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汉时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重农的原因
重农主义，可以李悝和商鞅做代表。李悝生在商鞅之前，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师。据《前汉书》所载，李悝重农的方法，大概如下：“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粜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粜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大熟则上粜三而舍一，中熟则粜二，下熟则粜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见《食货志》）
李悝所谓“尽地力”和“平粜”是重农主义的两种实施方法。到商鞅更着重实施重农主义，要求“壹民于农”，“搏以于农”，而抑制其他一切，可说是一种极端的重农主义。《商君书》说：“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唯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见《农战篇》）
《农战篇》虽为战国时人推衍商鞅主张的作品，然其说法确能代表商鞅的主张。所谓“治国作壹，抟之于农”，是此李悝的重农主义更见进步、更彻底。据《史记》所载，商鞅所定变法之令有下列一条：“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见《商君列传》）
由此可知商鞅一面用免役的方法奖励耕织，一面用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懒怠贫穷的人，实在偏激到极点！商鞅何以这样极端重农呢？大概可分为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三方面理由。
一、经济上的理由，便是要借着重农以富国。《商君书》说：“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此贫国弱兵之教也。”（见《农战篇》）“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见《去强篇》）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粜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见《外内篇》）
二、政治上的理由，便是要借重农使民壹易治。《商君书》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见《农战篇》）“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见《算地篇》）“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见《壹言篇》）“善为国者，仓禀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见《农战篇》）
三、军事上的理由，便是要借重农以强兵。《商君书》说：“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主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见《农战篇》）
总之，商鞅实行重农主义的主要目的，在求国富兵强，而民朴易治，以促进法治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实现。言谈游士和商贾、技艺三种人都足以妨害这种目的的达成，所以商鞅要极力抑制他们。只有农民才能帮助这种目的的完成，所以商鞅要极端“壹民于农”、“抟民于农”，而形成一种极端的重农主义。
秦汉抑商的原因
重农的反面便是抑商，汉代对于这种政策的执行更严。然而汉初为什么贱视商人？商业，尤其大规模的商人活动，在农业社会中常常受到人为的压抑，其原因实由于商业上最能获利的商品是奢侈品，而奢侈品之售卖常能刺激人们的嗜欲，以致使一般人陷于穷困之境。而且商人因其收入与得来比较容易，所以商人本身的行为常常是浪费的，与农业社会胼手胝足，日日辛勤，而其所获仅不过为粗衣恶食者，大不相同。所以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是两个根本立场不同的社会组织。更因商人赢利的来源，是由于机会；所谓投机取巧，逐什一之利，是商人的本色。而农人则正正道道，规规矩矩，一定时间的播种，经过相当长的时日，方能获得可以事前制定数额的收获。所以农业社会是稳定的，农人的心理亦是稳定的，农人的习惯、道德、信仰以及其与人交往是诚恳的。
