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简介

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生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卒于隆庆四年（1570），终年六十八岁。

郑若曾幼年聪慧，夙承家学，以天下为己任。少师魏校，深得赏识，遂以兄女妻之。继游湛若水、王守仁之门，经世之志弥坚。曾与吕柟（泾野）、王畿（龙谿）、唐顺之（荆川）、茅坤（鹿门）阐明义理，务为有用之学，不专以文章名世。凡有关经世致用，比如天文地志、山川形胜、赋税兵机、政治得失，都在搜罗研究之列。

至嘉靖十五年（1536），已经三十四岁的郑若曾，才以贡生身份覃恩贡入京师。十六年（1537），他有幸参加了京师丁酉科的会试，十九年（1540），又参加了京师庚子科的会试，曾经两次荣获第一，结果一因对策切直，触动时弊，一因考官分歧，争执不下，最终名落孙山。从此，他绝志科名，无意仕途，潜心学问，讲学家乡，影及四方。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之海疆，危机迭起。海盗王直，勾结倭寇，侵扰沿海，生灵涂炭。若曾家乡，遭受倭患，尤为严重。他亲眼目睹倭寇的横行，家乡的动荡，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明之上下缺乏应对危机的深刻意识与相应的战略战术。于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至四十年（1561）间，他完成了十二幅的《沿海图》。官兵据图以战，辄有成效。

郑若曾因此声名鹊起，造访之人络绎不绝。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他开始作为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参与平倭大业。其间，他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的防御倭寇问题，以及为后世提供海防的传世典籍，悉心编纂完成了留存至今的十三卷《筹海图编》。

 

成书过程

《筹海图编》刊刻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上距郑若曾进入胡宗宪幕府，不过短短数月。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竟能完成这部流芳百世的海防巨著，其过程不能不让人进行探讨。

《筹海图编》是嘉靖壬子（1552）之变的产物。壬子之变中，王直率百余艘巨舰蔽海而来，浙江与南直隶千里地面同时告急。八月，王直率部攻克嘉定县城，沿途剽掠，复趋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门诸州县，进窥山东。明朝沿海地区惨遭荼毒。壬子之变之所以造成这样惨烈的局面，主要原因之一是明军应对倭寇入侵的图籍极度缺乏。当时明军所能看到有关日本的书籍，仅有所谓的《日本考略》等。所谓《日本考略》，仅有一卷，“约举梗概，挂漏颇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想象，这本简略的小书，对于了解日本的国内形势，对于研究倭寇的战略战术，对于明军采取适宜的经略方式，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部优秀作品的完成，固然会留下时代的印痕，然最终激荡起作者的创作动力，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强烈责任感。壬子之变造成的包括家乡在内的东南沿海惨遭荼毒的事实，与郑若曾早已存于心中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形成了激烈的碰撞。解决这个矛盾最为直接的办法，对于郑若曾这样一个文人来说，无非就是通过手中之笔，记录倭寇入侵所造成的国不安、民不宁的事实，总结与倭寇作战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的经验，以为将来谋划海防安全的长久之策，从而尽一份士人应有的职责。

一部优秀作品的完成，诚然系于郑若曾那份国家之命、百姓之运的责任，但对于一个贡生出身的知识分子而言，又有多少资源能加以使用？所以，外界的帮助遂显得弥足珍贵。这就是在《筹海图编》成书过程中，不得不提起的三个重要人物。

首先是唐顺之。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江苏常州人。他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后来历经职方员外郎、职方郎中、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直至右佥都御史。他曾亲率兵船数次与倭寇交战并歼灭之，不仅获得了应对倭寇的丰富经验，而且这种经验、仕途经历有助于他与郑若曾共同合作编纂十二幅的《沿海图》。所以，郑若曾肯定从编纂《沿海图》的过程中，从唐顺之那里获取了相应的资源，具有了对明海疆较为整体的认知。这为以后《筹海图编》的编纂，无疑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其次是王道行。王道行，字明南，山西阳曲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任苏州知府时期，曾经鼓励郑若曾完成因唐顺之中途病逝所未完成的《沿海图》，最终为之刻板而使该图流行于世，从而亦使郑若曾经世之才得以显露。同时，正是基于王道行的极力推荐，郑若曾才有机会进入胡宗宪幕府，进而拓展自己的视野，聚集更多的海防资料，最终完成《筹海图编》的编纂。

第三是胡宗宪。《筹海图编》最终编纂完成，与他有着极大的关系。胡宗宪，字汝林，号梅林，安徽绩溪人。在嘉靖平倭期间，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福建等处兵务。由于胡宗宪的赏识，郑若曾才得以进入胡氏幕府。入幕之后，他不仅有机会能够看到在此之前看不到的海防文献，而且还接触到了之前接触不到的关心海防的各种人士。

