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奠基李家天下 唐高祖

唐高祖李渊是李唐帝国的开创者，但多年以来，他都被掩盖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盛名之下。事实上，唐高祖也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善于把握时机，而且目光远大，积极进取，为李氏家族开创了一代帝王霸业，奠定了李唐王朝的基业。唐高祖执政初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唐高祖李渊作为大唐帝国的奠基人，充分发挥其作为创业者的才干和胆识，使唐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贵族出身：好风凭借力

我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个家族社会，权力主要由一些名门望族掌握着。李渊出身贵族，这一先天的有利条件使他很容易被其他家族理解、接受和支持。这为李渊后来夺取权力、登上皇位、开创李家天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唐高祖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公元618年至626年在位，谥号“太武皇帝”，庙号“唐高祖”。李渊的家族在其祖父李虎时便已开始飞黄腾达。李虎为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官至太尉。李虎因为助后魏权臣宇文泰成功政变，与宇文泰、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八人一起被称为“八柱国家”，位极荣贵，死后追封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袭封唐公，北周时任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建国以后，追尊祖父李虎为太祖景皇帝，追尊父亲李昞为世祖元皇帝。

李氏祖上显然是依靠军功发迹的，被时人称为关陇贵族集团。后来，又倚赖婚姻巩固了家世门风。李氏家族与北周皇室及隋朝的姻亲关系，是以独孤氏为纽带的。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做了皇后。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也做了皇后。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便是李渊的父母。由此可以看出，李渊家族自祖父以来便家世贵显，不仅与北周皇室宇文氏有着姻亲关系，而且与隋朝杨家有着贵戚关系，李渊与隋炀帝杨广互为姨表兄弟。在北周时期，李渊的父亲就迁居到长安，天和元年（566年），李渊出生于长安（今西安市），后由于父亲早死，家中排行第四的李渊七岁就袭唐国公。李渊青年时，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人缘极好。

李渊的妻子窦氏，也出生在一个军事贵族家庭。窦氏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她的父亲是隋朝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武帝宇文邕十分喜爱她，把她接入宫中抚育，常常随侍左右。窦氏小小年纪就对政事十分关心，有独特的见解。窦毅认为自己的女儿才貌不凡，不能将其随便嫁人，就决定为女儿谨慎选择一位“贤夫”。于是当窦氏到了出阁年龄之时，窦毅命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能用箭射中孔雀眼睛的人才会入选。四方英杰纷纷争相上门一试，但都没能如愿。李渊也慕名而来，他连发两箭各中孔雀一目，窦毅最终将女儿许配给了他。由此可见，李渊年轻时即卓尔不群。

窦氏嫁给李渊后，尽心尽力辅佐丈夫，每遇丈夫有难解之事总能一语中的，提出中肯意见。北周亡国之时，窦家作为宇文家的姻亲，居然没有受到牵连，不能不说是因为窦氏与李渊结下的这门婚事。隋文帝独孤皇后与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即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窦家成为新的皇家姻亲，加之窦毅谨慎自守，对隋文帝小心侍候，所以才免遭祸患。李渊因姨母独孤皇后的关系，受隋文帝垂爱，在朝廷上十分受宠。

隋朝建立之初，李渊还只是因为贵族的出身补为千牛备身。在他此后的政治生涯中，窦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他能够不断得以升迁。窦氏为李渊生有四子，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个女儿，即平阳公主，后嫁给柴绍为妻。

唐高祖李渊一出场就带着满身的富贵，他在前朝、当朝中的位置因为姻亲的关系可谓是左右逢源。在那极为重视家庭门第和姻亲关系的年代，李渊的出身无疑为他后来开创自家的天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旁人所无法比拟的。

2.晋阳起兵：时逢乱世，英雄辈出

隋朝末年，各地群雄并起，农民起义不断。乱世之中，隋炀帝不得不重用李渊。李渊借此之机，大树威信，广结豪友，扩大力量，使各路英雄纷纷投奔自己。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李渊抓住时机，在晋阳起兵，一举开创了李家天下。