商业社会恰恰与此相反，尚机智，重投机。如果持重稳健，遵行和农业社会同样的行为信条，那便是失败亏赔的种因。所以重农的社会，对于商业一定贱视，因为它的道德信条，行为标准，彼此都格格不相入。因此统治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为其统治权之安定，必不愿见其人民的道德、行为、信仰诸方面，向不易统治的方向改变。明白了这一点，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中，所以常常发生压迫或贱视商人的事实，就可以明其大半了。只要它的农业生产，足以维持其人们的生活，对于初发生之商业，总是有如此的态度。除非如欧洲的威尼斯等，其土地的收入，实不足以维持其居民的生活，才把商业视为其社会的经济基础。
汉高帝初起时，入武关，欲击秦峣军。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又上（高帝）问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黄、臣等。商人这样的忘恩负义，只知唯利是图，如何能获得农业社会出身的汉高帝的尊重！果也，汉高帝为皇帝之后，便一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异常低落；使在农民中间受贱视，不使其发生作用。到孝惠皇后时，虽以为天下大定，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为宦吏”，这样，便树立了中国重农贱商的传统。自秦吕不韦以来，所树立的“农”“商”并重政策，至此，乃根本发生了改变。终汉之世，对于商人抑压的程度，基本政策并未改变，不过因国土之完成统一，关旅之禁已无，交通方便，生产力加大，农商有了剩余生产。是以虽然法律上对商人贱视，而实际上，商人的活动，则日见其重要。如文帝时晁错说：“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这样的话，出之于重农主义者晁错之口，或难免稍有夸大之处，然当时商人在经济上实际的重要，必已超过了法律所限制的程度，那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商人虽实际重要，而受法律的禁制，在汉代仍无减于初。
第二节 唐宋市舶司的设置与影响
唐宋市舶司之沿革
东西海道交通，两汉以来，已渐发达，不过当时操中外海权的，大多是叙利亚或波斯人。唐初，不少伊斯兰教教徒来中国传教及通商，而中国的商船也开始向西方发展。由于对外贸易发达之故，政府欲从中取利，购买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对蕃舶往来贸易，每采鼓励政策，遂于沿海各主要港口，设市舶司以司其事，此即中国海关之起源。
市舶司何时创始？不可考。其前称“市监”。《唐六典》卷二二云：“诸互市监各掌诸藩交易之事……监各一人，从六品下。”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〇：“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司，蕃商贩到龙脑、沉香……并抽解一分。”卷一〇四则有“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语，则结好使亦市舶使别名，实同职异名，可知市舶司于唐太宗时已有之。
据日人藤田八丰著《市舶源流》载：“市舶创于何时，无明白记载，其成常制，约在开元以后……又当时任市舶使之职者，大概似为宦官或以帅臣兼领。”而据《新唐书·柳泽传》，知唐开元中有周庆立任“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可证藤田氏之说。至于唐设立市舶司的三大城市中，当以广州之贸易为最盛。
至宋，承其政策，开宝四年即设市舶司于广州，其后又于闽浙沿海各地增设市舶司。太宗雍熙四年，且遣内侍八人，携金帛及敕书赴南海各国，邀其入贡。及宋室南渡，宋廷对海舶之利，较之北宋更为重视。
市舶司之职务
《宋史》卷一七六《职官志》曰：“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权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综合各书所记，其职务可分：
一、检查入港海舶之货物及征税，名为抽解。抽者按官价抽买，细色（容量小而价贵者）抽一分；粗色（容量大价贱者）抽三分，解送中央。其余皆为商人所有，但时有变更（最初分良瓠，后分粗细）。
二、收买、出售、保管及运输专卖品与其他船货。当时称为“禁榷”之货物凡三类：香料、药材及宝货。太平兴国初年京师成立榷易院以司其事，又名榷易署，或称榷货务。其下有香药库，官称香药使。其负挑选估价之任者，为“编估局”及“打套局”；负保管之责者为“寄椿库”。太平兴国七年曾放宽部分药物，准人民自由买卖。至于禁榷之宝物，初为珠贝、珊瑚、玛瑙等八种，后加紫砺、瑜石而为十种。市舶司除收买细货上供以外，另有部分细货和粗货，则出售与一般商人。其用以收买者则以钱帛为主，计有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等。
市舶库主者名为“监门官”。对部分粗重不易起落者则留于市舶司，收息出卖，利不过二分，其目的在平抑物价，此亦市易法之一。另一作用，则为海舶到时，先将全船货物送存库中，待抽解收买完毕，方能取回其余部分。
三、发给出国贸易之公券，又曰公据。其目的在防止：（一）出口货之偷运，（二）前往不许通航之国家，（三）入口货之偷漏。回航时须回至原出发地，并缴还公据。其视船之大小而异。《续文献通考》载：诸舶商大船给公验，小船给公凭。每大船一，带柴水船、八橹船各一，验凭随船而行；或有验无凭及数外夹带，即同私货贩。至于不许前往之地，则时有不同。
