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

广安位于四川省的东部，春秋时期属巴国，是巴文化发源地之一。宋开宝二年，在渠江县境秀屏山（亦称翠屏山、银顶山）下的浓洄镇置军，取“广土安辑”之意，命名为广安军，隶属夔州路。“广安”地名由此而来。元代设广安府，明清两代设广安州，一九一三年改设广安县。

广安，西距成都二百公里，南距重庆一百余公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川东北主要的粮食产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故有“金广安”之称。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金广安，黄白莹莹然，桑麻榆枣丰，沃野无闲田。金广安，庶民百姓，忠介质朴，不畏水旱，抗拒凶顽，名冠天府，点染好家园。”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城北面约七公里处。这是一座有着典型川东北民居风格的农家三合院，坐东朝西，当地人称“邓家老院子”。房子为木穿斗结构，青瓦粉壁，共有十七间，历经邓小平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才盖成这样的规模。

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间。据《广安州新志》记载：“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族在广安世代繁衍，邓小平是第十九代。

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勤劳、俭朴。祖母戴氏会纺纱织布。传到邓小平父亲手上时，有一百二十挑谷地。后来，他的父亲又新置了一些地，到邓小平出生时，已是一个拥有二三百挑谷地的小地主了。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一八八六年，出生时父母都已年过四十。邓绍昌十二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挑起持家的担子。她虽然是一位农村妇女，但颇有见识，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儿子念书，甚至不怕花钱把儿子送到成都就读，期望儿子日后能获得功名光耀门庭。但是，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了一年多时间，便回到老家务农。

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子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病死）。淡氏于一九二六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上船工的女儿。前夫病死后，她带着一个女儿邓先芙改嫁邓绍昌，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小女儿邓先群。一九四九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军解放重庆后，邓小平把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同住。她从此和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二〇〇一年去世。

邓绍昌有一些文化，特别是在成都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经常参与一些“场面上的事”，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和影响的人。早年，他曾参加当地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会”），在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先后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头领）。辛亥革命时期，他率众参加过广安的武装起义。一九一四年，他当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他当官的时候，家境是殷实的，除了他挣来的钱“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外，“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军阀混战时期，政局多变，当官就像走马灯似的，邓绍昌任职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得罪过的一些人在广安当政后他就被撤换了。他在家乡呆不住了，“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很少回家，“家庭的经济亦随之而逐渐破产”。一九三六年，邓绍昌客死他乡，不满五十岁。家里人为他在离邓家老院子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墓地安葬。

邓绍昌对孩子们很严厉，甚至有点苛刻，动辄打骂，孩子们都很怕他。但他有胆有识，有维新思想。他对孩子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了能供儿子读书，不惜卖掉田地。他力主把邓小平送到国外留学，希望儿子能有大的出息。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他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邓小平寄回来的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他也帮着收藏。

多少年后，邓小平在谈到父亲时说了四个字“进步党人”。他的弟弟邓垦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是广安望溪乡淡家坝人。淡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富裕人家。一九〇一年，邓绍昌和淡氏结婚时，淡家的陪嫁不薄。今天在邓小平故居陈放的一张雕龙刻凤的大木床，就是当年淡氏的陪嫁之一。淡氏在家中居长，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淡以兴与邓小平同岁，儿时和邓小平一起念过书。解放后，邓小平的家人对他常有接济。一九八六年一月邓小平在成都还和他见过面。

淡氏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嫁到邓家后，她照顾年迈的婆婆，哺育幼小的子女，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邓绍昌和淡氏结婚后，经常在外，对家里的事不太关心，里里外外、大事小事主要靠淡氏。淡氏操持着将一些田地佃给缺地的农民耕种，还承担了织布、养蚕、喂猪等家庭生产劳动和洗衣做饭等家务。她同邻里和佃户都处得非常好。乡亲们碰到什么难处向她求助时，她都是尽力相帮，在协兴场一带有很好的口碑。

