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克鲁格在门道里停了下来，低头看她仰起的脸。她脸上的表情（颤动，脸上的光芒，皮肤的皱褶）是因为她在说话，他意识到，她这种表情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了。很可能从医院的楼梯下来时就已经是这样的了。她暗淡的蓝眼睛，长长的起着皱纹的上嘴唇，像他一个认识多年但却记不起来的人——真是奇怪。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漠然态度让他把她视为护士长。她的声音连续不断地传来，就像是留声机上的唱针找准了唱片上的纹道。他脑子里的唱片的纹道。当他在门道里停下来，低头看她仰起的脸时，他的头脑开始转动。她脸上的表情的变化现在可以听见了。

她说出了意为“战斗”的一个词，带着西北地区的口音：“fakhtung”，而本应是发作“fahtung”。那个与她相像的人（男的？）从一团雾中显现出来，但在还没来得及认清她或他前，又消失了。

“他们还在战斗，”她说，“……又黑又危险。城市很黑，街道危险。真的，你最好还是在这里过上一晚……在医院的病床上（“遇院的拜产上”——又是那种来自沼泽地的口音，他感到像是有一只巨大的乌鸦——咕噜——在日落时扇着翅膀飞过）。“求你了！或者你至少等克鲁格医生来，他有车。”

“他不是我亲戚，”他说，“同姓纯粹是巧合。”

“我知道，”她说，“但是，你还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世界不停地旋转旋转，尽管它已经耗尽了它的意义。）

“我有，”他说，“通行证。”他打开皮夹，直接用颤抖的手指拿出那张证件。他的手指（让我来看看）又粗又笨拙，总是微微颤抖。当他要打开一个什么东西时，他会习惯性地把脸颊往里吸，发出轻微的咂嘴的声音。克鲁格——他就是克鲁格——把字迹模糊的证件给她看。他人高马大，疲惫不堪，驼背。

“但是也许这没有用，”她嘀咕，“街上的流弹或许会击中你。”

（你看，这位好心的女士认为那些子弹还在深夜的街上“互射”呢，那些流弹早已经没有了。）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他说，“只要过了河就可以。明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会来把事情办好。”

他拍拍她的胳膊，走了。

他还是向眼泪屈服了，温暖的、柔软的眼泪的压迫，不管怎样，流泪还是带来一种快感。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一旦他让眼泪流出来，炽热充盈的泪水让他的视线模糊，甚至影响呼吸。他沿着奥秘高德巷的石子路往前走，穿过一阵浓雾，走向河岸。想清清嗓子，反倒导致又一次抽噎。他现在为他最终屈服于流泪的诱惑而后悔，因为他哭得停不下来，身体里情绪激动的那个人被眼泪浸透了。就像以往那样，他有两面性，一个是情绪激动的人，另一个是旁观者，带着关切、同情在旁观望，时而叹息，时而惊诧不已。这样的两面性是他最憎恨不过的。“我”的二次平方根还是“我”。脚注，勿——忘——我。那个陌生人从抽象的彼岸静静地看着这个人内心痛苦的波澜。一个很是熟悉的人影，尽管不知道名字，而且超然离群。在我十岁的时候，他看见我在哭，把我带到一间闲置的房间（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空的鹦鹉笼子）里的镜子前，这样我就可以看着我那张不成样子的脸。当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他静静听着，表示怀疑。每次我戴上一副面具，面具上都会给他的双眼留出缝隙，即使在我情绪激动，不能自已时他也是如此。我的救星。我的见证人。现在，克鲁格伸手去拿他的手帕，白色的一团，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终于从迷宫般的一只又一只口袋里取出了那块手帕，开始又擦又抹黑暗的天空，形状不一的房子，然后他看到他正在走向桥边。