四、发给卖货之公凭引目。舶货经抽解后，其余即许自行出售，不再课税，但限于本州范围内。且须有公凭引目，又曰文引，或单称引，上载货物名及数量。若运销外州，则另有税。公凭引目之发给，最早见于太平兴国七年。
五、为往来商舶祈风。每年凡二次，上半年多在四月，下半年多在十一月，前者为归舶，后者则为去舶而祷也。祈风人员有知州、市舶使及其他舶官、知县等。若论性质，则虽行庙内，而宗教意味绝淡，故多由官府主持。其目的多在借此雅集，以为饯行。
官制及场务
市舶司最初设立于广州时，以知州为市舶使，以通判为副使，与管理财赋之转运使共司其职。中央另派京朝官三班内侍三名为专任市舶官，后以通判为监官而无副使，知州亦失市舶司长官之实，而转运使为其长。知州、通判及使臣均称“管勾市舶司”，三班内侍则称“勾当市舶使臣”或“市舶使臣”，与通判共为“市舶监官”。
市舶司之长官曰提举市舶使，其下有监官、专库及手分等。宋初有司无务，在州者即曰市舶司，如杭州、明州之类；后以总辖一路之市舶者为司，在各州之支司为“务”，又名“场”，“务”设监官，海舶出入不多者，由知县兼监官。
无市舶司之处，间有设“觉察抅栏”者，其职务在侦查往来沿岸之海舶；未缴税者，则封存并押往附近市舶司。
市舶司之影响
一、都市繁荣。唐代由于对外交通发达，加上市舶司之设置，商业都市也随之兴起。黄河沿岸的长安、洛阳，及黄河、运河相接处的汴州、扬州与滨海的广州、杭州、泉州等地，都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二、财富增加。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后，社会财富日益增加，政府税收也日形充裕。《宋会要》记高宗诏言：“市舶之利甚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日人桑原鹭藏更谓：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财政总收入为四千万缗至四千五百万缗，而市舶司竟获二百万缗，居岁入总数二十分之一，可见市舶贸易于国家财政所占的重要地位。
三、文化交流。唐末的对外交通与贸易，既因市舶司之助而日益发展，所以中西文化，也不断交流。唐代的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西方的音乐、科学、天文和舞蹈，也开始东传。国人对外国的兴趣日渐增强，也造成了日后华人向外移殖的倾向。影响达于日木，引起了日本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
四、市舶司收买舶货率颇高，各货分十五份，已取其七，商客所剩，仅有其八，且货皆低价收买；故商客往往漏报，不肯抽解，有以“与商贾争利”而提出反对者。《通鉴》载杨范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亦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
第三节 宋代交子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宋代交子的渊源
中国的纸币，有些人以为始于唐的飞钱，但飞钱不过是一种汇票的性质，其本身并非纸币，真正的纸币当始于北宋的交子。纸币本属信用证卷之一种，其产生约在十世纪之末，即宋太宗淳化至道间，其始名曰“交子”，后复有“钱引”、“关子”、“交钞”、“宝钞”等种种变名。然曰“交”曰“引”曰“钞”，最初似皆为别种信用证卷之名称，而非纸币之名称。盖在纸币之交子应用以前，已有茶盐等交、引、钞、卷，流通于公私间；而茶盐等交、引、钞、卷，则由唐之飞钱（即汇票）蜕变而来。
各种茶盐交、引、钞、卷，虽属政府发行之有价证卷，可于市面上转变为钱币（当时已有“交引铺”），然其自身非代表钱币也。代表钱币之交子，依《宋史·食货志》谓创自真宗时，志云：“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调剂之法：二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六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又云：“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按此所记，交子似由张咏所创造，创造之时期在真宗，然证以宋人所记，皆与事实不合。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遂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钱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此不言张咏创交子，而言因民间私以交子市易，发生流弊，招致狱讼，乃令咏铸大铁钱以济钱荒。又按李顺之乱在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是年五月李顺即被俘，乱后，民即私以交子相市易，直奸弊百出，狱讼益多，则民间私行交子必有相当之长时间，略可推想而知。既由民私以交子市易，其非张咏创，亦甚明显。
交子之创始者，实为蜀中豪商，但在地方政府负担特种权务条件下，经地方政府之许可，并受其保护而已。此创始之时期，应在真宗以前，太宗淳化至道前后。至天圣初因交子铺信用失坠，不能如数兑现，寇王咸乃奏请封闭。然因市面行用既久，铁钱又携带不便，封闭后商业骤行凋敝，乃从张若谷、薛田之建议，特设国营交子务于益州，由国家发行。