淡氏特别爱孩子。每当邓绍昌打骂孩子时，她总是出来为孩子说情，或请婆婆出来劝止。遇到兵荒马乱的日子，她带着孩子们东躲西避。她口才很好，能言善辩，喜欢摆“龙门阵”，总能把一件事说得有声有色，把一些道理说得有根有据。邓小平和姐姐弟妹们从小就爱听母亲讲故事，从母亲讲的故事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淡氏对邓小平寄予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后来回忆说：“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邓垦后来也回忆说：“我母亲也非常爱小平，他是长子。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困难很多，父亲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这个家庭是困难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

一九二四年，淡氏接到邓小平从法国写来的信，知道儿子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她很失望，两年后病逝。家人们在她的墓前立了一块碑，碑上刻写的子嗣的名字，领头的就是她生前梦魂牵挂的大儿子邓小平。

邓小平敬重、感激、怀念母亲。晚年，他回忆说，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邓小平一岁的时候，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和一个姓唐的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下了一门娃娃亲。父母企盼着他能够早些长大成家，早些为邓家传续香火。就是这门亲事，后来曾引起他和父亲之间的激烈冲突。

一九〇九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不久，五岁的邓小平被送到设在本村的私塾发蒙念书。

私塾离邓小平家不远，当地人称为“翰林院子”。这个院子是邓小平同族先辈邓时敏修建的。邓时敏雍正十年中举，乾隆元年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后升为侍讲，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清嘉庆年间朝廷为褒奖他和另一位广安籍高官郑人庆的功绩，在村中敕建了两块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翰林院子”是一个有三十六间房的大四合院。院子中有一个小天井，还有一个戏台。邓时敏曾把这个院子的一部分辟为学馆。他去世后，由于家道败落，院子卖给了外姓人家，但学馆还是保留下来了，后人办学不辍。

私塾先生与邓小平的父亲同辈，叫邓绍明，是一个守旧的人。邓小平入塾的当天，他就对邓绍昌说，孩子名叫“先圣”，对孔老夫子有些不恭。他自作主张将“先圣”改为“希贤”，邓绍昌也认可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一九二七年。

私塾教学生就是读课文和写字。

读课文，主要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初级启蒙课文。邓小平理解能力强，记忆力好，一篇课文很快就能背诵和解答，常常受到先生的夸奖。

练写毛笔字是每天的必修课。开始时是塾师把写好的样字发给学生，学生用纸蒙着描。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学生就可临着写。邓小平学写字很认真，回家后也反复练习。他的毛笔字作业常常被先生画上大红圈圈，也常常因此得到母亲奖励的煮鸡蛋。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很好的功底。

邓小平在私塾里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他不仅自己学习刻苦认真，还乐于帮助同学。同学胡德银毛笔字总是写得不好，老挨先生批评。邓小平常常在放学后留下来，和胡德银一起练字，帮助胡德银纠正笔画，掌握要领。胡德银因此和邓小平成了好伙伴。几十年后，他还念念不忘儿时邓小平对他的帮助。

邓小平在私塾念了一年多后，父亲决定把他送到在协兴场开办的初等小学读书。

协兴场离邓小平家大约有近两公里。这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圩场，有一条直街，街面用青石板铺成，街两旁是一些小店铺。农历每月逢二、五、八赶场日，四周各村的老百姓来这里赶圩，很是热闹。

协兴场的初等小学，是由当地曾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胡光白和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等创办起来的，属于新式学堂。邓绍昌和胡光白把学堂办起来之后，四处动员孩子入学。后来和邓小平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胡伦就是邓绍昌动员上学的。

学堂位于圩场的中心，是由一座旧祠堂改建而成的，有四大间校舍，可容纳百十个学生。

邓小平入学时学堂有三个班，他被分在二班。

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体操（即体育）、图画等。学堂刚办起来，教学还不正规，教师也多是临时找来的。邓绍昌也在这里教过课。

