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思想到制度的发展……

从“苏联模式”到“多样性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过好群居生活，是人类生存发展、绵延不绝的基本方式。人类社会诞生之初至今，从未停止过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秩序的追求。从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社会主义迄今已有500年历史，经过了从思想到制度、从“苏联模式”到“多样性道路”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辟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进的方向，近来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探索更加丰富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方式的认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说到底还是要建立起一套成熟、定型的国家治理体系，而科学、理性的治理方略也正反映在：执政党善于通过制度规范而不是阶级斗争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社会主义从思想到制度的发展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世界市场，从此西欧各国从事毛纺织业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那时英国生产的羊毛是最受欢迎的。与羊毛出口的剧增同步，英国国内的羊毛价格直线上升，这就直接刺激了牧羊业的收成。所以，凡是手里握有土地的贵族、地主和高级僧侣都纷纷转向羊毛业。一些权势人物的胃口越来越大，便打起自耕农土地的主意。他们用鞭子、长矛和烈火驱赶农民，拆除和烧毁农舍村庄，然后用栅栏和篱笆把大片土地圈起来，再挖上壕沟，使耕地变成了牧羊场。这一历史上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一个缩影。可怜那些失去土地和住宅的农民，只有流落他乡，成为“自由劳动力”，等待着资本家的血盆大口来吞噬。

托马斯·莫尔，是16世纪初英国的一位青年才俊，他26岁就被选为国会议员。面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血淋淋的事实，莫尔开始思考“理想国”的建设方案。当时许多水手和探险家在到过美洲、非洲和亚洲几个大陆之后，喜欢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莫尔很热爱这类读物。他从描写美洲大陆的游记中发现，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美洲印第安人和印度群岛土著人的生活很有意思。这些土著人过着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生活资料，从来不知世界上还有“你的”、“我的”之分别。莫尔大受启发，禁不住拍案惊呼：“原来社会各种罪恶的根源竟是财产私有制度！”他渐渐相信，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度，公平分配财富，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26]1516年，莫尔在客居法兰德斯期间，以拉丁文写下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乌托邦来源于两个希腊语的词根，表达了“没有的地方”和“好地方”双重意思。在乌托邦，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人们吃饭在公共食堂，连住房也是公有的。乌托邦的城市规划得很好，布局合理，建筑美观，家家都是花园洋房。

19世纪上半叶，正值工业革命兴起之际，欧洲涌现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家，他们推动空想社会主义走到顶峰。这三大空想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反映现代工人阶级利益和要求的闪光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材料。《新基督教》是圣西门最成熟的著作，他论述了实业制度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论述了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傅立叶被恩格斯誉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在《新世界》中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灾难，把所追求的和谐制度的基本单位称为“法郎吉”，并对由其所构成的和谐社会进行了详细描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直接带有试验示范的性质，他于1824年到美国购买了8万英亩土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劳动公社。欧文的主要著作是《新社会观》《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后来，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进行了30年的活动。

尽管这些空想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但却无法避免其社会主义观点的虚幻和空想性质，并且无法找到承担这种变革的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两大发现”推动了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性变革。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的产生，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共产主义已经在欧洲被公认为一种政治力量，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当时，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1847年初，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决定按他们的主张改组同盟。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划清了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界限，已经开始与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指导工人阶级实现伟大历史使命的理论武器。《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正式诞生了。

从19世纪70年代起，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越发突出。187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2%，德国占13%；但是到1914年，英国占有的份额降到14%，几乎与德国相等。[27]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助长了由资本输出驱动的海外殖民地争夺。于是，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形成和激化，最终酿成战争——从1914年7月29日至1918年11月11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腐朽、反动的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据列宁估计，俄国到19世纪末大约有产业工人1000万人。俄国工人大多是农奴出身，从农村涌入工厂，工厂主仍然把他们视为农奴。俄国的工资仅及西欧主要工业国家的1/2到1/3，大多数工人在工厂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左右。由于产业工人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所以反抗斗争不断发生。1915年9月，罢工人数达25万；1916年最后三个月，共发生罢工328次，参加人数达26.8万；1917年1月罢工次数400次，参与人数27万。[28]当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革命形势日趋成熟。1917年2月，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很快窃取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这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公开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建立军事专政。4月，列宁结束长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制订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明确路线和具体计划，明确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向冬宫发起攻击，深夜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克伦斯基逃亡，临时政府被推翻。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结果。它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验证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和世界革命的面貌。1921年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面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俄共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果断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肯定商品和市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但是列宁并未对苏维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充分的论述。1925年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斯大林执掌俄共最高权力，苏联陆续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苏联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支配地位。为了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936年11月苏维埃召开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新宪法。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29]新宪法明确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它的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特征

