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体制改革行与思
-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部
- 322字
- 2021-03-26 05:06:22
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状况的测度与评价
当前,不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新常态,我国城镇化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即城镇化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城镇化自身也面临着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城市病。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多重任务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适应和习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的健康状况,提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求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在发展速度、水平、布局、城乡关系、可持续性等方面具有独特而科学的规定性。
一是水平适当。新型城镇化是适度城镇化,要求城镇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宜,既不能过度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城镇化既是工业化、非农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工业化、非农化、经济发展的促进器,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城镇化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进步要求城镇化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一定量的对应关系,适度同步、协调发展,过度城镇化和滞后城镇化都是不健康的。判断城镇化率是超前、滞后,还是适当,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要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又要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
二是速度适中。新型城镇化是速度适中的城镇化,强调速度与质量相协调,即城镇化速度要与经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反映城镇发展质量的指标相协调,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更不能以牺牲城镇化质量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是否健康不能单纯从城镇化速度来判断。原因有两个,一是城镇化不是匀速发展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阶段性。判断城镇化速度是否适中必须结合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保持相应的发展速度,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不能错位发展。二是判断城镇化速度是否适中必须结合城镇化质量,只有有质量的城镇化才是健康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发展的综合体,这些也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要素。所以,判断城镇化速度是否适中,关键是要看城镇化速度与这些反映城镇化质量的要素是否协调。
三是布局合理。新型城镇化是布局合理的城镇化,强调城镇化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协调有序,即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城镇体系合理布局、东中西地区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从国际上看,在特定发展阶段,人口过度集聚和规模过大的特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城市病”,如伦敦的雾都、纽约的交通拥堵、拉美特大城市普遍存在的贫民窟等。中国虽然地域广阔,但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尖锐。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城镇化既不能是大城市化,也不能是小城镇化,既不能是集中型城镇化,也不能是分散型城镇化,而必须优化城镇规模结构,集中型城镇化与分散型城镇化相结合,城镇空间布局合理,地区城镇化协调平衡。
四是城乡协调。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形成城乡一体、良性互动的协同发展态势。城镇化过程即是城乡关系演进、发展过程。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即随之产生。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城乡之间资源、经济、社会诸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流量和速率取决于城乡之间的联系程度。城乡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城乡协调包括城乡政治协调、经济协调、生态环境协调、人口协调、文化协调、空间协调等方面,观念上城乡差别消除,发展模式上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实现农村现代化,功能上强调城乡的一体化职能,空间和景观生态上城乡紧密联系、相互依存。
五是发展可持续。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即新型城镇化必须将生态文明融入全过程,实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人口多、资源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脆弱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重任务的叠加时期,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倍受考验。近年来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以及体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一些城市“十面霾伏”,垃圾围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深度耦合,处理好城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