从私塾转到新式学堂读书，邓小平很有兴趣。学堂的教学内容比私塾确实丰富多了。老师大多是当时协兴场一带公认的新文化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从他们那里不仅能学到新知识，还能经常了解到一些新鲜事情。体操、图画课特别有趣。国文课也不再是从早到晚枯燥乏味的诵读。老师从四书、五经中选择一些课文给学生们讲授，有时还撇开书本，给学生们讲一些来自野史和小说里的故事。国文教师邓俊德，是邓小平的远房堂叔，排行第三，当地人称邓三先生。他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明白人，对于清廷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愤愤不平。他在讲国文课时，常常给学生们讲起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讲一些反清的道理，还讲到西方列强是如何侵略中国的。这些都给童年的邓小平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邓小平每天走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去上学。一遇雨天，泥泞不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开始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心疼他，怕他摔坏身体，遇到雨天就劝他不要去学堂，但雨再大他都坚持要去上学。家里只好给他在圩场上找了一户人家让他去搭午饭，以免来回跑。邓小平为了节省，不肯去搭伙，下午总是饿着肚子上课，家里只好让他中午还是回家吃饭。这样，几里的路程，每天两个来回，寒来暑往，风雨无阻，磨练了童年邓小平的意志。

邓小平懂得孝敬大人，对姐姐弟妹们也非常关心爱护。放学后回到家里，他经常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和照看弟妹。母亲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好帮手。他时常把祖母和母亲给他吃的或玩的一些东西，拿出来与姐姐弟妹们一同分享。在家里他经常背诵课堂上学到的诗文给姐姐弟妹们听。后来他在县城上高小时，常常省出一点零花钱，放假回家时给祖母、母亲和姐姐弟妹们买点乡下见不到的小礼物。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家人的这种感情。一九五〇年，他不仅把继母夏伯根接到重庆同住，还把同父异母的妹妹邓先群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邓先芙也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后来，还常常把妹妹们的孩子接到家中住上一段时间。

关于少年邓小平，他的弟弟邓垦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那个家乡，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和我们家有些来往。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到了过年时要写春联，那个地主有文化，字写得不错。有一年春节，我们家买了张红纸，请他写个春联。那个家伙很坏，他就写了几句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她们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看到了之后很生气，把它撕掉，自己又买了张红纸。他那时候还很小啊，自己来写，写个门对子贴上去。”

邓小平的母亲后来经常用这件事教育他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做人要有骨气和志气。

邓小平少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前后。那个时代曾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四川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之后，四川便成为同盟会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广安也成立了同盟会组织。

一九一一年，在邓小平刚进入协兴场初级小学读书的时候，四川爆发了后来成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保路运动”。四川民众愤怒抗议清政府企图将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西方国家。六月十七日，在成都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州县相继成立保路同志分会。广安各界各阶层的进步民众也加入了保路运动的行列。在协兴场，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唱《来日大难歌》，鼓动民众参加保路运动。

同盟会领导的武昌起义成功后，四川各地不断爆发武装起义。十月二十七日，川东北的革命党人在曾省斋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在连克垫江、大竹、邻水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广安县城，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协兴小学的教师胡光白和一位姓马的教师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他们都还当上了大队长。此前他们由于是革命党人，“剪了辫子，不敢进城。现在他们背起从敌人手里得来的来福枪，各自率领几千农民，拿着红缨枪，背着大刀，抬着土炮，要去进攻渠县、营山”。途经协兴场时，队伍就驻扎在协兴场初等小学。“革命队伍威风凛凛”,“豪绅地主害怕造反逃跑光了”,“赶场的农民听说打倒贪官，免除苛捐杂税，欢喜极了。沿途有些穷人随带武器，自愿参军，队伍越来越多”。邓小平亲眼见到了这一幕。邓绍昌等协兴场的一些“袍哥会”成员，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动，邓绍昌还当上了相当于排长的小指挥官。邓小平曾到父亲所在的起义军军营里住了两天。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体验“军旅”生活，他好奇、兴奋，甚至有点喜欢这种生活。这两天竟使他终生难忘，到了晚年他还几次提到这件事。