宋交子发行的原因
一、官币紊乱。宋代官币紊乱，而货币流动亦随地域不同而异。宋初，以铜钱为主，铜钱以外另有铁钱，尤以四川一带沿用之。四川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而大铁钱十贯重一百二十斤，携带不便；以交子代替，实最便利，故四川亦成为钞币发源地。
二、铜币价格动摇不一。铜币品质愈铸愈差，铜质之含量愈少，他种原质渗入愈多，重量亦愈铸愈轻，以致价格动摇不定，日趋低落。
三、政府采矿困难。官币大事铸造，然时现缺乏，私币充斥市场。官铸不绝，而私铸亦不绝，虽严申法令，并无效力。自从交子转到国家手里后，三朝便一贯地由政府发行纸币，国家因为采矿不易，乐得取此轻便之道。
四、筹措战争经费。自开禧年间起，南宋政府因为战费的筹措，大量发行纸币。这些纸币的发行额，自乾淳间（1165-1189）的二千万缗，至淳祐六年，已增至六亿五千万缗。
五、商业日益繁盛。自唐末、五代至宋，由于交通渐次发达，中外贸易日增，加以中央集权统治，经济交换日益繁盛，货币需要量大增，其中纸币，因其轻便的特点，更成为商业发达社会中一种自然的产品。
宋代交子的内容
一、有一定之发行额。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
二、有一定之发行准备金。大凡铸造一界，准本钱三十六万缗。
三、有一定之流通时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满，持旧换新。
四、有一定兑换方法。持旧换新，每贯输纸墨费钱三十文。
五、有一定之流通区域。限于川蜀。
制度的演变
由交子变名为钱引。神宗熙宁间（1068-1077），交子发行之地域已扩展及于河东之潞州及陕西，然此二境皆因盐矾钞引之销售，旋即罢废。唯陕西之发行虽罢，而蜀地所发行之交子，则流转入陕西不绝。至哲宗绝圣时（1094-1097），蜀之交子发行愈滥，陕西亦明令复行交子法。至征宗崇宁间，则京西北路亦行交子法矣，旋改名曰“钱引”。时蔡京当国，除闽、浙、湖、广外，钱引遍行于诸路。大观元年改益州“交子务”为“钱引务”。因旧日所发行之交子价值日落（盖因西夏用兵，借川蜀交子以助边费，交子之发行，每界逾原定额二十倍，故价值日落），欲以新名救济之。然未几钱引之价亦日落（因滥发行无准备金），则北宋之纸币制，至徽宗时已大坏。
南宋再变为交子与会子。交子之初，亦属汇票之性质。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不通水道，兵费运输甚艰阻，乃用“入中”之法，召商人入钱于婺州，持卷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政府优给商人）。此种钱卷，谓之“见钱交子”，明属汇兑票。然未几竟用交子充粜本（用以实粟），抑配于民，而“榷货务”又仅能以每日收入三分之一为兑现之用，信用大失。六年，诏置行在所“交子务”，欲行交子诸路，谏官越时需以“官无本钱，惧民不信”反对之，遂罢，仍改为交子，令“榷货务”备钱兑现。
会子之名。起自临安之豪右，初名“便钱会子”。观其名，殆亦近于汇兑票。钱端礼为临安守，收其权以售于官。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氏升任户部侍郎，遂由户部行之。三十一年乃置行在“会子务”，后隶于都茶场，悉视川蜀钱引之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
此外，南宋的纸币更可分为“行在会子”、“川引”、“淮交”及“湖会”数种，其流通地点，各有一定范围。大致来说，“行在会子”行使于浙西、福建、江东、江西，“川引”行使于四川、陕南，“淮交”行使于南准，“湖会”行使于湖广。这些纸币，在南宋上半期，因为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币值，没有通货膨胀的现象。
宋代纸币衰落之原因
一、为战争费用的筹措，大量印行纸币。南宋上半期，因为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币值，没有通货膨胀的现象。可是，从宁宗开禧年间（1205-2107）起，这种发行纸币的审慎政策，因庞大战费的筹措而被迫放弃。从这时起，南宋不断对外作战，开禧年间，韩侂胄举兵伐金；嘉定十年至十七年（1217-1224），宋金屡次交战；理宗绍定五年至六年（12321233），又与蒙古一同灭金；金亡后，端平元年（1234-1235），又屡与蒙古作战，国境日蹙。政府为筹措战费，除加税外，只好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把人民的购买力转移予政府。这样一来，政府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有钱来打仗了，可是人民却因纸币太多，价值低跌，从而物价腾贵，损失了一大部分的购买力，等于无形中向政府缴纳一大笔重税。
二、纸币价值下跌。俗语说“物以稀为贵”，在需要不变的情况下，物品供给多了，其本身价格是要下跌的。宋末纸币越来越多，其价值自然要低跌下来，尤其是中央政府发行的会子。
三、准备金不足。当日纸币的发行，并没有健全的准备金来作保证，更足以加重价值下跌的程度。纸币既因滥发及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而跌价，人民对它自然采取怀疑的态度。人民不信任政府发行的纸币，对于政府前途非常不利。为着巩固纸币的信用，政府遂借法律的力量，强迫人民使用，从而生出种种流弊。