在其他夜晚，看见的是一连串的白炽灯轻微摆动，每隔一尺均匀地分布在路边，蜿蜒的黑色水面上映出路灯被拉长的倒影。今晚，灯影稀疏，一片花岗岩影影憧憧，一块方形的巨石变成了一堵矮墙，最终消失在雾中。克鲁格一步一步地艰难行进，这时两个埃克利斯士兵挡住了他的路。更多的人从周边出现，一个人手拿提灯，很有风度地上前盘问，这时他注意到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像一个meshchaniner（小资产阶级），双手叉胸，站在那儿，露出狞笑。那两个士兵（奇怪，他们的脸上都有天花留下的麻子）在询问着什么，克鲁格知道是问他要通行证。他摸索着证件，他们催促他快点，一边提到他们曾经有过的艳情韵事，或者是将会有的，或者是怂恿他同他的母亲进行这样的事。

“我怀疑，”克鲁格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索，“这些怪念是否真的可以转变成行为，这些来自古代禁忌的怪念——从各方面来说，就是这样的。对了，这是证件。”（在我和那个孤儿——我是说，那个护士——说话时，这个东西差点被忘在脑后。）

他们一把扯过证件，似乎那是一张一百克伦的钞票。他们仔细地检查起证件来，这当口，他擤了下鼻子，慢慢地把手帕放到外衣左边的口袋，但是，想了想，又把它放到右手边裤子口袋里。

“这是什么？”胖一点的士兵问道，大拇指的指甲指着证件上的一个字。克鲁格把看书用的眼镜放到眼睛边上，认真看了一下。“大学，”他说，“教书的地方——没什么重要的。”

“不，这个，”士兵说。

“哦，‘哲学’。这样说吧，一个粉色的小小的mirok（土豆），你没有吃过也不会去吃，但要你想象那该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他手拿眼镜模模糊糊地打着手势，然后把眼镜放回到讲堂的一个角落（他的马甲口袋里）。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在桥边瞎逛？”胖士兵问道，他的同伴则在试图看明白那张证件，这次轮到他。

“这好说。”克鲁格说，“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每天早上我都去普林政医院，处理一些私事。昨天，我的朋友给我这张证件，因为预感这座桥在天黑后会有人看守。我家在南边。我比平常要晚一点回家。”

“病人还是医生？”瘦一点的士兵问。

“我还是来给你们读一下那上面说的什么，”克鲁格说，伸出手去拿证件，想帮一下他们。

“我拿着，你读。”那个士兵说，把证件上下拿反了。

“反过来也没关系，”克鲁格说，“但是，我需要我的眼镜。”他开始从外衣口袋——上衣口袋——裤子口袋一路找过来，又一次经历熟悉的梦魇般的历程，但他只找到一个空眼镜盒子。

他准备再找一次。

“把手举起来，”胖士兵突然间歇斯底里地喊道。

克鲁格很听话，双手举着眼镜盒。

左半个月亮被整个遮掩住了，几乎不见，天空宁静、漆黑，月亮像是在快速地移动，但那只是绒鼠状的小块的云彩朝月亮方向移动造成的幻觉；月亮的右半部分呈多孔状，但同时又像是一张涂了爽身粉的脸孔，被看上去像是放射着人工光辉的隐身的太阳照得鲜明透亮。这个景致让人拍案叫绝。

士兵们搜查了他。他们发现一个空小酒瓶，在不久以前曾经装过一品脱的白兰地。克鲁格长得魁梧，但却很怕痒，在士兵们粗鲁地摸他的肋骨时，他发出了几声咕哝声，身子稍稍扭动了一下。一个东西从他身上掉了下来，“咔哒”一声摔到地上，像是一个蚱蜢蹦了过来。他们发现了那副眼镜。

“好吧，”胖士兵说，“捡起来，你这个老笨蛋。”

克鲁格蹲下来，四处摸索，脚步朝边上挪动——厚重的鞋子里面的脚趾下传来可怕的喀嚓声。

“哦，哦，这正是一种奇怪的情况，”他说，“现在我们都是睁眼瞎，没什么区别。”