一九一五年下半年，邓小平考入县立高等小学。他走出协兴场，来到了县城。

广安县城是一座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城，发源于大巴山深处的渠江穿城而过。十八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大都沿渠江而建。渠江在流经城边时形成一个马蹄形回水沱，建有一个水码头。沿江上可通巴中、达县，下可达合川、重庆。这是当时广安与外部世界来往的主要交通要道。城中心就在码头背后的坡岸上。

县立高等小学位于县城西北考棚巷，两层楼房，灰砖青瓦。它是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一年，由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广安人蒲殿俊创办的。

这是广安县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每年只招两个班，每班二十名左右。能够考进这所学校的，大多是初等小学的好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都有。当时邓小平在这所学校里是年龄比较小的。

邓小平入学时校长是朱纪常，学监为周克生。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理科（理化知识）、史地等。各科没有教科书，教学内容大多是由教师自定。比起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的纪律要求更严一些，学生一律寄宿，邓小平每周只能回家一次。

邓小平喜欢而且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是更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据他的同学回忆，那时邓小平喜欢理化课和史地课。他经常运用学到的理化知识，思考一些自然现象和简单的工业生产问题。历史和地理课，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从这时开始，他酷爱读历史书籍，《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史籍直到晚年还在读。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后来，不论走到哪里，他经常要看看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

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邓小平眼界开阔了，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

这时的中国社会仍处在多事、多变之中。

就在邓小平来到广安县城读书的半年后，袁世凯宣布称帝，随之而来的是反袁护国战争。许多省份宣布独立，四川省也在其中。大小军阀纷纷趁机自扯旗号，抢占地盘，自封官位。广安的小军阀整天也是打来打去，你进我出，连年不息。

邓小平耳闻和目睹了这些，尽管还不能作深入的思考，但对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混乱局面的感受是深切的。他后来回忆说，他此时逐渐萌发出了一种“简单的爱国思想”。

一九一八年夏，邓小平考入位于县城西秀屏山下的广安县立中学读书。这是当时广安的最高学府，创立于一九一二年，原名“广安州立中学”。

学费问题曾一度让家里犯了难。这时邓小平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了。父亲因一桩官司长期躲难在外，花销还靠家里提供，家里为此还卖掉了一些地。不过，家里最后还是想方设法，为他凑足了学费。

县立中学开设的课程比高等小学又多了不少，主要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物理、体操等。学校教师中还有在广安的法国传教士。邓小平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洋人”,“洋人”在课堂上讲的一些东西是他过去从没有听说过的。

这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渐渐涌进了广安。《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的书刊传入了广安。

《新青年》杂志，是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于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办的（创刊第一卷名为《青年》）。创刊后，四川相继在成都、重庆、泸州、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等地设立代售处，广为介绍和发行。广安虽然是一个小县城，但由于它离成都、重庆都不太远，交通比较便利，信息也比较灵通。《新青年》等书刊较快出现在广安，并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从《新青年》等书刊中，不仅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新的情况，而且后来还从这些书刊中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信息。

当时，陈独秀对法国文明推崇备至，认为法国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国青年学生有条件的，应该到法国去留学。他曾在《青年》第一卷一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说：“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尤为科学文艺之渊薮。吾国人而欲探讨欧西真正之文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

邓小平当时是不是直接阅读了《新青年》，已难以考证。但是，《新青年》等书刊传播的一些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主张，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这一时期对邓小平思想触动最大的，当然还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四川各地积极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月十二日，四川《国民公报》在“要电汇志”专栏里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及各界群众纷纷组织游行、集会、演讲，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就连军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也明确表示反对北京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成都、重庆各界的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川各地。五月下旬，广安县立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行动起来了。月底，县立中学和县立高等小学学生联合成立当地最早的学生爱国分会，召开会议通过广安学生爱国简章十九条，同时向广安社会各界发出救亡公告。公告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来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苟不急图挽救，将步印度朝鲜之后尘。吾侪既占国民一分子，应当尽国民之责。”