宋代纸币发行的影响
一、降低一般购买能力。物价高涨，一般薪水或工资不能因着物价的飞涨而按比例增加的人民，薪水或工资所入的购买力不及以前远甚，只好把生活标准降低。这样一来，生产者也就因消费者购买力之降低而买卖不好。
二、通货膨胀。宋末物价太贵的结果，倒霉在生产者；至于清费者，尤其是固定收入的人，因为高涨的物价足以压低他们的购买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标准，当然大受其害。
三、影响公务员与军人阶级。当日中下级的公务员及军人，都是固定收入的消费者，物价腾贵对于他们的毒害也非常之大；军人之士气，亦受影响。
四、导致南宋灭亡。宋末因通货膨胀而物价飞涨，不仅对于一般民众、军人及公务员的影响，影响非常恶劣，就是政府本身，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自然，在最初，通货膨胀的程度很轻微，物价也不特别昂贵的时候，为着弥补战费的不足，而增发数量不太多的纸币，对于政府相当有利。可是当通货膨胀恶性化，物价急剧飞涨以后，政府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都是得不偿失。除外患的原因以外，此与促使南宋亡国亦很有关系。
第四节 宋代的对外贸易
宋代与阿拉伯贸易发达的背景
十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初，伊斯兰教东大食帝国雄霸西亚，是西亚各国的盟主。其建立的突厥王朝，屡屡攻击基督教徒，并虐待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进而威胁在东亚交界的东罗马帝国。为此，不少虔诚的教徒、冒险家、罪犯等，通过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呼吁，共同起来对付伊斯兰教教徒，在衣上绣上“十字”，“为圣地而战”，激起了震动世界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历时二百年，由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至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止。因十字军品流复杂，纪律甚劣，而当时的塞尔柱突厥民族，其军纪亦不下于十字军，所以在这二百年的七次（有谓九次）战争中，死亡达九百万；此外财物上的损失，更难以计算。东西两世界均因此而贫困。伊斯兰教教徒在这期间，为了弥补财政上的困难，锐意发展商业，所以宋代阿拉伯人来华贸易的甚多。
伊斯兰教帝国因贫困，所以要向东发展商业。伊斯兰教自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创教后，分东西两方发展。伊斯兰教教徒大量东来，则在中唐以后。安史乱时，曾借伊斯兰教教徒的兵力镇乱，伊斯兰教因此在中国建立其根基。此后伊斯兰教教徒借经商和传教来华的日多。而伊斯兰教向西的一支，因与由基督徒所组成的十字军发生冲突，伊斯兰教教徒死伤甚重，财政困难；为要开源，不能不发展商业。时西方是基督教的国家，发展受到障碍，自然要向东方发展了。故自公元八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奠都于巴格达后，即从事海上贸易。夏德氏在其《赵汝适中古地理新资料》中曾谓：中世纪在东洋（南海）海上贸易之最活跃者，当推阿拉伯商人，彼等曾独占东洋贸易数世纪之久，直至与彼等竞争者之葡萄牙人出现为止。当时西自摩洛哥，东自日木、朝鲜之大海域，全属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范围。
宋建国后，财政上呈现紊乱与困难的现象，原因有：
一、版图细小，外族威逼。宋立国初，便丧失了燕云十六州之地，使北方失去了屏障，无险可守。所以终北宋一代，辽、西夏、金等相继为患；至南宋以后，更是积弱，蒙古勃兴，南宋亦随之而亡。统括宋三百二十年的天下，无日不在外族威逼之下，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王朝。金灭北宋后，南宋疆域仅限于淮河以南。因为版图细小，收入减少，加之外族威逼，为求安全，兵额不能不增，所以巨大的军费，便是宋财政困难的原因。
二、外有岁币，内有冗员。宋代积弱，与外族战争，败多胜少，每年需“岁币”甚巨。北宋时，单是每年予辽夏的岁币已达银三十多万两，绢四十多万匹了；何况每年节日，皇帝及皇属的生辰特别赏赐，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时岁入约六千万至一亿多万，岁币已占全国收入十五分一至二十分之一左右。南宋岁币只予金一国，但版图细小，收入更少，所以岁币仍是宋代财政困难主因之一。
