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

苦历

世事变迁似梦幻，

如今交友赖金钱。

有钱彼等当祖待，

无钱生父若戏玩。

 

1944年10月，国文老师余鉴方把我写在练习簿上的顺口溜抄在黑板上分析起来，教室内外，挤满了高年级的同学。

“赵汇川的人！”一声吼叫，打破了教室的寂静——空气，异常紧张。

……

学校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在安徽太和创办的，开始叫“战时中学”，后来叫“国立二十一中”。

吼叫者是插班不久的一个什么司令的儿子。

赵汇川——我本家的二老爷，老地下党员，抗战开始，他和李时庄等人组织抗日武装，后来成为新四军四师的一个司令员。我伯父是他的警卫排长，我父亲与他和李时庄过从甚密。但眼下，我父亲是王仲廉的随从参谋，王仲廉带着八个纵队开往前线，我父亲跟着去了。所幸，国文老师没有因“赵汇川的人”这声吼叫而跑题，还是平平仄仄地讲评下去……

叫我去干新四军

冷风清霜，捧出一轮明月。

茫然中感到惶恐的我突然被我姐夫牛宏魁叫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黑暗中还有我的好同学张凤鸣、张凤岭兄弟俩蹲在那里。我姐夫压低声音说：“王仲廉的八个纵队在宝安山被新四军消灭了！大爷（我的父亲）的身份暴露了！现藏在我家里。叫你赶快回去干新四军！”我顺口冒出一句：“我在上学呀！”姐夫说：“二老爷那里也有学校。”张家兄弟说：“新四军里有抗大！”

姐夫牛宏魁安排我天不亮就走。

伟大的磁极

从太和到宿县，有三百多里的路程，我踏着大平原的枯叶衰草，向父亲至爱的呼唤奔驰。

我1928年10月出生。在我出生前两个月，父亲突然消失了，而且一去十年无消息。我五岁时，我二十八岁的母亲在苦难中死去，撇下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家神不收、野鬼不要的我，靠几门穷亲戚拉扯着活了过来。抗战开始后，父亲像天外来客似的“冒”了出来，和赵汇川、李时庄等人时而这里相聚，时而那里密商，来去匆匆，飘忽不定，对我和姐姐依然无暇顾及。父亲是饱读诗书的人，据说，我爷爷也留有几亩地，但在我出生前，突然被父亲“输”光了。然而，像父亲这样不顾家、不护犊的人，乡亲们反而对他充满真挚的敬意。在短暂相处的时日中，他教我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可是，当我箭也似的射向伟大的“磁极”，日夜兼程赶到我姐姐家，父亲却又“狠心”地舍我而去，到南京做工，当“伙夫”去了！

落入敌网

不知是时间的差错，还是历史的残酷，孤苦的我无可奈何地被敌人网住了。我的家乡孙疃集是日伪顽结合紧密的地区，和赵汇川对着干的是日伪顽反动势力的大头子郭玉珊。晓星残月，泪眼蒙眬的我被伪乡长王法堂请去吃“客饭”，说郭区长（郭玉珊）专门从蒙城赶来想见见我。我被叫进一个住处，王乡长恭顺地陪在那儿。戴着高度近视镜、手里夹着烟卷、一派长者风度的郭区长，温和地笑着让我坐下，慢条斯理地说，他早年追求革命，和我父亲，和赵汇川，都是极好的朋友。并说，赵汇川那次把他捉住吊起，还是我父亲把他放了的呢。他提出给我个队长当，让我跟他干。

我虽然年幼，但家喻户晓的郭玉珊是我们赵家的仇敌，我还是知道的。提到我父亲“放他”，童稚的我也留有印象。那是1938年秋末冬初，赵汇川的人把郭玉珊的人的枪缴了，并把郭玉珊吊了起来。赵汇川、李时庄就住在我们附近。我父亲匆匆忙忙，跑来跑去。可能是为抗战的大局和统战着想，最后决定把他放了，由我父亲出面亲解吊绳，还枪，放人。此后，赵汇川、李时庄的人就拉走了，而我父亲却留下了。

看着默默无语的我，王乡长挥动着长杆烟袋，强调：“听到了吗？区长要给你个队长干呀？”我苦苦求告：“我正在上学，寒假一过就得回校。”不料，郭区长却依然温和地说：“一心求学，这也是少怀大志呀！”竟放了我。