“我们要逮捕你，”胖士兵说，“这样就可以结束你的滑稽表演，你这个老酒鬼。到了我们不想再看管你时，就会把你扔到河里，在你下沉时，开枪打死你。”

另一个士兵悠闲地走了过来，像杂耍一样玩着手电筒，这时，克鲁格又一次瞥了一眼那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他站在一边微笑。

“我也要来点好玩的，”第三个士兵说。

“哎呀，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那做花匠的表兄怎么样了？”

这个新来者是一个长得很丑，脸蛋红扑扑的农村小伙子，他茫然地看着克鲁格，然后指向胖士兵。

“是他的表兄，不是我的。”

“是的，当然，”克鲁格快速回应说，“就是他。那位和蔼的花匠，他好吗？他的右腿已经恢复了吗？”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胖士兵闷闷不乐地回答。“他住在贝沃克。”

“真是一个好人，”克鲁格说，“那次他掉到矿井里时，我们都为他难受。现在他情况还不错，请告诉他，那个叫克鲁格的教授常常回忆起和他在一起喝苹果酒的情景。什么人都可以创造未来，但是只有智者才能创造过去。贝沃克的苹果真好。”

“这是他的通行证，”忧郁的胖士兵对那个红脸的农村士兵说，后者小心地拿过证件，很快又递回过去。

“你最好叫他ved'min syn（狗娘养的）, ”他说。

这个时候，那个小个子男人被带到前面来。他看出克鲁格要比那两个士兵高出一筹，但又似乎不愿承认，因为这给他带来了痛苦，于是他开始抱怨起来，声音很细，甚至有点女声女气，他说他和他的兄弟在河对岸开了一家杂货店，自那月十七日那个神圣日子以来，他们两人对领袖都非常爱戴。感谢上帝，那些反叛分子都被镇压下去了，他希望又能和他的兄弟在一起，这样胜利了的人民也许又可以吃上他和他的聋子兄弟售卖的食品。

“别再说了，”胖士兵说道，“读证件。”

脸色苍白的杂货店老板闭上了嘴。公共福利委员会给予了克鲁格教授天黑以后行动的完全自由，他可以从城的南部到城的北部，然后回来。读证件的人很想知道他是否可以陪同教授一起过桥。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被踢回到了黑暗中。克鲁格往前跨过黑暗的河道。

这个插曲把汹涌的河水给忘了：现在，在一堵黑色的墙的后面，河水悄无声息地流淌。他记起他和她曾经研究过另外一些行为愚蠢的人，带着充满热情的、幸灾乐祸的厌恶进行研究。在乱糟糟的酒吧，喝啤酒喝得烂醉的人们，思维被收音机里传出来的猪哼哼般的音乐心满意足地替代。杀人犯。一个在他的家乡受人尊重的企业巨头。赞誉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同仁写的书的文学批评家们。福楼拜式的farceurs。兄弟会，神秘的团体。被训练过的动物逗得乐不可支的人。阅读俱乐部的成员。那些我不思所以我存在，以此驳斥笛卡尔主义的人。勤俭的农民。发迹的政治家。她的那些亲戚——她那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讨厌的家庭。突然间，眼前出现一个睡眼惺忪的逼真的人影，一会儿变成彩色玻璃上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女人，她从他的视网膜上飘过，她的侧影，手上抱着东西——一本书，一个孩子，或者只是让樱桃色的涂料在她的手指上晾干——墙溶解了，汹涌的河水又开始奔腾。

克鲁格停下来，试图控制自己，手上没有手套，手掌倚着矮墙，就像是过去身穿双排扣衣的人模仿一些大师肖像画里的人物做出拍照的姿势——手放在书上，放在椅子背上，放在地球仪上——但是一旦照相机咔嚓一声响过以后，一切开始涌动，喷涌而出，他继续往前走——身体一阵痉挛，因为抽泣震撼了他裸露的魂灵。前面的路灯渐近，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刺眼的亮点集中在一起，一阵阵地闪烁，眼睛眨闪过后，又变成模糊一片，然后很快地又扩大起来。他的身材又高又大。他感到与石拱桥下滔滔奔涌的黑漆般亮闪的河水如此靠近。