三、宋初“杯酒释兵权”一事后，为安抚众将，不能不厚禄以待。各官吏除了“正俸”外，多有“职钱”、“元随傔人衣粮”、“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公用钱”等，此外又时有赏赐，更有恩荫之例。但恩荫之人多是冗员。真宗咸平四年，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时距开国仅四十年，冗吏已如此之多，其浪费可知。财政上的困难，唯有开源与节流两办法；裁冗员是节流之法，王安石的新法是开源办法之一。而政府更锐意发展对外贸易，尤以设立市舶司专责对南洋各国的贸易，获利最厚。《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载：“太平兴国初……各国朝贡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逊请于京置榷易署……岁可获钱五十万缗，以济经费。”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更派遣内侍奖励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来华贸易。
宋代对外贸易发达所具备的条件
宋代对外贸易发达，除了客观形势影响之外，主要的还具备航海种种优良设备，现分述如下。
一、海舶庞大。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载：“浮南海而南，舟如臣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客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由此可见一斑。大食人伊宾拔都达曾记曰：“中国船有三种，大者曰Junk，次曰Zao，小者曰Kakam。大者张三帆，至十二幅，载水手千人……且有小船三随行……其船皆制造于广州、泉州两处……船上有私人及公共房厅，以居商人，设备亦极方便……大船所用之橹似桅樯，每橹须用十人至三十人牵引。”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载：“浙江乃通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其船身长约五六十丈之间，阔在十四丈左右。此乃指来往沿海与江河间的船舶。由泉、广二州出海之船舶，当然更加庞大了。
二、船上设备完善。
1.置纲首、副纲首、杂事等员，取缔乘客；不从命者，得笞治之。可见船上官职制度完善。
2.为防海贼计，备有兵器若干，碇泊时存于官库，开航日还给之；且船上多有射手、盾手及发射火箭之弩手。
3.船幅松为四角形，下侧渐狭尖如刃，以便破浪。船材以松为主，侧面为欲坚牢，用二重松板；大型之中国船更有四层甲板。
4.有布帆与利篷，正风用布帆，偏风用利篷。帆以席为之，仅一端附桅上，可利用各方之风力；普通四至五桅，有多至十二桅者。
5.锚有二，一正一副，俱在船首，维以藤索，自辘轳上下之。
6.无风时用橹，一艘八或十橹；多者尚不止（伊本谓有二十橹），其橹更大，每橹四人。
7.船室多在船之后部，每至五六十人之多，起居室中。
8.每舶有小舟若干，碇泊时，采柴汲水等上岸事，以小舟任之，《元典章》称曰柴水船。
9.有黑奴干船中杂役。
10.船之内部，划为数区，界以严壁，庶一部有损，不致危及全体。
11.航行时，以钩系长绳，取海底泥，以泥质捕定位置；又下铅锤，测水深浅。
12.《萍洲可谈》载：“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高丽图经》作指南浮针；《梦粱录》作南针，又作针盘。大概由指南鱼再加改良，便成指南针（罗盘）。船上置有指南针，当然便于海上航行。
三、通信鸽之利用。航海亦常遇险，为传递危急音讯，唐代即知利用鸽以通信。中国陆上最早以鸽通信者似为张九龄，其时外国船亦养鸽以寄家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六云：“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每行数百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这种信鸽对航海的安全帮助甚大，亦间接促进了南洋与阿拉伯船舶的往来。
四、市舶司的设立与祈风的习惯。市舶司之设立，不仅在管理与保护外国侨商，同时鼓励外商来华，征收货税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唐代设市舶司之地仅广州一处，宋代增至九处，元及明亦仅七处。由宋代市舶司设立之多，亦可窥知宋代对外贸易的发达。
宋时的市舶司有祈风之举，每年二次，上半年四月者为归舶，下半年十一月者为去舶。此为华侨航海出国而设。外商之祈风多在伊斯兰教礼拜寺举行，可见宋时伊斯兰教教徒颇多，由此亦可窥见中国与阿拉伯贸易之盛。
五、季候风之利用。公元后，西方对东方之海上航行，已开始发达，其原因则为双方在物质上之需求；但促成航海发达者，则为季候风之发现。公元五十年左右，埃及之喜帕拉斯住民，始觉知印度洋上季候风之流行，遂利用于航海之用；自是印度以东海之上航行，亦利用季候风。于是由南洋来交州、广州入港之贸易船，大抵限于五六月之交。《萍洲可谈》卷二亦明言曰：“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
益见当时海上交通贸易之盛况。
第五节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
南北经济交化转移之情况
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唐代后期，社会经济崩溃，中央政权瓦解；安史乱后之中央政权，需赖东南财赋，以维持其形式上之存在。北部各道、州、县，自河南、河北以至两京，皆残破萧条，奄奄欲绝。自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逐渐向南转移。