隋炀帝即位伊始就大兴土木，建东都、修长城、开运河、筑驰道，使得民不堪命。隋炀帝又好大喜功：巡游江南，北上榆林，以夸耀自己的权势；出兵边塞，侵略高句丽，以显示自己的武威。结果徭役无时，战争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致使黄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土地荒芜。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武力来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这不仅加深了隋炀帝统治的危机，也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公元612年，隋炀帝发动了侵略高句丽的战争，李渊受命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当时，民不堪苦，怨声载道，贵族杨玄感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起兵反隋，有相当多的贵族子弟追随其后，遂爆发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乱，进一步加重了隋炀帝对大臣的猜忌。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以防御杨玄感。杨玄感兵败后，李渊继续留守弘化。在这期间，李渊广树恩德，结纳豪杰，隋炀帝对他有所猜忌。一次隋炀帝巡幸当中，征召李渊来行宫觐见。李渊称病没有前来，结果招致隋炀帝的不满。隋炀帝曾对身边的宫人说：“索性死了，倒也完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除了更倍加小心谨慎以外，必然也要设法自保，寻求出路。

隋炀帝由于出兵高句丽、镇压各地的造反者，不能不继续重用李渊。公元615年至616年，李渊在河东（今山西省北部）平定了当地许多股土匪，抗拒了突厥人对边境的侵犯，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李渊镇守太原之初，隋炀帝从楼烦巡游到雁门时，被突厥兵包围，因为李渊的太原兵才得以解围。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在马邑，李渊与王仁恭两军兵力不过五千人，王仁恭因为兵少深感害怕。李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胡服骑射”的主意。隋军兵马不足五千，李渊选能骑善射者两千余人，饮食起居一同突厥，驰骋射猎，伺机袭击。有一天，李渊的军队与突厥军相逢，李渊纵兵出击，大败突厥，突厥人对李渊颇为忌惮。

此时隋炀帝荒暴，颇失民心，对大臣的猜忌心越来越重。在京畿一带流传着谣言“桃李子，有天下”“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谣言传到隋炀帝耳中，引起他对李姓朝臣的疑忌，李密正是因此被逼去瓦岗寨起义的。在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是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兵源充足，而且饷粮丰沛，储粮可供十年之用，李渊初到太原时，有“历山飞”农民起义军结营于太原之南，使得上党（今山西长治）、西河（今陕西汾阳）、京都道路断绝。这支起义军有十几万人，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多次打败隋军。李渊为树立自己的威信，决定讨伐“历山飞”农民起义军。两军相遇于河西雀鼠谷口，起义军有两万余人，布阵齐严，而李渊所部步骑仅五六千余。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李渊决定智取，他将所部将兵分为二阵：以赢兵居中，扬旗鸣鼓，排成大阵，造成是主力的假象，然后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成两个小阵，左右出击，最终打败了起义军。

李渊击败起义军后，他在太原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晋阳（今山西太原境内）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也纷纷投靠李渊，他成为太原的最高统治者。

李渊赴晋阳上任时，留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在河东潜结英俊，扩大自己的力量；次子李世民随侍晋阳，李渊也授意他密招豪友，广揽人才。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以及逃避征辽、负罪在逃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左亲卫窦琮等人纷纷投靠李渊，因此李渊十分高兴，意欲在太原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在太原开始谋划起兵。

此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以李密、窦建德、杜伏威为首的三支主力农民起义军，他们分别活动在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隋王朝的统治，将隋统治集团及其军队主力分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长安三处，使之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见隋朝大势已去，也乘机而起，占据郡县，建立割据政权，称王称帝，隋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在这种形势下，早就心怀异志的李渊父子将起兵的准备正式提上了日程。

李渊的行动，引起忠于隋炀帝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怀疑。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设计杀掉王、高二人，在太原起兵。李渊从太原起兵进入关中，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李渊率部占领隋朝旧都大兴城（即长安，今西安）以后，更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与政治谋略展示出了一个新王朝开创者的风采。