 

版本流布

据李致忠《谈<筹海图编>的作者与版本》(《文物》1983年第7期)考证，《筹海图编》完成后，至清代共有四次刻印，万历时有一次重印：

初刻本，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主持在杭州完成。此本为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白口，四周双边。书前有茅坤、唐枢、范惟一、胡松、胡宗宪序文五篇，郑若曾自序一篇。书后有卢镗跋文一道。各卷卷端下题均为“昆山郑若曾辑，男应龙、一鸾校”。版心下镌刻工姓氏。但此本刊刻仓促，许多人名、地名、卫所、烽堠、弓兵额数等都未及核实，文字内容多有脱讹。

再刻本，隆庆六年（1572）东泉邬公等人主持在杭州刊刻。书前有吴鹏序一篇。此本传世不多，目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其行款字数、版口边栏如同初刻本，甚至连初刻本的错字都原封未动，所以可视为刻本的翻刻本。

重印本，是万历时重印的嘉靖本。重印的主持人为胡宗宪后人。原因是胡宗宪在万历初年得到了平反，并复官追谥。其家人为了宣扬他生前的事迹，借此机会重印此书。不过，在重印过程中，将原刊中署名改成了“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孙举人胡灯重校，昆山郑若曾编次”。

第三个刻本，天启四年（1624）胡维极刻本。胡维极是胡宗宪的曾孙，他在胡灯重印本的基础上重印此书。非但将各卷卷端下题均改为“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曾孙庠生胡维极重校，孙举人胡灯、胡鸣冈、阶庆同删”，还将凡例十七条全部删掉，但行距字数、版口边栏仍一如嘉靖本。

第四个刻本，康熙三十二年（1693）郑若曾五世孙郑起鸿主持刊刻。这次重刻的原因，实际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还美于郑若曾。此本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各卷卷端下题均为“昆山郑若曾伯鲁著，男应龙左卿、一鸾音卿校，五世孙起鸿定远重订，孙肇远校字”。此本对明刊本中引文作者、卫所堠寨、弓兵额数等多有补充修订，篇卷编次、段落分合、注文多寡、文意串通亦有不同。可能郑起鸿在重刊此书时依据的是郑若曾后来修订的本子。

就这些版本内容而言，虽然或多或少地有一定程度的出入，但最能完全体现《筹海图编》海防思想者，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郑若曾五世孙郑起鸿刻本。但就保存书中图像的原貌而言，初刻本更佳。所以，本书就以郑起鸿刻本为底本，文字以其他几个版本参校，图片则多取初刻本，而不专美于郑氏刻本。

 

内容思想

《筹海图编》内容分为十三卷。

第一卷为舆图，包括总图《舆地全图》，以及沿海各省区的分图：《广东沿海山沙图》《福建沿海山沙图》《浙江沿海山沙图》《直隶沿海山沙图》《山东沿海山沙图》《辽东沿海山沙图》，共七十二幅。这些图拼合起来，反映的是起于广东钦州，经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至辽东鸭绿江绵延万里的海疆图。

卷二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王官使倭事略》记录了从曹魏正始元年（240）以来，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这一千三百余年中，中国与日本重要的往来事件，尤以明代为详。第二部分《使倭针经图说》记录了从中国进入日本的道路。第三部分《倭国朝贡事略》记录了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间的朝贡事宜、国朝贡式、进贡物品等。卷二下分五部分，简要地总结了中日关系的变化，得出极具警示意义的结论：“今日急务，备倭为第一义。”第二至第五部分《日本纪略》《寇术》《倭国图》《入寇图》等，以日本国都为中心，介绍了日本各地的地理概况、倭寇进入中国的线路。在对日本风俗、武器、战术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郑若曾提出了修复明初卫所制主导下的海防体系，断绝接济倭寇之人的内外兼修的策略。

卷三至卷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载了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六地营兵制主导下的职官系统、防守汛地、兵力部署、传递海警的设施、倭寇侵入的情况，以及沿海各地的海防形势与当前最急的事务。

卷八上首先以编年表格的形式总结了嘉靖以来倭寇入侵沿海各地的情况，但缺少山东、辽东两部分。当因这两地不在明沿海重点防御之列的缘故。卷八下则以图谱形式列举了嘉靖时期沿海各地海贼分合灭亡的始末。

卷九收录了明军对倭寇的十六次重大战役。就时间而言，除永乐十七年（1419）的望海埚大捷外，余下均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四十一年（1562）间。就地域而论，除望海埚、淮扬两次战役发生在长江之北，其余均在江南。就指挥人物而说，则以胡宗宪最多，涉及十一次战役。

