。而广西的主要少数民族壮族则沦为移民富豪进行开垦的劳动力，受他们的支配和压迫。

18世纪，广东地区的客家人也开始移民至此地。但是，作为后来者，他们无法获得平原地区的耕地，只能在紫荆山内从事烧炭等艰苦的劳动。因此，他们仍然像在广东时那样苦于贫困不安的生活。另外，移民豪绅还控制了政治权益，不允许客家和少数民族参加各地庙宇的祭祀活动，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也备受压抑。

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冯云山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中又糅合进中国民间宗教所常见的关于现实利益的因素。他创作了一些朴素但反映了切实愿望的祈祷文，如“日日有衣食”、“灾病速退、身体复安”等，劝说群众诵读，取得了很大成效。拜上帝教在客家以及与客家关系紧密的少数民族之间迅速流传了起来。出身藤县大黎乡，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忠王的李秀成在自述中证明说，“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另外，信徒之中还有一些新兴势力，比如紫荆山下金田村的韦昌辉、从广东移居到贵县的石达开、从广东南部信宜县到平南县打工的凌十八等人。他们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却又无法进入到由移民权贵所构成的政治体系，处于被排挤的边缘地位。这一片地区都是客家人的定居地，因此传教活动也通过客家人的同乡网而得以进行。当时仅紫荆山内就有信众达两千人，这一宗教团体被称为拜上帝会。

1847年，重返广西的洪秀全得知冯云山的传教成果后，又增强了信心。他进一步推行《劝世良言》和《摩西十诫》中宣扬的偶像禁止说，把祭祀在庙宇中的神像视为“妖魔”，开始了捣毁神像的偶像破坏运动。这一运动表面上把少数民族信仰的恋爱女神批判为“淫乱之女”等等，但其核心却具有儒教“正统”意识蔑视异文化的压抑本质。不过，那些无法从既有神灵中得到救赎因而期待更强有力的庇护的底层人民，很容易对这一运动产生共鸣，因此拜上帝会的成员越来越多了。

而另一方面，当地的移民权贵正是通过组织寺庙祭祀活动才得以掌握移民社会的领导权，因此偶像破坏运动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居住在紫荆山的客家人生员（童试合格者）王作新第一个跳出来，他在1848年初逮捕了冯云山，不仅攻击拜上帝会所宣扬的众神灵，还在暗中以谋反罪向当地政府进行了告发。虽然王作新的密告最终并没有被认可，但以该事件为契机，拜上帝会与移民权贵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而与传统社会秩序的背离，使得拜上帝会的活动被刻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