以漕运一事而言，唐初漕运集中于黄河一带。至开元期间，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几成问题。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但此乃唐代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就漕运，其财赋来源也大部偏倚于南方；而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而明代期间，漕运凡五变；以南北粮数比较，北方仅及南五分之一，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两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唐代桑土调绢，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织作，在北不在南；汴京织锦，尤为有名。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元代北方向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然而蚕丝桑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绢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陶瓷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陶业，尚多在北方；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这是北方经济情形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不如南方。
再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见繁荣，北方日见萎缩。天然出产品如盐以两淮为主，茶则产于南方，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交通方面，南方水利日兴，舟楫之便远超北地。此可证明当时全国经济命脉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重心转移至南方。各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如以应科举人数论，南盛北衰。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宋中叶以后，南方多于北方；明宰辅数目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
南北社会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从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繁复，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主要为户口之盈缩。开元期间，南方县数只占全国四分之一。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据《文献通考》神宗元丰三年之户口记录，可知当时淮以南之户口，远盛于北方，户数上南多于北，超出一倍；口数则北方约当南方三分之一；至于丁数方面，北方不及南方之半。至宋室南迁，南方之经济与人口，更超出北方之上。至元代时，南北户口几成十分一之比。明代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在政治区域方面，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向南开发之尤显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其开发亦随诸地经济民户之自然扩展而俱起。
南北经济转移之原因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倾向？此事论者不一。或疑北方气候，古代较温暖，以后逐渐寒冷；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较多，以后逐渐减少；或疑北方民族血统，后代混杂渐多，故见退步；或疑黄河为中国之患，长江为中国之利。以上诸说，均无确证，或与历史适得其反。其原因则与黄河以北方之水患，北方社会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以及南方江浙一带之水利兴修颇有关系。
黄河为中国患，汉以后推宋，历元明清三代多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自东汉治河成功，此后又九百年未见河患，这正因北方经济文物尚在盛时，沟洫河渠时有兴修，故水不为害而为利。但至宋元明清，黄河为中国患，可见水患由于人事之不尽力故也。