学生爱国分会组织学生们游行、集会和街头宣传，接着又举行了罢课，还派学生组成宣传组，到集镇进行宣传。

邓小平参加了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投身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开始比较深入地思索一些社会问题，萌发出改造社会的意识，具有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

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后，由于学校已罢课，加之暑假即将到来，邓小平决定离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课。他没有想到，这次离去，竟是他在广安县立中学学习生活的结束。

邓小平回到家里不久，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捎回口信，让他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改变了他的人生。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后不久，是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倡导和发起的。他们希望动员有志青年到法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输入西方文明，实行“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一九一二年，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和第一所留法预备学校，并制订《留法俭学会简章》。其中说：“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一九一六年六月，蔡元培等在法国巴黎成立华法教育会。该会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主要任务是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出版中法文书籍、报刊，介绍学生留法，组织华工教育，联络中法学者诸团体，帮助法人游学中国等。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吴玉章成立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到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直隶（河北）、山东、福建等省市相继成立华法教育分会，并陆续开办留法预备学校二十多所。

从一九一九年初到一九二〇年底，已有一千六百多名学生远涉重洋，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形成热潮。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四川和湖南的青年表现得最积极。尤其是四川，赴法人数之多，居全国各省首位。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是由吴玉章倡导、发动和组织的。

吴玉章，一八七八年生，四川荣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领导荣县起义。一九一二年发起组织四川俭学会，动员几十名川籍青年到法国留学。一九一三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在法期间，参与组织华法教育会。一九一六年回国后在成都组织成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并担任名誉赞助员。

一九一八年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立。三月开始招生，经过严格的考试，录取了二百多人。到了开学时，有部分学生转到其他学校，仍有一百五十多人留下学习。当时不满十七岁的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一九年春，这一届学生毕业，陈毅等六十名学生获准赴法，由四川省公署派员护送他们去法国。六月十一日，他们会集重庆候船。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长温少鹤等各界人士目睹盛况，深受鼓舞，即开始与法国驻重庆领事磋商在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商会、教育会和劝学所的支持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汪云松任会长，温少鹤、童宪章任副会长。接着，在工商界人士及社会名流杨希仲、曾吉芝、朱芾煌、黄复生等资助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也于九月中旬正式开学，由汪云松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童宪章任校长。

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并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多方了解学校的有关情况后，他打定主意将邓小平送进这个学校，让儿子出洋闯荡。邓绍昌认为，儿子在落后闭塞的乡间不会有什么出息。凭着他的见识，他判断法国比中国要先进得多，特别是在工业方面、科学技术方面，儿子到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本领，将来能有一技之长。他还想，自己虽然有点田地和家业，但算不上富裕。让儿子留法勤工俭学，既能实现送儿子出洋的愿望，自己又能少花钱，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对于父亲拿的这个主意，邓小平很高兴。

一是，这时的邓小平眼界逐步打开，求知欲望日益强烈，已不满足在县立中学读书，急切地希望走出广安这个很狭小的地方，去了解中国和世界。

二是，这时的邓小平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在于自然科学发达、工业先进。他已经具有了当时不少青年学生都有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希望能出去学点本领，将来为国家富强做点事，尽些力。邓小平后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晚年，他回忆留法勤工俭学生活时还说：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

三是，他多少受到了当时青年学生中“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表了著名的“劳工神圣”的演说。“劳工神圣”的口号很快就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随后，社会上即出现了“工学会”和“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他们主张通过亦工亦学、亦工亦读，工读结合、学问和生计结合的方法，消灭劳心与劳力之间的差别，进而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这种带有空想和改良主义因素的“工读主义”思潮，也推动了不少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周恩来就曾说过：“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从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另外，到法国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自己能够谋生，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也是邓小平愿意去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他认为，只要“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