3.拥立新君：师出有名，建李唐天下

在封建社会，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可以说是对上一个朝代的背叛。谁也不想落一个“臣子谋逆，不忠不孝”的恶名。于是，那些自作聪明的改朝换代者就先拥立一个傀儡皇帝，然后再取而代之。他们以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来实现改朝换代而又不留恶名的目的。李渊如法炮制，先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然后取而代之。这样，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从此建立了起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李渊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防守长安城的隋军很快土崩瓦解，李渊攻陷隋朝都城长安。他下令“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为稳定局势，派遣李建成、李世民出城驻扎，统兵守城。李渊严明军纪，“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在政治上完全占据了主动。城内百姓对李渊军队进城夹道欢迎，秩序井然。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六日，李渊将13岁的代王杨侑迎入大兴殿即皇位，改元义宁，史称隋恭帝。李渊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被授为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军国机务。陇西公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敦煌公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姑臧公李元吉为齐国公。又以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礼乐征伐，兵马粮仗，事无巨细，全部归丞相府负责。李渊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集团，又大封功臣。义宁二年（618年）春正月，封丞相长史裴寂为魏国公，司马刘文静为鲁国公，其余诸将，分别加封。李渊以大丞相身份辅国是权臣夺取军政大权的一贯做法，像三国时的曹操篡汉、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还有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而此时李渊的身份和他们当时是一样的。李渊通过丞相府牢牢地控制了长安的局势，隋恭帝实际上成为了李渊的傀儡。李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无非是表明自己虽然背叛了隋炀帝，却还不想落个臣子谋逆的恶名，为天下人所不齿，而企图在不失忠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改朝换代的政治抱负。李渊从政治上取消了早已失去民心的隋炀帝的正统地位，确立代王为正统，为自己今后的改朝换代做好了准备。当时，与李渊采取相同政治手段的还有两人，一是在江都（今扬州）拥立秦王杨浩为帝的宇文化及，一是在东都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天子的王世充。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时为隋炀帝右屯卫将军的宇文化及和司马德勘在江都发动兵变，将隋炀帝杀死，自称大丞相，拥立秦王杨浩为帝。后二人率十余万禁军北上，欲返回关中，却不想在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被李密击败。宇文化及率余众经魏县（今河北大名东），将杨浩毒杀，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次年在聊城，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擒杀。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这使李渊不再需要隋恭帝做傀儡了。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恭帝杨侑以“功德日隆，天历有归，欲行禅让之礼”为名让位给李渊，朝廷大臣也顺水推舟。但李渊却觉得时机未到。五月，经裴寂等群臣三番五次劝说，李渊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同意即位。五月二十日甲子，李渊于太极殿即皇位，国号唐，改元武德，仍然定都长安，大赦天下。

唐武德元年，隋恭帝杨侑将玉玺交付李渊，自己逊居旧邸。五月，李渊命李世民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为内史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得以建立。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辉煌的篇章。

4.大一统：征战全国，力克群雄

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建立后，面对的是全国群雄并立、四分五裂的状态。李渊带领其子女，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征战，最终消灭各路豪强，完成了统一大业。在消灭这些异己力量的战争中，次子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巩固关中的稳定局面，李渊首先迫使河东（今山西永济）的隋朝大将屈突通投降，然后于武德元年（618年）指向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是富豪，雄于边朔。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薛举自称西秦霸王，不久称帝，年号秦兴。封儿子仁杲为齐公，据陇西全境，拥兵13万，成为西北地区的一股大势力。薛举起兵反隋，意在夺取关中。李渊比薛举父子先行攻占长安，薛举父子便以10万兵力进逼关中，对李渊构成严重威胁，后被李世民击败。李渊称帝时，薛举率精骑攻扰，关中大乱。李渊又命李世民为帅，再次率军讨伐，大破薛仁杲军队，使其被迫投降，陇西并入唐境。

与此同时，凉王李轨自称天子，年号安乐，由安修仁掌握枢密，据张掖（今属甘肃）、敦煌（今属甘肃）等河西五郡之地。李渊密遣安修仁兄安兴贵入凉，当上了左右卫大将军。武德二年（619年）五月，安兴贵与弟安修仁擒李轨，倾覆了李轨的政权，凉亡，河西五郡并入唐境，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李渊以皇帝的身份传谕郡县，发布政令，依靠政治手段招纳了很多地方的隋朝官员归附。

刘武周是李渊的劲敌之一。刘武周原是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聚兵万余人，自称太守，依附突厥，攻占楼烦、雁门、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等郡，受封为定杨可汗，不久自称皇帝，年号天兴。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刘武周勾结突厥兵马，南侵并州，进逼太原，并攻陷李元吉留守的太原，李元吉逃归长安，关中震骇。李渊后命李世民率兵进击刘武周。唐军渡河后，休兵秣马，坚壁不战，待敌军粮草不继，气势衰落，唐军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刘武周全军溃败，部将尉迟敬德投降。刘武周率残部北遁突厥，后被突厥杀死，并州归入唐的版图。这样，不仅稳固了太原和河东地区，也解除了关中左右两翼的威胁，使唐朝中心地区更加稳固。

关中形势稳定后，李渊又集中力量夺取中原。

武德四年（621年），李渊派李孝恭、李靖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进攻占据长江中游地区的萧铣。萧铣于武德元年（618年）在巴陵（今湖南岳阳）称帝，武德元年（618年）迁都江陵（今湖北省偏南，长江沿岸），出兵攻夺唐巴、蜀地，拥兵40万。萧铣被李孝恭、李靖大军围困在江陵，外无援兵，只好投降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也被纳入唐境。