一进贾府

冲出敌网的庆幸，催我踏着早春的嫩芽，迈上复学的路。却不知又落入了敌人的魔掌。我路过蒙城，住在宿县同乡会里。三匹高头大马，呱里呱啦地晃进院落。骑马的有一位手拿马鞭子，两位挎着盒子炮。那位手持马鞭、眉心长颗黑痣的英俊潇洒者问道：“哪位是赵先前先生？”

我有生第一次听有人这样称呼我，忙答：“我就是！我就是！”

他自我介绍：“我叫贾芳谷，十里长山区区长，胡开祥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

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大队，忙答：“久仰！久仰！”

他说：“听说你少怀大志，苦心求学？”

我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他说：“我供你上学，如何？”

我忙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他说：“好，那就一言为定！”

随即伸手和我相握，答应马上派人来接我。

真是苍天有眼啊！在我求学返校险而无望之时，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人……当我还沉浸在感激之中时来了一辆马车，把我接进了贾府。

动辄就是几个耳刮子

贾芳谷把我留在身边观察了几天，可能是发现我没有什么“油水”，就放长线钓大鱼，把我交给他的九连看管起来，先叫“小先生”，后来叫“传令兵”，再后来就叫“伙夫”。连长曹端甫对我动辄就是几个耳刮子，边打边骂：“有些青年学生是他妈的共产党，老子查出非就地枪毙不可！”

二进贾府

这一招没有榨出我什么，贾芳谷就把我要回贾府。他还不无抱歉地安抚我：“曹连长欺负先前了！”随后又给了我一个“自由”的黄昏。那天晚上我在宿县城内闲逛，背后悄然传来“得功（我的乳名）跟我走！”回身见是我父亲的朋友、一身戎装的吕大爷。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来到了一个僻静的住处，但见一位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长者蹲在方桌旁的长凳上。啊！是我日夜思念的父亲。可是，还没有容我开腔，父亲就严厉地责问：“你怎么跑到贾芳谷那里去了？你不知道贾芳谷是郭玉珊三番子的徒弟，郭玉珊是我们的仇人吗？”说罢就叫我“明天再来”，赶我走了。找到父亲我高兴得一夜睡不着，天不亮就又跑了回去，吕大爷夫妇还未起床。我在窗外问：“我父亲呢？”他们回答：“不知道呀！你走他也走了。”话音未落，一个特务，贾芳谷的小舅子竟跟上来了！

在枪声中得救

“自由”式未成，他们又以“乡丁”的名义把我交给亲信王成才看管起来。这期间贾芳谷的诸多贵客来找我这个乡丁交“朋友”，有的甚至亮出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可他们见我确实什么也不懂，便只好作罢。“打动”我的“贵客”还是有的，比如宿县四才子之一的闫曙东就是一个。他迎合年轻人的心理，讲话中穿插着浪漫的爱情故事，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认识我二老爷，还说他过去脱党了，现在一心想去那边，就是找不到个关系。我说我二老爷会派人来接我，他就“激动”得抓住我的手，像见到救星似的说：“那咱就一起走！”过不了几天，就“悄悄”地问：“那边来人了没有？”就在这刀压脖颈子的时候，1946年的端阳节，在宿县西十里铺，在深夜的枪声中，我被救出来了，这时才知，我父亲早就到二老爷那里去了。李时庄知道我是赵承才的儿子，马上给我做了两套新单衣，换下我一身有虱子的烂棉衣，问我是上学还是参加工作，我说上学，他就答应送我进宿西县中。国民党进攻，学校办不成了，就让我在宿西县公安局参加工作。亲爱的党呀，我再生的父母！我怎能不竭尽我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为您而战啊！

见到赵汇川

1979年5月，含冤入狱、铁窗生活八年半、刚刚平反出狱的我，终于在青岛见到了我无限崇敬的二老爷。他老人家虽然也被整了十年，但还是那样温和宽厚，英气不减当年。谈到贾芳谷，我说，1948年春天，我所在的连队在策应作战时将他击毙了。提到郭玉珊，他老人家说，日本投降后不久，就被他“收拾”了。

说到武功超群、砍过成串鬼子头的我的伯父赵承武，他老人家沉痛地说，在给彭雪枫师长送信时，他被国民党捉住牺牲了。说到我的父亲，他老人家说，1949年起他在安徽军区四科工作，病逝时，他也不知道。我说政府给了烈属证，他老人家竟感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