邓小平的母亲极力反对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邓小平是长子，眼看就要长成大人成为家中的顶梁柱，支撑这个家。母亲把这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在邓小平的身上。现在邓小平要到外国去，多少年不能回来，无论如何她是不能同意的。再者，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子毕竟才十五岁，年纪这么小，从没出过广安。她听说去法国要漂洋过海、远行万里，既舍不得，又不放心。

邓垦回忆说：

“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上学交学费很困难。当时汪云松几个人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捎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父亲呢，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家里面还有一场争论，他就跟母亲讲道理。讲不通后，他跑到我家老房子正面靠右边的一个房间，这是一个过间，是很矮的，有一个门，他进去后把门一关，不吃饭。大概有一两天吧，我母亲心里慌了。儿子不吃饭，那怎么办呢，这样就让步了，痛哭流涕，就这样很勉强同意他去了”。

母亲最终没有拗得过儿子，只好张罗着为儿子送行。九月的一天，邓小平的家里热热闹闹，亲戚朋友都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送行的饭。母亲给儿子准备好了一些衣服、鞋袜之类的生活用品。一家人把他送得老远。

和邓小平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位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学胡明德（又名胡伦），他们比邓小平大一些，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六十多年后，邓小平曾口述了关于邓绍圣早年活动的证明材料，转给广安县人民政府。他证明：邓绍圣是和他一起去法国的，一九二五年在法国入党。同年底一起去莫斯科，就读于中山大学，后来听说回国。“回国后的情形不详，多半是病死或牺牲了。应按烈士处理。”一九八五年，广安县人民政府追认邓绍圣为革命烈士。

邓小平告别家人，告别亲朋，告别乡邻，来到广安县城东门外渠江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货船。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设在市中心的一座孔庙里，俗称夫子祠。教室非常简陋，只有几间平房，没有活动的场所。所有学生全部走读，食宿自理。学校的组织比较松懈，学生们上课就来，下课就走。学校共招收学生一百一十人，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制均为一年。凡中学已毕业的学生分到高级班，其他的分到初级班。课程有法文、中文、代数、几何、物理、工业常识，以法文为主。为了教好法文，学校还聘请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翻译王梅柏作为高级班的教师，初级班的法文教师也曾在法国留过学。学校要求学生毕业时要粗通法语，并熟悉一些有关的技术知识，打好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基础。高级班和初级班所学课程都一样，只是教学进度不同。

学校招生分为公费生（或称贷费生）和自费生两种，入学时均要经过考试。邓小平后来说过，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考进去是不容易的。

邓小平是在开学后稍晚才入校的，被分到初级班。对只上了一年中学的邓小平来说，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比较深，好些都是过去没有学过的。特别是法文，要在一年内做到“粗通”，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他学习抓得很紧，曾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的同学江泽民（克明）回忆说：“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邓小平还参加了学校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工作。

这时的重庆，学生爱国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组织下，邓小平和同学们一道，多次走向街头，举行集会、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发动各界抵制日货。

他们还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与贩卖日货的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进行了一场坚决的斗争。

这年的十一月，郑贤书挪用公款四千多元，廉价购进信孚洋行的日货八十多箱，并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进行拍卖。他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十一月十七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校学生一千多人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声援。郑贤书被迫答应将所购日货交商会处理。学生们将其中部分日货运到朝天门当场焚毁。在学生们的进一步要求下，四川当局被迫撤销了郑贤书警察厅长的职务。回到学校后，学生们又自动焚毁带有日本厂家商标的牙粉等日用品，有的甚至把日本生产的洋布衣服也撕毁，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

这场斗争不仅进一步激发了邓小平的爱国热情，而且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工业救国的思想。他自己后来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这时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时我的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一些侨商、传教士和重庆一些学校校长应邀出席。经过书面考试和身体检查，八十三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四十六名学生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提供三百元路费及其他费用，其余三十七人为自费生。另外，还有一名未进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也一同获准赴法，他属于自费生。这样，一共八十四人。