李渊兼并了割地称雄的一些隋朝贵族后，又把矛头指向在灭亡隋朝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农民起义军。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曾在中原地区消灭了大部分隋军，割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617年7月，李渊父子誓师于野，准备进占关中。当时，除了正面的隋军外，李渊还面临左侧东路洛阳附近李密的几十万瓦岗大军的威胁。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李渊在进军途中多次致书李密，要求联合。

本来，李密的政治目的，也是入关，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但由于瓦岗军兵力集中在洛阳附近与隋军作战，所以无暇顾及入关之事。现在眼看李渊要捷足先登，李密很不甘心，他给李渊回信，自称为盟主，要求李渊亲自带兵，来河内郡面结盟约。

李渊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地决定承认李密为盟主，先稳住李密，借他的力量牵制住洛阳的隋军，让他们不得西顾，李密在洛阳也无法脱身，这有利于晋阳义师集中全力，抢先占据关中。所以，表面上李渊故意低声下气，使李密自觉骄傲。在给李密的回信中，李渊一方面大肆吹捧李密，尊他为天下的救世主；另一方面称自己年老体衰，将来如能封王于唐，也就很满足了。同时李渊又以安辑汾晋地区为借口，隐蔽自己抢先进入关中的真正意图，并婉言拒绝去河内郡会盟。

李密收到李渊的信后，洋洋自得，从此对李渊进兵关中之事不闻不问，只专门对付隋军，李渊父子则长驱直入关中。结果李密在与隋军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只好投奔李渊。

武德元年（618年）十月，李渊热情地将前来长安投靠的李密迎进，常以兄弟相称，并且将表妹嫁给他。哪知李密降唐以后感觉李渊封给自己的官太小，他非常失望，从而产生了去河南寻找旧部，重新发兵起事的念头。李渊得知以后便想将他请入朝中问个清楚，李密自知事情不妙，本想强闹出城，但最终被唐廷军队围歼。

占据江淮地区的杜伏威于大业十三年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封辅公祏为长史，武德元年江都恶变，宇文化及弑杀杨广，任杜伏威为历阳太守，杜伏威未受，向越王杨侗称臣，被封楚王，拜东道大总管。武德二年（619年）李渊出使者招降，杜伏威归降唐，后封吴王。刘黑闼兵败被杀后，杜伏威使部将辅公祏留守丹阳（今江苏南京），自请入朝，被留在长安。武德六年（623年）秋，辅公祏率领江淮义军在丹阳反唐，自称宋帝。李渊又派大将军李孝恭、李靖、李世勋等分路进攻，武德七年（624年），辅公祏率军自丹阳出走，被地主武装捕获，送唐营处斩，江南、淮南从此也成为唐朝的辖区。杜伏威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在长安暴卒。

李渊以巩固关中为荡平群雄的战略出发点，紧接着平定了河陇与河东，稳固了李唐帝国的根基，继而进兵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到武德七年（624年），只有朔方的梁师都继续与唐为敌，其余各地基本实现了统一。梁师都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朔方起兵反隋，攻占雕阳、弘化、延安等郡，自称皇帝，国号梁，年号永隆，依附突厥贵族，受封为“解事天子”。贞观二年（628年），唐军最终消灭了梁师都。至此，李氏家族真正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渊的征战生涯中，除了他的儿子们，还有一位能干的女儿平阳公主，她的表现极为出色。平阳公主是李渊的第三个女儿，窦氏的爱女、李世民最亲近的妹妹。她是一位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们。平阳公主16岁时，李渊将她嫁给了柴绍，定居长安。李渊在遥远的山西边境驻守，远离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只有李世民与他相随。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起兵反隋约柴绍到太原密谈。柴绍与平阳公主商量，考虑到如若二人一起离去，担心事情被发现。平阳公主不愧是李氏后代，巾帼英雄，她让柴绍一人离开而自己立刻动身回到鄂县（今陕西户县）的李氏庄园，变卖家产，招引山中亡命之徒数百人，起兵响应李渊。她又派家丁说服附近的“盗贼”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归顺于己。这支义军，军纪严明，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对她肃然起敬，时称“娘子军”，并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很多人投奔而来。平阳公主在军事上很有见地，她不但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一大片地盘，而且当李世民转战渭北时，平阳公主的娘子军积极进行配合应战，使得李世民连克强敌。李渊进入关中后，派当时在李世民手下带兵的柴绍前去迎接平阳公主，夫妻会师渭河北岸，与李世民共同攻打长安。李渊登基后，逢年过节给这位军功赫赫的公主的赏赐都数倍于其他女儿。