政治体制 ●一党制

政治体制 ●三权合一：立法、行政、司法皆属于各级苏维埃

政治体制 ●国家安全部门凌驾于党政权力机关之上

经济体制 ●实行单一公有制

经济体制 ●统制经济体制：国家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而且是经营管理主体，不仅决定宏观经济，也决定微观经济

经济体制 ●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依靠市场进行调解

经济体制 ●以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方法

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又称为“苏联模式”。尽管目前人们对“苏联模式”的诟病颇多；但是，“苏联模式”在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下还是有其合理性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此外，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7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苏联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西方史学家因此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外部世界怀着蔑视、恐惧和羡慕的复杂心情注视着苏联发生的变化。大多数观察家意识到，改变前俄罗斯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剧变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对自由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挑战，并似乎表明了它作为社会和政策体系的可行性。”[30]

二、从“苏联模式”走向“多样性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发展是不平衡的，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发展比较突出，经济实力明显增长，英法美等国则先后出现了停滞局面。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在政治上也日益法西斯化，并逐渐形成美、英、法和德、意、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因为经济危机爆发使各个列强拼命瓜分殖民地、输出商品，而德国受《凡尔赛条约》限制，不能发展军备，又没有殖民地，国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9年9月至1945年9月，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了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在十月革命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建成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从此开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威望空前增长，随着苏联红军在欧洲的推进，在东欧出现了一批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亚洲一些国家受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也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这些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时，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3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发展经济和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苏联模式毕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形成更多地与苏联的国情相联系。所以，将这种本来就存在一些弊端的模式照搬到其他国家，很容易犯“水土不服”之疾，主要表现：①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②在经济体制上，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③在政治上个人迷信盛行，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治遭到破坏。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十分严重。④思想文化领域的教条主义。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呼声。

1956年2月14日，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一片喝彩声外，其他国家多半是疑虑、震惊和茫然。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苏共二十大”在国际上引起广泛震惊和不安，它不仅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存在严重缺陷，也使苏联“神圣化的模式”在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垮掉了。此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了深入改革的探索。总体看，这些改革时断时续，时进时退，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尝试。但是由于僵化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外力干涉，改革并没有最终突破“苏联模式”，而且不同的调整还引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不合。例如1968年，捷克的改革派杜布切克出任党的中央第一书记，捷共公布了推行这种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1968年春出现了改革的新气象被舆论界称为“布拉格之春”。但这却遭到苏联的猜忌与反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把捷共全面突破“苏联模式”的改革尝试看作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最后联合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的改革被扼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把社会主义改革推向了高潮。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改革观，形成了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欧剧变；另一个是中国、越南等国家走出了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东欧剧变首先在东欧国家产生，主要因为东欧国家有着不同于苏联的政治传统。除了法西斯势力与极端反苏势力之外，各国基本上都允许各种政治势力存在，各党派都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也没有剥夺剥削阶级的选举权。例如波兰，就有工人党、社会党、农民党；在罗马尼亚，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国家自由党。各国建立的都不是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多党制的几个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公开的多党选举，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党一起组成了联合政府。在东欧剧变过程中，一般先是对形势不满的群众走上街头，对执政的共产党施加巨大压力，然后是反对派政党依靠和利用群众的情绪，将共产党赶下台。最典型的就是罗马尼亚的剧变，而且还带有突发的暴力性质。多年来，罗马尼亚人民对齐奥塞斯库总统拒绝改革、高压统治的做法深感不满，社会矛盾一触即发。1989年12月16日，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抗议活动，后发展成反政府示威，随后反政府示威波及全国。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总统在首都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部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12月22日，示威群众占领党中央大厦，国防部长自杀，国防军倒戈，宣布支持示威群众，并同支持总统的保安部队发生激烈战斗。示威者包围总统府，齐奥塞斯库夫妇慌忙乘坐直升飞机出逃，在出逃途中被捕。22日，反对派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并公布十条施政纲领，其中包括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

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处于转折时期，在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其他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果断地抛弃了“苏联模式”，并开创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受到世界人民的注意。3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从第10位上升到第2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贫穷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的近现代史上也是少见的。此外，越南、古巴、老挝、朝鲜4个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效。越南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革新与开放战略；古巴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改革与开放；老挝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有原则的全面革新；朝鲜则走上了主体社会主义道路，并在21世纪逐渐开放。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例如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人们生活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富裕，也更加平等、更加幸福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质量特征——以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发展阶段、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品质而与之区别开来的特征”，所以越南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就是“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再如朝鲜，目前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2001年该国派出480名经济官员和学者到中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从事对企业管理和市场经济的研究工作。此外，像古巴十分重视加强和改善民生。20世纪90年代以后古巴逐步减少了平均分配财富的比例，但没有改变基本的福利制度。古巴坚持向全民提供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首先是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高度重视，继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完善家庭医生制度；其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体育、文化娱乐和图书出版实行高补贴，一些文化、体育场所门票价格低廉，甚至免费。

