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十年危难（1966—1976）(3)

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他对参加准备工作的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集中精力，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这篇发言稿。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稿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请示后，他立即首肯。

毛泽东最早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在1973年。这年的6月22日，他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根据当时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发言稿的初稿写成后，邓小平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当时，邓小平已达七十岁的高龄，他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加班加点，而且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还不时地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这种不是高高在上地指挥，而是和工作人员一起讨论的作风，令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大为感动。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台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

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顺利通过。随后，报送毛泽东最后定夺。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4日批示：“好，赞同。”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

与此同时，世界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从容不迫地摊开讲稿，面对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开始了他明快的发言。

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庄严声明：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邓小平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经过邓小平的全面阐述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这一次联合国之行，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4月19日，邓小平率参加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回国。这一天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点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

四届人大

全国四届人大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召开的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在我国党、政、军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的最大成果是确立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产生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此后不久，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就为不久后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进行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这一年的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继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及组织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完成新一届国务院及组织机构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是想通过这两大安排，“胜利”地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使命。

要召开四届人大，进行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对于江青一伙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在党内，他们都已攫取高位，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了常委，江青和姚文元也都进了政治局。但他们以“文革”功臣自居，还要进一步争夺在国家、政府和军队里的权力。召开人大，在他们眼里，是一个进行权力再分配和夺取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借着这一机会，他们要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

江青一伙急着参与“组阁”。由于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便把眼睛盯住了“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10月6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〇五医院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但在周恩来那里，江青碰了壁。

几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对毛泽东的这一意见，江青等人置若罔闻，他们继续加紧图谋“组阁”的步骤。为了达到“组阁”、夺权的目的，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江青一伙借一个“风庆轮事件”，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大闹政治局。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1974年初试航，5月远航欧洲，9月远航归来。担任轮船副政委和政治干事的交通部干部李国堂、顾文广协助完成了这次远航欧洲的任务。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却成了江青一伙用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筹码。

9月30日，“风庆轮”远航归来。江青、张春桥当即要求大力宣传此事，试图通过宣传“风庆轮”，给周恩来为扩大对外经贸交流所做的努力扣上“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的帽子。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在1975年基本结束我国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这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正确方针。但江青等人置这一事实于不顾，他们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把“风庆轮”的远航成绩归功于己，把造船和租船、买船完全对立起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3日，正在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根本不予理睬，与他们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大段批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门送来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对此，江青一伙当然大为不满。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并逼着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此当场表态。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挑衅：“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这样对答，便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已多次见识过江青一伙这种惯用的伎俩，他通常都是以沉默来“表态”。但这一次不同，面对江青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架势，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对邓小平这当众的反击，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接着，她便大叫大闹，撒起泼来，并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看到江青如此撒泼，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愤然起身，走出了会场。

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等人本想在政治局会上闹出点儿名堂，不想在邓小平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会议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之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辞，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江青一伙经过一番精心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私自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王洪文还借机在毛泽东面前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更是一番吹捧，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说服毛泽东，让江青等人进行“组阁”。同时在毛泽东面前搞臭邓小平，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