卷十记述了明初以来尤其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之后，明文武将士、普通百姓遇难的事例。

卷十一至卷十三是明嘉靖时各级将领、不同士人对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后勤保障等思想的汇总。这也包含着郑若曾本人对明之海防建设的真知灼见，是《筹海图编》最精彩的部分。

这些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就海防思想而论，则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军事协同与经济贸易相结合的海防思想。建立从海洋经沿海至陆上的多层次协同防御，以及三者之间的彼此策应；杜绝威胁沿海与陆地之源。前者的提出是基于海洋与沿海、沿海与内地彼此相互旁观、不相救援的实际情况；后者则希望明廷招抚逃亡海岛的居民，积极展开对日贸易。

其次，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相结合的海防思想。远洋出击思想建立在明军海战优势明显的基础上，这要求明军在远洋作战中要充分利用船坚炮利的装备优势。近洋防御思想则基于战争瞬息万变，即使在常胜态势下，亦无法保证倭寇不能穿越明军的远洋防线。近洋防御思想的重点，则要建立健全沿海完备的军事设施和可靠的防御基地，以应对在远洋与近洋作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最后，与这两种思想相关的，则是单纯的远洋出击思想和近海防御思想。前者认为明之海疆的最大外来威胁是倭寇，因此应该充分利用明之海上的优势，与之作战于外洋。后者则认为明之海疆的最大内在威胁是明之沿海的不法居民，所以应该建立以沿海府州县为基础的户籍管理，完善明初的卫所防御体系，达到先治内、后及外，最终内外兼治。

 

历史价值

《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经典之作。

虽然《筹海图编》在编纂过程中参考了当时大量的海防图，但这些海防图多是反映沿海局部地区的，而很少有反映明之整个万里海疆的。即使有个别如此，但绘制的准确性却无法和《筹海图编》相比。而且，《筹海图编》所参考的多数海防图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其史料价值遂显得愈加弥足珍贵。

《筹海图编》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于海防图像方面，还体现在同时期海防著作所缺乏的系统内容上。这主要反映在海防地理、海防战役和海防思想三个方面。海防地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逐个讲述沿海各省区的兵力部署，指陈各地海防的得失与补救措施。海防战役，是明初至嘉靖中后期明军与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角逐的精选，反映了明军近二百年来海防战略、战术的演变历程。海防思想，是明海防安全受到威胁时各种海防思想的汇总。从中看到的则是明之各种海防制度的设置、实践、碰撞与交锋。三者互为独立，却联系紧密，海防战役是在海防思想指导下在地理空间上实施的结果。

《筹海图编》的价值还进一步体现在维护国家海疆安全的思想上。海疆安全需要的不仅是船坚炮利，更需要的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它应该以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为基础，以促进武器装备的日益进步为过程，最终达到维护海疆安全、获取海疆利益的目的。在《筹海图编》所记录的众多战略思想中，尤以胡宗宪的远洋作战最具有战略眼光，是一种极为先进的战略思想。鸦片战争以后，直至1949年以前，中国在与日本以及西方角逐中的多数败北，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固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对方拥有高于我方的优良的武器装备，然而更取决于与此相应的战略思想的滞后。就是晚清新思想主导者魏源，其海防思想不过主张防御株守内海；海防重臣李鸿章海防战略的重点，亦不过是海口、近洋防御；而此时的日本，因受到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已开始从近海向远洋发展。所以，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两国海防战略思想的角逐，更是先进的海防思想与落后的海防思想的对决。

因此，《筹海图编》不仅是明代海防史料的集大成，而且其所蕴含的海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整理者处理方式

本书为《筹海图编》之选本。遵循丛书体例安排，并结合《筹海图编》本身的特点，整理者做了如下处理：

1.题解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年代，均不注释说明，可在相对应的正文中找到。

2.《筹海图编》有些卷分为上、下两卷，本书将其视作一卷，不再做分卷处理。

3.《筹海图编》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海防地理、海防战役、海防思想，本书编纂的宗旨亦主要围绕这三部分进行有目的的节选，所以本书在结构安排上有与《筹海图编》底本不吻合处。具体而言，与这三部分关系不大的卷八《嘉靖以来倭夷入寇总编年表》《倭踪分合始末图谱》、卷十《遇难殉节考》《遇难殉节考拾遗》、卷十三的《兵船》《兵器》部分都未选入。卷次依底本不变。

4.《筹海图编》只是一部初具了框架的海防著述，所以这就不能按照传统的各级标题处理，只能按照各卷所节选的内容依次排列。

5.至于卷之一舆图部分，因有图而无文字，故无相应的“译文”，只作“图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