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动荡的中华世界——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

洋务派的登场与近代化产业

中国近代化的鼻祖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的各大口岸城市无一不在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深圳从边境的一座农村摇身变成经济特区，北京也为迎接奥运会而呈现新貌。走在高楼大厦林立、周边高速公路环绕的上海街道上，无数日本人震惊于它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面貌差别之大，为此种社会主义景象唏嘘不已。

回到一百四十年前，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近代化”的尝试拉开了帷幕。日本正值江户幕府垮台、明治维新开始之际。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而与此相对，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却不敢恭维。

对洋务运动评价甚低的第一点理由是，该运动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引进欧洲的物质文明，企图重建清朝的统治。官僚们过分热衷于争权夺利，对列强的侵略行径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压抑了民间资本的成长。第二点理由是，被视作洋务运动宠儿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胜利，而洋务运动为何失败这一点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其原因在于清朝的腐败以及运动的不彻底。

然而，历史上的近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明治时期日本选择的“西洋化”。最近甚至有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唤醒的近代化的内涵，完全不同于明治维新，至少不能只凭甲午战争的结果，单纯地将两者优胜劣汰。而且，眼下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前沿中，也存在着足以让我们吃惊的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中国式的另类的“近代”。下面就以清末的洋务运动为实例，来摸索中国如何接受欧洲的近代化并且如何应对的。

西太后的登场与洋务运动的开始

话说太平天国运动开展的1861年，为躲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而逃到热河的咸丰帝病倒，同年8月驾崩。根据遗嘱，六岁的皇太子（后来的同治帝）即位，由咸丰帝的心腹肃顺等人辅佐政治。

11月，皇太子的生母西太后与咸丰帝的异母弟弟奕等人发动了政变。西太后原为满族部族之一叶赫那拉氏出身，被选作宫女入宫。一日，咸丰帝被西太后美丽的歌喉吸引，此后西太后虽备受宠爱，却未能当上皇帝的正室（东太后）。叶赫那拉氏曾反抗过清朝太祖努尔哈赤，其子孙不得进入宫廷。然而西太后机敏伶俐，获取了咸丰帝的信任。咸丰帝不堪内外重压卧床不起后，西太后便代替皇上批阅各地地方长官呈上的奏章。不久她开始参与政事，与皇帝的心腹肃顺等人的矛盾加深。

于是西太后与素来对咸丰帝心怀不满的奕勾结，乘着将咸丰帝的棺木运回北京这一时机，宣布由西太后和东太后来辅佐年幼的皇帝，实施垂帘听政。肃顺等人大惊，表示反对，西太后便逮捕了他们并进行肃清。肃顺被戴上枷锁，在北京城里游行后被施以斩首。

这场政变给清末的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奕是签署《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他担任议政王大臣进入政治的中枢，也被列强们看好。新政权为进一步镇压太平天国，积极起用了曾国藩等优秀的汉族官吏。

奕接管了总理衙门后，把与外国交涉的“夷务”改为“洋务”。之后与欧洲有关的新鲜事物都被统称为“洋务”，而管理这些事务的汉族官僚们被称作洋务派。虽然后来奕下台，西太后独揽大权，与欧洲列强斡旋以及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这一基本方针却得到了延续。洋务运动被誉为同治中兴，在以西太后为核心的体制下得以活跃开展。

总理衙门还设立了作为附属机构的外语学校同文馆，1864年发行了国际法的译本《万国公法》，试图“用外国的法律来反击他们的观点”。并派遣外交使节团，在世界各国设立驻外公使馆等，推动了外交近代化。

然而洋务运动的主要舞台并不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里。近代工业的主导人是曾经镇压太平天国的地方长官、曾国藩弟子兼淮军指挥的李鸿章和湘军首领左宗棠。随后是张之洞、刘坤一等各省总督、巡抚级别的实权官僚们。支持他们的智囊团包括太平天国时期做过团练首领、要求曾国藩出兵上海的冯桂芬（江苏吴县人），地方出身的精英们占据了主流。