在征战群雄的过程中，唐高祖李渊时刻不忘对儿子们的教育。他告诉儿子们不要只知吃喝享受，要懂得只有历经苦难，才可以成就帝王大业的深刻道理。李渊以“拨乱之主”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成为李唐王朝的奠基者。唐朝的统一，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真正的大一统。

5.各色朝臣：容百家为李氏所用

一个人即使浑身都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因此，历朝皇帝都特别注重网罗人才，为己所用，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天下和巩固加强自己的统治。李渊容百家朝臣，也同样是为了维护李家的天下和巩固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

唐高祖李渊当上皇帝后，他的朝臣基本上由三类人组成：隋朝的旧官吏；北周、北齐和隋代官吏的子孙；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唐高祖时期的十二名宰相中，其中八人都与隋室或唐室有姻亲关系，唐高祖任用的很多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的太原时期的旧部，大多数官员的出身与他基本相同。

裴寂是北周贵族后裔，在唐高祖的朝臣中他可以算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物。裴寂在隋炀帝手下任过许多职务，最后做了晋阳宫副监，李渊便是在这里起事的。裴寂为李唐王朝建立初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李渊自然没有忘记他的恩情。李渊登基以后，裴寂官居右仆射，知政事。裴寂本不是什么将才，经常打败仗，但是，李渊却厚待他，视他为至交，各种赏赐自不必说，视朝时经常让裴寂与他同坐。后来，李渊的第六个儿子娶了裴寂的女儿，二人的关系更加牢固。

萧瑀是唐高祖时期的另一位执掌大权的人物。他是后梁明帝之子、隋炀帝时萧皇后的弟弟，在隋朝历任多职。萧瑀在隋朝时，年纪轻轻就做到了银青光禄大夫，参决要务。后来由于屡屡上谏忤旨，被隋炀帝疏斥。萧瑀劝谏隋炀帝不要攻打高句丽，要注意防范突厥的进犯，这与隋炀帝的政见针锋相对，引起了隋炀帝的震怒，萧瑀被贬为河池郡守。唐高祖李渊攻取长安以后，刚刚进京定位，就遣书招萧瑀来降。唐高祖很器重萧瑀，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先任命他做内书令，后又与裴寂同职做尚书省仆射。萧瑀对同僚持严厉批评态度，被许多朝臣厌恶和惮服。李渊却如此重用他，一是因为萧瑀为人正直，二是因为他家几世贵族，三是因为萧瑀是独孤家族的女婿。李渊把他看成心腹，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瑀升御榻而立。萧瑀熟识国典朝仪，他孜孜自勉，留心政事，深得李渊信任。

陈叔达是南朝陈宣帝（569—582年在位）第十七子，在隋炀帝时曾任门下省给事中，后被外放。在唐军进攻隋都时他参加了唐军，成为李渊的幕宾。公元619年至626年，他历任门下省纳言和宰相之职。

封伦（封德彝）也是唐高祖的主要权臣。封伦是隋朝一个刺史之子，也是北齐显宦的后代。他在隋文帝末年拜在杨素门下，杨素委他为内史舍人。到了隋炀帝时代，他结纳虞世基，隋炀帝游幸南方，他变成了宇文化及弑君的党羽。宇文化及败在李密手下时，他逃往长安，投降了唐。唐高祖李渊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后升任中书令带宰相衔。公元621年到623年，封伦任民部尚书（唐朝改称户部尚书），后来还当了唐太宗对王世充作战的顾问。封伦其实是个投机分子，在唐太宗与李建成争嫡的斗争中他曾企图两方面讨好，此举在公元627年他死后始被人知，封伦把此事瞒得密不透风，唐太宗即位以后还任命他为右仆射（626—627年）。他在民部尚书任内的作为还颇得当时人士的赞誉。

在李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如果要在皇族宗室中找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物与秦王李世民相媲美，那就当数河间郡王李孝恭了。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的族侄，父亲李安，隋朝时任领军大将军，唐初封为西安王。李孝恭年轻时就稳重有识。李渊攻克京师长安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命他为山南道招慰大使，带军直入巴蜀，降下三十余州。由于李孝恭对降附之人怀之以礼，抚慰有加，书檄到处兵不血刃，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称得上“仁德”二字。李渊非常欣赏他，武德三年（620年），李孝恭又献计平灭萧铣的割据政权，被拜为信州总管。武德七年（624年），他又率兵击败江东辅公祏的反叛，平定江南，拜扬州大都督，江淮及岭南诸州都归他所统辖。李孝恭本性宽恕退让，没有骄矜自得之色，李渊、李世民都对他十分亲厚。唐太宗时曾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李孝恭仅次于长孙无忌位列第二名，可见其功劳之大。

