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

历程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他曾经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时间。

1966年三四月间，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到西北各地视察工作。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搞好三线建设。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的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一场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他本人也成了这场运动对立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及其爪牙便赤膊上阵。6月1日，被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有盛赞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一时间，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入被动和瘫痪状态。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为了控制这种混乱局面，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派遣工作组的决定，对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邓小平个人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在工作组到大中学校时，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已相当严重。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挑拨下，有些学校出现了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于是，江青等便借题发挥，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企图整垮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

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6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毛泽东认为，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并在讲话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谢富治首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变了，并说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同邓小平的影响不无关系。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同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直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很显然，“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是邓小平被迫检讨时所用的违心之语。在检讨时，他为了保护干部，减少损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他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当时，毛泽东还认为刘邓问题是党内问题，并说：“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一些部门的造反派在江青等人的蛊惑下，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送决心书，要求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11月8日，曾率先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纠集另外10个人一起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颠倒黑白地肆意诬称“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随后，在江青一伙的鼓动下，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8月，林彪一伙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夫妇。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被赶了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

从1967年9月到1969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被幽禁在中南海的住宅里。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场“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林彪、江青一伙则趁机不断聚敛手中的权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被赶了下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一伙趁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之机，别有用心地发出了“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并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当时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分别被遣散到河南、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并由当地省军区实行监护。名为“战备疏散”，实为政治迫害，以达到他们清除障碍、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当时，邓小平已被关押隔离了两年的时间。他虽然仍住在中南海，但家里只有他和夫人卓琳。他的几个儿女已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流冲得飘零四散。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邓林、邓楠、邓榕、邓质方则被下放到河北、安徽、陕西、山西的农村劳动，接受“改造”。

1969年10月18日，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离开中南海，乘飞机前往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在新建县的日子里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签署所谓“一号命令”：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名，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

10月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下达实施方案。

周恩来得知林彪的“一号命令”后，异常气愤。他一方面告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方面给各地打电话，要他们保护这批老干部。

“一号命令”传达到邓小平家中时，邓小平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一个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10月18日上午8时，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打电话。周恩来问：“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从济南部队调过来的？”当周恩来得知程惠远是从北京中央军委调来的，便具体地布置起安置、保护邓小平的任务。程惠远放下电话，立即乘吉普车赶到婺源县，向正在那里检查工作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当面汇报了这一情况。

10月20日下午，江西省革委会保卫部部长陈昌奉和程惠远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此前周总理驳回了程世清想把邓小平放置在边远山区赣州的计划，提出要安置在南昌市市郊。曾经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亲自对厂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布置任务：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三十岁出头的宣传干事、普通军人黄文华，被选中做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质干的是“明保暗监”任务。接受任务后，黄文华立即和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子昌赶到新建县望城岗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查看邓小平将要居住的刚刚腾出来的“将军楼”。

10月22日，邓小平、卓琳与夏伯根离开北京，举家南迁。

初下飞机，邓小平三人被安排到滨江招待所。一同从北京来的两名专案组成员，由江西方面陪同，查看了“将军楼”并向中央作了电话汇报，而后与邓小平谈了话。“专案组”成立一年多，这还是他们与审查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三天后，邓小平住进“将军楼”。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近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住进“将军楼”，他们开始了衣食住的忙碌。其中，医疗方面，除了指定到附近炮团卫生队看病，还在新建县医院开了些常用药以备用。卓琳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这些药好办，但邓小平要准备的是安眠药，黄文华不免一惊！为此黄文华专程驱车赶回省革委会，请示程惠远：“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万一想不开，多吃了怎么办？”程惠远考虑了一番后交代：“可以给他吃。你每天晚上送一次，看到他在临睡前吞服后再下楼。”

邓小平被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新建县委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这个厂，县有关部门见到有黄文华落款的条子，需要什么就立即给什么。

从县里开会回来的罗朋，立即布置成立了七人安全保卫小组，布置全厂一天之内将所有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全部撕掉、洗净。邓、卓被安排在修理车间劳动，保卫工作由陶端缙这位靠得住的支委负责。其他车间工人一律不准进修理车间，不准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遇到外单位人员冲击喊口号，及时制止，随时打电话报告省革委会。

四五天后，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陪护下，由“将军楼”走出，来到二里外的拖拉机修配厂。罗朋在向他们介绍厂里情况时，巧妙地传达出厂里没有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分的工人等信息。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同邓家一起生活了好几天，他总在为一件事犯愁：该如何称呼邓小平。一天，邓小平走过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不要叫别的，这样还自然。”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厂里厂外叫开了。

为安排邓小平劳动，陶端缙犯了难，开始是清洗零件，而卓琳则和程红杏、卢凤英等女工在电工班修理马达上的电线，也就是拆绕线圈。但约莫半个钟头，邓小平感到双腿麻木，蹲久了直不起身来。陶端缙又安排邓小平干画线的技术活，后考虑到他的眼睛看图纸吃力，又商量让他干起了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

工作台安置在车间的一角。看着这个工作台，记忆浮现在邓小平眼前：他十六岁那年，从重庆一所专科学校随92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雷诺汽车厂，他就学会了这门手艺，没料到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修理厂派上了用场。

看到邓小平如此熟练钳工活，陶端缙十分惊奇。邓小平干得满头大汗，有人开玩笑说：“老邓，今天要多吃一碗饭啦。”邓小平一笑：“我一个月8斤米。”

黄文华一愣，这些日子，只顾忙邓小平的学习、劳动，却把这件大事忘了。于是，此后每个月给邓小平供应的8斤米，增至20斤。

邓小平每天上班的路，都要绕一个大弯，又是在公路上走，容易招引注意，不太安全。罗朋和陶端缙爬上围墙勘查，准备开辟一条近道。他们发现，只要在工厂的围墙上开个小门，对着“将军楼”开条小道，既减少路程，又可避免接触外人。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黄文华。黄文华也正为每天的护送发愁，于是，一条小道在工人们的手中修成了。此后，邓小平、卓琳每天就行走在这条小道上，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道”。

1969年悄然过去，1970年静静走来。南方的冬天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无以缓解的冷。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

1月他们收到的工资只有120元，卓琳请黄文华问问是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2月9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去一封信，围绕着钱不够用算了笔细账，同时提到希望能照顾大女儿邓林，“如能将她分配得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