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十年危难（1966—1976）(4)

虽然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一再提出批评，但野心膨胀的江青等人并不善罢甘休。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去长沙见毛泽东后，又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江青夸张地对她们说，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江青还诬陷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说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也添油加醋地对王、唐二人说，“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并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比作“二月逆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唐闻生两次被江青叫去谈话，感到其中一定有问题。于是在江青同她们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她们到医院将情况全部报告了周恩来。因为此前周恩来已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了解了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及“风庆轮”问题，所以他明确对王、唐二人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他让王、唐10月20日到长沙后向毛泽东汇报。

10月20日会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王、唐的汇报，毛泽东异常气愤。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让王、唐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泽东对邓小平能够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他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让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0月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听后十分振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开始加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进展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11月12日，邓小平陪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完外宾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争论的情况，并谈到了自己同江青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和做法。

毛泽东说：“她强加于人啊，我也是不高兴的，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啊，我也是不高兴的。”并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赞赏地说：“这个好。”

关于自己的工作，邓小平恳切地说：“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儿。”

毛泽东则风趣地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他勉励邓小平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邓小平等昼夜加紧工作的同时，江青一伙也加紧了活动。他们错误地认为，有王洪文在前台和周恩来一起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在“组阁”的关键问题上，仍然可以大做文章。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在信中，江青摆出了一副由她进行“组阁”的架势。毛泽东当天看到了江青的信，立即回信，明确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江青以“检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

看到江青的信后，毛泽东于20日再次复信对她进行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把毛泽东的多次劝诫当作耳旁风，她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这个“意见”时，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在重大的人事安排基本确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报告如果太长，肯定坚持不下来，毛泽东提出报告不要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

11月下旬，邓小平开始组织班子，抓紧起草报告。其间，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此时，距离三届人大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有许多工作和问题需要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为了让周恩来能够在数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顺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仅用五千字就把这些工作和问题讲清楚，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最后确定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第一段一千多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他在报告中郑重写下了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重申了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这篇报告的精髓所在。12月20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表示“基本同意”。

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恩来总理又一次为中国人民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周恩来五十多年革命生涯包括二十多年政府总理任职上又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十分感慨地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5000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的确，在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和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邓小平经常去周恩来那里商量工作。到1974年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等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她和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当部长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做些让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二人。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974年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相当虚弱了，但他以国事为重，并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2月23日至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联系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

毛泽东还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企图“组阁”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邓小平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他除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

12月27日，周恩来回京的第二天，就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的四届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两周后的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四届人大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这时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次会议产生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为不久后进行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

旧地重游

1975年5月12日上午，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乘专机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中国和法国国歌。邓小平副总理和希拉克总理，由巴黎军区司令让·福罗将军陪同，检阅了法兰西共和国卫队组成的仪仗队。接着，邓小平副总理在希拉克总理的陪同下，走进贵宾室，同前来机场欢迎的人一一握手。希拉克总理在贵宾室致欢迎词，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法国政府名义，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他说：“您的访问是中国和法国互相表示关心的证明，这次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的证明，为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我们为您这次访问感到高兴，为您在今后几天内同共和国总统先生和我举行的会谈感到高兴。这些会谈使人们可以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同我们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意见。我个人深信，这些会谈将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