李渊的大多数大臣们都与唐皇室出身相类似，祖上曾在隋朝做官或者在以前的朝代做官。李唐王朝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成为李氏家族力量的源泉。这有助于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消除不同人士的疑虑，促进国家的统一。

6.百废待兴：创业之初，万事开头难

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便于李氏家族的集权统治。奉行科举制并将科举制进一步完善，用人凭学才德识，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唐高祖李渊建唐后，百废待兴，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李渊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开创了新局面，使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初具规模，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唐朝中央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了中央以三省六部为主体、地方州县两级区划的行政体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对皇帝负责。

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僚属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是决策机关，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僚属有黄门侍郎、给事中等，门下省是审议机关，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唐太宗时废尚书令，另设左右仆射），僚属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是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中书、门下二省的决定。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尚书省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都称尚书。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管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管礼仪和科举；兵部掌管军事；刑部掌管刑法诉讼；工部掌管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计二十四司，分别执行中书、门下二省制订的政令。御史台是监察机关，长官是御史大夫，有监督、弹劾、纠察文武百官的职责，权力极大。地方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州设刺史，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官职位虽小，却因要负责各种事务而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唐建国初期，由于大将臣子都领兵外出，直到武德七年（624年），战争基本结束，国家体制才以“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比较严谨，分工比较明确，和之前的朝代相比，更有利于皇帝集权。

经隋末战乱，唐初人口极少，全国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由于缺乏劳动力，大量土地荒芜。在这种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唐政府要保证赋税收入，稳定政权，就必须把流亡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此，唐朝采用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赋役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初定“租庸调”，武德七年（624年）又加以完善，规定租赋以外不得横征暴敛；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均田制，受田者纳税，不受田者不纳税。对百姓授田的规定：丁男（21～60岁的男子）和18岁以上的中男（满18岁的男子）各授田一顷，其中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60岁以上的男子）、笃疾、废疾者授口分田40亩，寡妻妾授口分田30亩；这些人若作户口，则每人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尼姑、女冠各授田20亩；工商业者减丁男之半；一般妇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有封爵的贵族按品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量由100顷递降至5顷；在职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由30顷递降到2顷；有战功的勋官也分别授田30顷至60顷不等。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均田令的颁布，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李渊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人才。但同时也恢复了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不过大中正只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士人仕进不再专凭门第高低，而主要依据学才德识，这使得唐代的用人制度比以前有所改进。

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校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各地私学中由州县保荐的学生，称为“乡贡”。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定期举行，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帖经，重在考查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时务策，重在独立思考。进士科较难考，但一旦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因此人们称中进士为“登龙门”。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制举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唐廷还兴办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他提倡儒家思想，以便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备直至最后确立，有着重要意义。一般的中小地主都有了应试资格，为他们入仕提供了条件，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在法制方面，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李渊建立唐朝之后，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在“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指导下，制订了新律五十三条，形成较完备的《武德律》，到武德七年（624年），正式颁布新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修订所依赖的基础。从内容上看，《武德律》较隋律用刑有所减轻，李渊后来的继承者在修订法律时也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但对人民的反抗制裁却更严酷了。

唐高祖李渊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在天下大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各种制度的施行使唐朝的国家体制基本确立下来，为后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基础。

7.府兵制：亦农亦兵，利家利国

唐高祖李渊改革府兵制，使兵部虽有调兵之权但不能统兵，将帅有统兵之权却无握兵之重，从而使军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加强了李氏家族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

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领兵3万；进军关中后，军队人数达20余万人。为了使这支军队归心于李唐，加上要解决军粮问题，李渊便把军队逐步纳入府兵组织，基本具备了府兵制的雏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规定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经常性的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或到边境戍守，称作“番上”。如果遇到国家发生战争，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本身，有内府、外府之分。内府、外府后又称为外军、内军。内府指五府三卫与东宫三府三卫。内府有亲、勋、翊的区分，兵士分别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统领内府三卫兵的是：左右卫，统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共五府。内府置中郎将，副为左右郎将，以下团、旅、队的设置略同外府。唐袭隋制，也是十二卫分领府兵宿卫，只是将屯卫改为威卫，候卫改为金吾卫，别置领军卫，废御卫。此外，领府兵的还有侍卫东宫的率府，唐代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叫做东宫六率，但领府很少。左右卫率，统亲、勋、翊府各一；其余卫、率，各统翊府一。