1865年，李鸿章任署理两江总督，他以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广东香山县人）带回的机械为基础，在上海成立了兵器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参见图15）。容闳就读于澳门的马礼逊学校，回国后的1860年，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曾向洪仁玕提出太平军的近代化、成立民主政府等七条建议，洪未接受。于是他将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李鸿章受曾国藩之托建立工厂，指出淮军使用的近代兵器发挥了巨大威力这一事实，强调国内的兵器生产“防御外国侵略，乃自强之本”的重要性。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时得到法国人日意格等人的帮助，在福建成立福州船政局，开始建造军舰。这两家工厂和李鸿章有关的金陵（南京）、天津的机器制造局并列，被称为四大工厂，均为官营，拥有数千名工人。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教授航海术和外语，多数毕业生前往欧洲留学，随后担任北洋海军的干部。

洋务运动的扩大与官僚资本主义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提高了政治发言权，洋务运动的内容也从军事工厂扩大到一般的近代化产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试图夺回被外国资本垄断的海运业的利益。1878年，为了抵制进口棉纺织品，又成立了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运动的范围还扩大到矿山开发和电信设备的引进上。1881年，为了运输直隶开平煤矿产出的煤炭，修建了长达11公里的铁路来连接唐山和胥各庄。

这些洋务企业多数采用了被称作“官督商办”的半官半民的经营方式。企业创办时由政府融资，从民间募集资金和人才，为防止外国势力进入企业，“官”实行最小限度的监督，而具体的经营则委托给“商”，即具有丰富经验、进行高额投资的有实力的商人。

担当洋务企业经营业务的实力派商人，多被称为“买办”。买办是葡萄牙语“康白度”（comprador）的译文，他们代替外国商社在中国市场进行中间贸易，以口岸为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上海的英商颠地洋行（中文名为宝顺洋行），其代表就是买办徐润和郑观应（两者均为广东香山人）。他们参与了很多洋务企业的创建与经营，徐润参与了李鸿章成立的轮船招商局，郑观应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清政府为了使这些企业能与外国资本竞争，采取了税收上的优惠措施和一定期限内的经营垄断权等特权来加以保护。李鸿章规定的“官”不参与经营的方针也获得了人们的信任，筹集到了许多民间资金。

然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资金周转必需的银行，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远远落后。例如纺织业所需的原料长纤维棉花无法在中国国内购买，造成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晚了十二年等等，保证企业顺利发展的条件尚不具备。而作为经营者的实力派商人，例如徐润和郑观应结成广东人的同乡网，他们把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习惯带入作为股份公司的企业当中。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努力脚踏实地提高生产效率上，而是将资金投入到股票投资等有风险但见效快的副业上。也就是说不管是洋务官僚还是民间商人，他们相信只要成立拥有近代技术的企业，就能够从外国资本手中夺回国内市场并获取利益。

1883年，上海发生了金融危机，徐润在房地产生意上失败并破产，给轮船招商局造成了十六万两白银的损失而退出经营。郑观应也离开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为了防止经营上的混乱，不得不加强了“官”的干涉。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就任轮船招商局的督办，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权。

而原本作为监督者的官僚权力的扩大，出现了企业利润被用于购买军舰或填补其他同类企业的亏损。再加上洋务派官僚将企业私有化这一官僚资本主义的倾向加强，对此失望的民间商人不愿意对洋务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为保护这些企业而采取的一定期限的经营垄断权的措施，也妨碍了其他民间企业的发展。

洋务派官僚中原本对“洋务”的内容就意见不一，甚至有人反对官督商办的做法。清朝内部的多数保守派们也轻视商业活动，对运动持以否定态度，因此，李鸿章培养近代企业的尝试，并未取得促进中国工业化这一成果。从政治权力下自立出来的民间资本的发展被搁置，而“官”“商”互相依靠的关系之后在中国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