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

中国人常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用木桶抬水。日本人一次只能勉强抬一桶水，而中国人力气大，用扁担一次就能抬两大桶水。如果换作三个中国人和三个日本人抬水，三个日本人互相配合可以抬很多桶水，但三个中国人则处理不好关系，最后一桶水也抬不成。日本人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中国人个人能力很强，形成集体后反而无法发挥力量。

上则故事揭示出生存在竞争激烈的科举社会中的中国人个性强势、不易团结的特征。然而这则故事的现实版悲剧，就在新王朝建设刚刚步入轨道的1856年夏天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分裂酿成天京事变。

前文已经提到，天王洪秀全自从到南京以后就隐居深宫，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永安封王的五人之中，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已在进攻南京的途中战死。在剩下的二王之间，位于东王之下的北王韦昌辉受到杨秀清的猜忌和压制。杨秀清甚至假托天父耶和华传令，杖打北王，以致其不能站立。起义以来很多将士官员也多对东王的专权心怀不满，杨秀清则对不满者轻则处罚、重则斩首示众。

1856年8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传洪秀全至东王府。洪秀全至东王府时，杨秀清高坐于上，假装天父附体，命令洪秀全“天父在此，跪下”。并责问洪：“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亦即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在中国万岁向来是历代皇帝的称号，太平天国中也只有洪秀全可以被称为万岁。杨秀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不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

天王至东王府之后的第十八天，9月2日清晨，天京的街道被炮火声和恐怖气氛包围了。接到洪秀全“诛杨秀清”密令的北王韦昌辉率兵攻进东王府。杨秀清被斩首，韦昌辉为防止东王余党复仇，将东王麾下的数千兵将屠杀殆尽。韦昌辉还命人对天京的所有居民进行了调查，凡与东王有牵连者先后被杀。

事变生六周后，冀王石达开赶回天京城。石达开谴责韦昌辉的滥杀行为，“独杀东王及其亲随即可，何杀众多兄弟？”两人发生口角，韦昌辉骂石达开，石达开怒曰“今日之残局，汝自行解决，与我无关”，遂甩手而去。当晚，韦昌辉欲杀石达开，预感到危机的石达开仅带数名随从逃出天京。而韦昌辉将留在天京城的石达开家人及部属全部杀害。数月之间，韦昌辉竟杀了四万余人。

幸免于难的石达开召集前线的太平军，要求天王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否则将起兵进攻天京。结果，洪秀全杀韦昌辉，被盐腌过的韦的首级被送到石达开阵前。接受这一处置的石达开返回天京，受到被屠杀所恐吓的人们的欢迎，开始承担辅政重任。

但是经历杨秀清前车之鉴的洪秀全，并不信任石达开。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洪秀全来原本就与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石达开脾气不合。洪秀全重用自己的两个哥哥，以此排挤石达开。不堪忍受的石达开于1857年离开了天京。自出走天京一直到1863年兵败四川大渡河，石达开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实际上则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在行动。天京事变之后，起义之初的五王全部离开太平天国，原本有利的战局也转为暗淡。因松懈所导致的内讧给太平天国带了致命打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

我们再来看一看围绕太平天国所发生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当时居于清朝皇位的是二十余岁的咸丰皇帝。即位后即遭遇太平天国起义的咸丰帝，为图重整政务，首先罢免了先帝道光朝专权乱政的元凶军机大臣穆彰阿。随后提拔皇族出身的肃顺为亲信，并采取了任用曾国藩等有能力的汉人官僚的政策。

但是，1856年10月，发生了一件令咸丰帝烦恼的事件。清朝官员以海盗嫌疑为由，对停靠在广州的鸦片走私船“亚罗号”登船检查，并逮捕了船员。日后成为驻日公使的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中方把香港籍“亚罗号”上的英国国旗降下来，是对英国的侮辱，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巴夏礼的抗议不过是挑起战争的借口。

英国本来就厌恶清朝的中华思想，即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把周边诸国作为属国的骄傲态度。而清朝仅与遵守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朝贡贸易体制，也是英国力图打破的。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称为“行商”的中国商人的特权地位被动摇，英国开始相信可以和清朝进行对等的自由贸易。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编入了自由贸易体制，更没有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加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对于清朝来说，战败是为了怀柔“夷狄”即野蛮人而做出的让步，不过是对以往的朝贡体制做了修正而已。把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的承认解释为大国中国对下等对手欧洲的优待，把上海等五港口的开放也解释为是重开以往当地作为外国船只停靠港口的先例。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带来的“西洋的冲击”被传统的“中华世界”的秩序消化了。英国所期待的棉制品的对华出口并没有实现增长。欧洲各国也未能按照近代条约体系的常识，向北京派设常驻公使。曾在鸦片战争时担任外相的英国首相帕尔姆斯顿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企图用军事压力来大幅度修改条约。英国动员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联合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战争）爆发了。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翌年1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加尔各答。接着，英法联军为给清朝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沿海路北上，1858年5月占领了天津附近的大沽炮台。这时，惊惶失措的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和平交涉，6月在天津签下了《天津条约》。

但是，英法退兵后，清政府再度变得强硬，1859年发生了天津驶往北京的英国舰队被清军击退的事件。愤怒的英法两国为了报复，于1860年派出了由两万兵力和两百只军舰组成的大远征军。10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北京郊外有一座清初康熙皇帝建造的美丽的皇家宫苑圆明园。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大肆掠夺珍宝。同时，为掩盖他们的掠夺行为，竟彻底烧毁了圆明园。

太平天国的外交与《北京条约》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在基督教传教士中间出现了对中国诞生基督教国家的欢呼声。1853年4月，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以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调查为名访问了天京。英方表示了不干涉的立场，同时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并且探问太平天国是否有意进攻贸易港口上海。

当时，太平天国把外国使节称为“洋兄弟”，对他们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许可外国人在领土内自由通行和进行商业活动（鸦片交易是被禁止的）。不过，太平天国的这些措施从根本是由于把同为基督教徒的欧洲人看做了受耶和华之命的“天下万国真主”的天王洪秀全的“臣民”。太平天国实际上仍然继承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只不过他们对“华夷”即文明与野蛮的判别，不是基于儒家的礼教而是看是否有基督教的信仰。

太平天国的外交思想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朝贡体制框架，他们并不理解主权国家以对等立场签署条约的近代欧洲的外交概念。列强初始对此强烈反对，后来则放弃与棘手的新兴势力太平天国的交往，一面伪装中立态度，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以图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两国也并没有给清朝以致命打击，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清政府从而使交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留在北京负责交涉的恭亲王奕（咸丰帝之弟），主张与英法议和，他认为太平天国才是朝廷致命的“心腹大患”，应该暂与列强妥协，优先镇压太平天国。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基础上的继续与扩大。两次条约约定了以下内容：

 

（1）开天津及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等十一地为通商口岸。

（2）外国人得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

（3）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

（4）外国公使得驻北京，有权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5）允许华侨出洋。

（6）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7）1853年始设于上海的外国人税务司制度在其他各通商口岸实施。

（8）各式公文中不得提书对外国蔑称的“夷”字。

（9）鸦片贸易合法。

 

另外，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还规定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俄国也借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借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的沿海各地。结果，俄国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不冻港海参崴，并开始着手将该地建设为军港，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征服东方”的之意。

1861年，奕设立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列强与清朝进行交涉变得容易了。当时，太平天国也改变了对欧洲各国的态度，试图寻求缔结条约之路。但是对于借《北京条约》大幅度扩大了利益的列强来说，太平天国已经不是他们理想的合作对象了。随后，列强明确表示支持清政府，转为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