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昭、宣时代的政治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而晚年顿好神仙，迷信巫蛊，以至皇后与太子亦死于巫蛊之狱。武帝即位之初，虽曾提倡儒术，但其后的三十年内，由于无限制的向外扩充武力，耗费之大倍于秦代。武帝立最小的儿子弗陵为太子，即位后是为昭帝，由霍光辅政。但昭帝在位仅十三年而死，霍光迎立武帝孙昌邑王贺；贺无道，霍光废之，迎立旧戾太子之孙询为帝，是为汉宣帝。昭宣两代，帝室虽然式微，然尤称西汉之盛世。过去由于武帝时代内敛外征，好大喜功，使国家已呈疲露状态，而昭宣时代却能与民休息。秦的速亡，与其政权之缺乏社会基础很有关系，而汉之能建立四百年基业，其所恃的凭借不在汉初的郡国并行制，也不在汉武的征讨四夷，而实在昭宣以后能逐渐建立起政权的社会基础。且匈奴经武帝征伐后，此时势力已衰，加上本身之内乱，更无力侵扰中国，故后人称霍光辅政比美周公。

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十余岁起为郎，后又为侍中，奉车都尉，侍卫武帝二十余年。因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武帝临死委以辅政大权，故昭宣时代之盛治，实与霍光颇有关系。现将此时期的政治措施略述于后。

昭、宣时代对于地方政治甚为重视，更防止地方官吏对人民的残暴压迫。昭帝即位二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间疾苦，冤失职者。又于始元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宣帝则颇接近民间，具知闾里艰邪吏治得失，即位之后，即“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又于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五凤四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巡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对于新任命之刺史、郡守、相国等官，宣帝都亲自询问或考察他们是否称职。他曾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可见他是如何关心地方官吏的执行统治。

昭帝始元二年，因收成欠佳，即下令免除该年的田租；元凤二年，命郡国免收当年的马口钱；元凤四年，免收当年和次年的口赋，复免收三年前部分因各种原因未缴交的耕赋；本始四年，免除遭受严重旱灾的郡国的租赋；元康二年，免除遭受严重疾疫的郡国中的租赋；五凤三年，减收口赋；甘露二年，减收算赋三十钱，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国家财赋的充裕与统治者对农民的关怀。

当时从各郡向京师运粮，每年所费人力极大，以至妨碍农民生产。在昭帝时代，尽量减轻此种运粮徭役之苦，如始元元年曾减少漕运粮谷三百万石，元凤三年又下令停止灾区的漕运四年。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因为每年从关东一带向京师运粮四百万斛，需要耗费六万人之劳力，遂建宜粜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之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宣帝纳其建议，实行后果然减省漕征徭运甚多。地节四年，又下令免除有大父母，父母丧者的一切徭役。由此看来，当时的皇帝对民间的困苦颇为同情。

昭、宣时代为了避免人民生活困难、无法生活的处境，乃经常采用赈济方法以补不足。昭帝始元二年，派遣使者到各地赈济贫民粮食，或借给粮种，使其发展农业生产；元凤三年，又开仓赈济遭受水灾的人民。宣帝本始四年，曾遣使赈济贫困的人民，并令丞相以下及京师各官署的令和丞输粮以助贷人民；并在地节三年，对归还本土的流民借给公田耕种，又贷以谷种和粮食，免除他们的算赋及徭役。

昭帝时，匈奴入侵中国。始元二年，匈奴单于使黎汙王窥边，但汉廷事先有准备，击退匈奴兵，射杀黎汙王。宣帝本始二年，匈奴又进攻乌孙，乌孙向汉求援，汉廷发兵十五万，分五路出击，匈奴惊惶逃遁。汉兵与乌孙兵东西夹击，深入匈奴右谷蠡王之地，掳获三万九千多人，畜口七十余万头。经过此战役，匈奴损失甚大，势力大减，无力进侵中国。五凤元年，匈奴贵族为单于的继承问题发生内乱，五单于争立；五凤四年，郅支单于战败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为了取得援助，向汉廷称臣降服。其后郅支单于西迁，在元帝建昭三年被汉朝的西域都护骑甘延寿所攻杀，从此中国便完全解除了匈奴侵扰之患。中国之正式有效控制西域，亦在汉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