宋代河患，远因则在唐中叶以后，河朔一带之藩镇割据，近因则在五代时之长期兵争。黄河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互为因果。而宋以后河患不绝，约有几因：第一点，常为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第二点，因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花不少的财力，而修最少的工程；最重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以关中水利而言，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至明代，河南、山东困于水患，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尤为甚者，为顾存运河水量，而强抑河水南行与淮合流，以致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屡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唐代后期之中央政府，全倚东南财赋为生命，盖安史乱后之藩镇，其割据仅在河南、河北各道；江淮以南各道，犹受中央之控制。
唐宋农民起义，遍及南北。唐王朝救之不暇，偏顾北方，南方地区遂为当时乘机而起之镇将或地方官吏豪强等所分占。由是割据之势力，遍布于江南岸，遂开前此未有之局。要知，唐末五代时，东南各区域经济上之发展，表现于商业兴盛；商业兴盛，促进农业与手工业之生产。故值北方中央政权分解时，南方各个势力皆能倚此经济基础，据地以自雄。
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而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遭到同样命运。关中、河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破坏。至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治情况均退步，受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屯田兵多不耕作，乃至于鬻田亩代桑枣；好多农民，多失其祖产，或沦为佃农。而蒙古军队之残杀，据当时户口数字统计，殆十不存一。加以元末北方之残破，在辽金元相继统治下，社会经济复逞逆转之象。盖契丹、女真、蒙古皆属北方之游牧攻战民族，以虏俘生口为务，故群雄渐起。中国北方社会，自安史乱后，直至明兴，五六百年内，大体上在水深火热下过日子。
明代三百年统一，北方稍得复苏亦承袭元制盛行赐田；皇帝乃至勋戚之庄园，为害于北方农业进展者甚大。大体上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的冲激区；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循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渐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居北方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政治兵祸天灾种种，均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日久之后，亦淡焉忘之。
南方的发展，最显著的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所谓江浙水利，并非自始即尔，乃由人事上不断的精心努力所造成。江南水利乃借政治推动社会，充分改造天然环境供人利用。宋代南方文化日高，自有人出来不断注意和提倡。仁宗时，开始对水利有计划的修筑；神宗时，同样重视苏州的水利。南方水田之利，既渐渐受人注意；南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渐渐增高。于是政府在江南特置提举官董其事；而南人之有力者，亦在此盛事殖产，开置大批水田。然北宋东南漕米，江西居三分之一；江浙一带，仍未占江南农事之最高点。
至宋室南迁，江南更急激开发，那时大抵北方难民都参加了开发工作。水利计划，继续有人提出注意；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苏州尤甚。
唐中叶以前北方的财富，到明代已全转移到南方来。但是明代南方民众的生活，却较之唐中叶以前的北方民众苦得多。明代国运似不如唐代，但是政府的重赋与富豪之兼并，虽使江南一带之小民水深火热，而巨家富室依然发荣滋长。亦正因为江南为财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臣日进，而他们对于社会兴革事宜，到底还有几分心力顾到，农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时有所进修，得以维持不坏。至于北方，渐渐从国家的重任下逃离，而民智民力亦逐渐萎缩，终至担负不起国家重任来；而社会事业，亦逐渐败坏于日常堕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