恩格斯鲜明地提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召和引领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从低谷中走出来。几个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将会推动人类幸福生活的实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评价说：“1989年之后，西方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注定也会下台。共产党执政这一事实始终对西方的中国政策产生深刻影响，的确，偏见似乎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如果不是永远的话。但是，根据中国近来的经历，我们现在应当比过去更多地将共产主义视为多元化模式：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大不相同，自1978年以来，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它所展示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与苏联共产党截然不同。”[31]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充分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在一般意义上，制度主要是指一种稳定的、重复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机构、规章条例、运行机制都可以视作某一制度体系内的基本要素。制度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经形成，就是一套独立的行为系统，它有着自身的利益与价值。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几经曲折后做出的正确选择，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现实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说也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充分体现出平等、共享的价值理念，这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基本价值诉求。

从政治决策到经济生产、再到社会交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系列互动建立了有效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了崭新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互动框架，治理国家所需要的监管、吸纳、协调、表达、整合、分配等各项机能在这一框架内都具有足够的拓展空间。

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关键在于协调好经济社会生活和妥善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为此提供一系列科学、规范、稳定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当代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在这样背景下，政府决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牵涉层面越来越多，社会领域也随着各阶层之间的分化亟需通过“再组织化”以促进有序的整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体现出我们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沉着，越来越讲究科学、理性的执政方略。治理能力的高低主要反映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水平上，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重点还是国家制度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必须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其他的什么制度。恩格斯曾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中国元素”，它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必须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改旗易帜”或“僵化封闭”都不利于提升治理能力。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根据中国国情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制度化的有益经验。我们要不断促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好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中汲取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在于体制机制的调适。制度不等同于组织，它主要是由一系列指导和约束行为者的规则组成的。如果我们从结构与功能两个角度来认识制度，在结构层次上制度主要表现为若干组织机构，而在功能层次上则表现为蕴于若干组织机构之间的体制机制。制度运行不畅，可能表现为组织机构的失灵，但在深层次上是好的规则没有人遵行，在体制机制上还存在一些弊端。因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在于创设多少个全新的组织机构，而是要让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通过不断调适体制机制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这要求我们在以下六个“紧紧围绕”上做足功夫。

对中国而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要任务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要着力解决好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以往简单地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关系的性质联系起来。非“公”即“私”、非“社”即“资”的思维模式曾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摆脱僵化的所有制观念，积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选择的结果，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2]那么，“有生命的个人”以及“个人的肉体组织”如何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这必须依靠生产。“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33]在此意义上，所有制被看作是劳动和生产条件的结合形式，是劳动对其客观条件的关系。人必须依靠一定的生活资料才能生存下去，而各种消费品只能是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是生产的首要条件，生产过程就是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过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对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质，决定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必将让位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这也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的。恩格斯曾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34]而且，“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35]只有当劳动者反对某种所有制形式时，或者当所有者认为某种生产方式不再能产生满意的经济效益和体现其所有者权益时，才表明该种所有制再也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因此，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据生产力的实际状况采纳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异化被彻底消灭，人将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生产者大联合。“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6]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化，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37]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8]所有，纯粹的共产主义公有制不只反映在理论上，其实更多是与人类解放的美好理想联系在一起。

共产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上，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39]在这个意义上，各种具体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由生产或生产力的具体状况决定的。[40]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在现有条件下，公有制程度越高越能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的观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见解，是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抽象谈论生产关系的思维模式。苏联以姓“社”还是姓“资”作为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的衡量标准，充分体现了这一思维模式。前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后来在回忆录中反思：“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中的所有制问题。”“苏联过去在工业生产中没有私有制，而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不存在，一切都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人。”[41]过去中国受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影响实行单一公有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所有制标准置于生产力标准之上，简单地认为只有搞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搞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二是僵化看待公有制实现形式，把公有制的某一种形式看作是公有制的唯一形式。例如，在城市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企业，要求集体企业向全民企业过渡；在农村搞“一平二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不顾生产力水平，错误地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纯就越好。

单一公有制结构不但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反还抑制了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中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42]公有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目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必须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的一次认识飞跃。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方针。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但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能够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缓解就业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国家税收，促进社会稳定和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结合，在中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指由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构成的整体，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公有制。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并且在不同地方、不同产业和不同领域可以有所差别；在一定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此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以公有制为主体是针对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并不要求国民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企业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在不同经济领域，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不同。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以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结合的方式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总之，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公有制以外的经济成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公有制也不等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不能在书本中，而必须在实践中寻找、确立。

除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需要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建设领域的体制机制调适。

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是理顺党委、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基本方向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关键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此外，还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畅通民主渠道大力发展基层民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先要让精英群体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带动社会大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文化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只是发展手段，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们需求。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主要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此外，还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更重要的是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当前，我们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