内府卫士取二品至五品官的子孙充当，如二品、三品官子补亲卫，二品官曾孙、三品官孙、四品官子等补勋卫及东宫亲卫。外府卫士取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及白丁无职役的人充当。以此为标准，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三卫为士大夫的进身阶梯，被皇权视为卫府中最亲信的，它可以宿卫内庑，称为内仗。至于外府，则三卫外所有折冲府都包括在内。其中左右卫领五府三卫，又最亲信，列于内仗。凡朝会、出行，三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等兵交错立杖，采取内府、外府相互结合又相互控制的办法。京城诸门及京城诸街，由十二卫负担宿卫，交错“助铺”或巡警，也很严密。三卫每月番上的人数达几千人，诸卫番上者有数万人，构成为宿卫中的一支主力。此外不领府兵的左右千牛卫，“以御刀升殿供奉”，与隋制相同，在十六卫中属于皇帝亲军中的亲军，内中又有内。内外交错，极为复杂。

府兵与禁兵的宿卫既是结合在一起，又是相互区别的。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承担宿卫、保卫宫廷的还有屯驻北门的禁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南衙、北衙的分别：十六卫属南衙是为卫府之兵，另有禁兵属北衙。南衙相沿为宰相所掌，北衙相沿为皇帝亲信的中官所掌。而宿卫兵屯驻和宿直也有南北之别。南衙即诸卫之屯于宫南者，在长安太极宫前朱雀门内；北衙即禁兵之在禁苑内者。有时也以文武来加以区分，南衙以文臣主兵事，属宰相所领，可以奉敕调遣武臣和军队；北衙以武臣主兵事，宰相一般不参与，而由皇帝直辖。北衙军队在唐代一开始就成立了，史言“南北禁军”，即合卫府兵与禁兵而言，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唐高祖武德时建成以太子置“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也属于禁兵之列。唐初的禁兵，其规模不算很大。南北衙宿卫，不独屯营与直宿互相交错，而且兵将也相互渗透，是唐代南北禁军一个特点。左右羽林在大朝会时，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挟驰道为内仗，与卫府内仗交错在一起。至兵将渗透，如程知节以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姜行本以右屯卫将军，主管飞骑；韦待价以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张延师以左卫军将，典羽林屯兵前后达三十余年。禁兵与卫府兵其所以不同，是南衙不得干预，直接隶属于皇帝或者由太子专门统领。

府兵还担任征防任务，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在一起，往往被视为中坚力量。府兵出兵征防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过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府兵担负边疆或内地特殊防务，由指定的折冲府分番服役。凡守库、护桥虽为专责，但仍然会同地方兵驻屯境内；戍边则系配合边防兵，府兵人数不多，除非战争中临时从各地调遣而来，一般均以少数兵力担负着防戍的重要任务。

府兵在出征时偶尔单独作战，但一般情况下往往与地方兵、边防兵、临时募兵以至番兵结合在一起，而作为中坚力量。

从府兵数量上估计，按每府平均额千人计算，总数约为四十到六十余万。以五番输役，每番总人数至多八万到十二三万，而宿卫京城的经常需要好几万人，所以可资调遣出征或防守外地的人数不会很多，即使集中调遣，充其量也不能超过两番总数，除留供宿卫外，不可能多于10万人。府兵组织本为平时编制，虽然也在战时发挥作用，却不能经常化。因而说，府兵以宿卫为主。但不可忽略的是府兵在一定条件下，能适应战时调遣，番第制度规定征防可以免番，就包含了这一内容，特别是府兵作为核心力量使用，毕竟有其重要地位。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农民数量越大，府兵制就越巩固。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兵农合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扩大兵源，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8.太上皇帝：识时务者为俊杰

唐高祖李渊为李氏家族打下江山后，开始露出真面目：沉迷酒色，安于享乐。李渊虽然改革了府兵制，防止了外贼的篡位夺权，但他虽为开国之君，却无实际兵权，在处理争夺皇位的问题时又拖泥带水，不够公允，只得自食其果，无奈之中当了太上皇。

随着各地的统一，唐高祖李渊的思想松懈了下来，他开始逐渐沉迷于酒色，安于享乐，对政治事务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了，朝政日趋废弛，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窦皇后生有四子，即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武德元年（618年），根据立长不立幼的传统，长子李建成被册立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参与了晋阳起事的策划，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屡建战功，但李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规定，不能成为皇太子。