邓小平属于自费生。这时，他家境已“日渐困难”,“到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筹集，都不容易”。

八月初，赴法学生由重庆海关将姓名、照片一一函送重庆法领事馆签批，并转上海法领事馆查照转法政府有关部门。八月七日，一切手续办妥，只有一名同学因无照片未能办好。

八月九日，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八十三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名单一一注明了各人抵法后希望从事的专业。邓小平等六人注明的是“铸铁”。

在这八十三名学生中，邓小平的年龄是最小的。

这期间，邓小平回了一趟家，向家人辞行。临走时，母亲担心儿子在外受苦，又东挪西借了一笔钱给他。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家竟是邓小平与母亲的生离死别，也是他与“邓家老院子”的永别，与广安的永别。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学生们列队离开学校，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和总商会、教育会、劝学所负责人及各界人士的欢送下，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

二十八日早晨，“吉庆”号客轮启航，顺着滚滚长江东下。

这批勤工俭学生赴法，政府未派人护送，只能由同学们自己采取“组织起来，互相照顾”的办法。八十多名学生共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推一组长。第一组组长为袁文庆，第二组组长为王兴智，第三组组长为吴宥三，第四组组长为周玉书。

客轮破浪前进。船过万县，驶入著名的长江三峡，“夔门天下雄”、巫山神女峰……三峡美景缓缓地展现在眼前。初出夔门的川东弟子兴奋不已，踌躇满志。

经过几天的航行，九月六日轮船到达上海，学生们被安排暂住在“名利”大旅社。

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商贸中心，也是中国与外国通商通航最重要的口岸。上海在一九一八年春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二百四十七号。上海华法教育会与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负责接待各地来沪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船，每月通航一次，每次只能搭乘学生百余人。大批勤工俭学生来沪后需要等候，上海华法教育会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招待所和俱乐部，负责安排学生们的吃住，并帮助订购船票和协助办理出国手续。

本来，上海华法教育会已登报声明，七、八、九三个月停止接待赴法学生。但邓小平等八十多人，因重庆方面托人向上海方面打了招呼，所以还是受到了接待。他们到达上海后，袁文庆等学生代表随即和上海华法教育会取得联系。

在上海法领事馆办理手续时碰到了一点麻烦。法方询问他们除了衣履和旅费外，每人还携带了多少现款，说至少得有三千法郎才能走。这大大出乎学生们的意料。本来，学生们以为只要筹够几百元盘缠就够了，到了法国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工厂而拿到工资，没想到还要自带这么多钱。袁文庆等人考虑，如以实情相告，可能法方会不让成行，而滞留在上海就会陷入困境。于是，他们急中生智回复说：款子已交重庆勤工俭学会代汇，因为是分期汇法，所以没有汇据。这件事，总算搪塞过去了。

一切手续办妥后，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高博爱与法商轮船公司联系，代购了全部船票，并办理好赴法护照。

邓小平和同学们在上海游玩了两天。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黄浦江上，停靠着许多外国的商船、兵舰，五花八门的外国国旗在海风中飘动。租界里，外国人一个个趾高气扬。上海果然给他的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的印象。

九月十日上午十一时，邓小平等八十多名重庆学生和湖南学生曾镇岳、江苏女生张近瑄、吴佩如、郑璧芋等在黄浦码头登上了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

和他们同船去法国的还有华法教育会的两名职员，一个姓彭，还有一个名叫李汉光。李汉光是李石曾在法国办的豆腐公司的办事员，经常往来于中国与法国，对沿途的情况很熟悉。在船上他还负责给学生们讲授法文，介绍法国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和礼节等。另外还有北京政府派去的驻欧留学生监督高鲁，他准备从法国转赴英国。

上海华法教育会派代表前往码头送行，还有各方面不少的人前来送行，场面“颇为一时盛况”。

海轮西去。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邓小平和同学们踏上了留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