李建成作为储君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唐高祖李渊处理日常政务，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担，这在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成为唐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开置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是李世民的谋臣策士，李世民每与学士们谈至深夜。此外，李世民南征北讨，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如初唐名将李世勋、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拥有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李世民与他的属下形成了当时政治上一个强有力的集团，直接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在专制政体之下，政治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太子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权，必然要与秦王李世民抗衡，希望能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李建成具有太子的合法身份，因此得到了一大批皇亲国戚的支持。他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有着坚实的基础，连宫廷禁卫军也在他的控制之下。唐高祖李渊也处处袒护他，接二连三地委托他以军国大事，是想在大臣和诸子中树立他的威望，为将来继承帝位打下基础。可李建成在体察民情军心上总是有负唐高祖李渊厚望。

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军国大事，李渊每天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附近，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由李建成全权处理。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太子太保，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二人尽心竭力辅助太子李建成，但李建成却不习诗文，不理政务，整日无节制地饮酒，和宫人嬉闹淫乱，把两个尚书的规劝全当成了耳旁风，无奈之下，二尚书先后托病辞职离去。

武德后期，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争愈演愈烈，而李渊却认为太子、秦王各谋其位，可以相安无事，但事实与他所想像的正好相反。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使唐高祖李渊的帝王生涯提早结束了。

这年夏天，突厥进犯唐朝边境，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机把秦王府里的大将与精兵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达到除掉秦王李世民的目的。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李世民先发制人，向李渊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信以为真，决定诘问二人。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将二人杀死。随后，李世民派心腹尉迟敬德披带盔甲入宫向唐高祖李渊报告。此时李渊正和裴寂、萧瑀坐在小船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身武装站立在池边，十分惊讶。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将二人处死，特派臣前来保驾。”唐高祖李渊听后吓得目瞪口呆。萧瑀赶忙劝李渊把国事托付于秦王李世民，李渊无奈，被迫下诏，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皆受秦王管制，制止了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

其实，唐高祖对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斗争早有察觉，但始终没有插手解决，这里面不难说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李渊由关陇军事贵族起家，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建立李唐王朝之后，他大封宗室，让儿子、叔侄诸王掌握重权，以维护和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李世民军功卓著，李渊论功行赏，他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产生矛盾，唐高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首先维护了太子集团的利益。他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秦王的地位和势力加以控制。诸如在关东未平定的情况下命李世民班师回朝；又在后宫妃嫔的挑唆下训斥李世民，表示出对他的不满；曾命李世民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离开秦王府，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武将纷纷调离等。但李渊在限制秦王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秦王。李世民在巩固初建的李家政权中，称得上是一大顶梁柱。加上突厥屡屡进犯边境，秦王当然要统兵抵挡突厥的侵扰。秦王与太子集团双方各自有强大的势力，朝中大臣们也分附一方。唐高祖李渊自己并没有直接掌管兵权，所以无论消除哪一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于种种原因，李渊对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缺少明显的表态，遇事时各打五十大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在偏袒太子李建成的同时，又以不伤害秦王李世民为恰到好处，企图在维护太子地位的同时抑制秦王的势力。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唐高祖在对待儿子们的事情上显得拖延而终酿大祸。可以说，李渊在处理儿子们的关系上拖泥带水、不够公允的态度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秦王除掉太子、齐王，局势已明朗之时，他也无力改变秦王李世民的储君地位了。玄武门喋血之变，并没有引起朝中大乱，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均表示拥立秦王为太子，这也就维护了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所以唐高祖李渊也就顺水推舟，让出帝位，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控制，李渊表示愿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位。

从此，61岁的李渊被尊为太上皇，徙居太安宫，过着修身养性的生活。太上皇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他的父亲庄襄王追尊的称号，所谓太上就是比皇帝还要尊贵的意思。李渊以开国之君做了太上皇，历史上恐怕仅此一人。李渊也是李唐王朝的第一任太上皇，他与唐太宗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九年的太上皇生涯。在他的后世子孙中，还有不少人年纪轻轻即做了太上皇。李渊做太上皇，尽管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他能够在面临突发事变时认清形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避免了在中央中枢政治当中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也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与明智之举。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控，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在太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酒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那里。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随行。李世民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既减少了宫廷斗争，又为唐太宗施展才华创造了环境。

李渊临终前，要求后事“务从俭约”。李渊死后，群臣为他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