不一会，他又停下脚步。我们来摸一下这个，看一看这是什么。在昏暗的光线下（月光？还是他的泪水？还是城市里即将死去的父亲出于机械的责任感点亮的几盏灯发出的亮光？）他的手摸到了一些粗糙的坚硬的呈各种形状的东西：矮墙上凹凸不平的石头，一个圆球块的突出物，一个里面有水汽的洞——所有这一切都放大了，就像月面学家自豪地向年轻妻子展示的照片一样，铜版纸上是三万个被放大的月球表面的凹坑。就在今晚，就在他们试图把她的钱包、她的梳子、她的香烟盒转交给我后，我找到并摸到了这个——一个组合，一组浅浮雕的每个细节。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摸过这个圆球块，以后也不会再发现它。这一瞬间的有意识的接触带来了一丝安慰。时间的紧急刹车。不管当下是什么时刻，我让它停止了。太迟了。在我们，让我想一想，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十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本应该在无数个时刻用这种简单的办法让时间停止下来；比如，让火车停下来，即使是赔上一笔巨大的罚款。你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瞠目结舌的售票员或许会问。因为我喜欢这个景致。因为我想要那些飞逝的树林和林间曲曲直直的小道停下来。只要一脚踩住向后退去的末节车厢即可。如果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有这个习惯时常停止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一刻或那一刻，那么也许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就不会发生，可以先做预防，提出预言，让这一刻或那一刻在安宁中歇息、呼吸。驯服时间。给她暂息的片刻。纵容生命，生命——我们的病人。

克鲁格——对，还是他——继续往前走，摸过粗硬纹路后的手指还在隐隐作痛。桥的这边要亮一点。示意他停下的士兵也看上去更加精神，胡子刮得更加干净，穿着的制服更加整洁。士兵人数更多，更多的夜行者被挡在了这里；两个骑自行车的老年人，一位应该被称做绅士的人（大衣天鹅绒的领子向上翻起，双手插进口袋里）和他的女儿，一只羽毛蓬乱的天堂鸟。

皮耶特罗——或者是至少长得像大学俱乐部领班皮耶特罗的士兵，检查了克鲁格的通行证，用一种很文雅的语调说：“教授，我不甚明白您是怎么通过这座桥的。您无权过桥，因为您的通行证上没有桥北边我的同事的签名。对不起，根据紧急状态法，您必须回去，让他们签名。否则，我不能让您进入城市的南部。Je regrette，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很对，”克鲁格说，“不幸的是，他们不识字，更不会写字。”

“这与我们无关，”这位一脸严肃、长相英俊的皮耶特罗说——他的同事也都严肃认真地一致点头表示同意。“不，我不能让您过去，除非您的身份和无问题嫌疑有对面哨兵的签字保证。”

“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座桥转个向？”克鲁格耐心地说，“我是指——让它完全转个方向。你给那些从南边到北边的人签字，是不是？那好，让我们把这个过程扭转一下。在这张宝贵的证件上签上你的名，允许我回到普里高姆巷子我的家里去睡觉。”

皮耶特罗摇摇头：“我不明白，教授。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是的，我们已经把他们踩在脚底下。但是一两个漏网分子还活着，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可以向您保证，在一两个星期后，这个城市就会恢复正常状态。是不是这样的，小伙子们？”皮耶特罗朝向其他士兵，问了这么一句，他们都急切地表示同意，真诚、聪慧的脸因为那种对于城市的热忱而熠熠生光，一个即使相貌最平凡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热忱而散发光彩。

“我请你们发挥一下想象力，”克鲁格说，“想象我是从这边走到那边去。事实上，今天早上这座桥还没有士兵守卫的时候，我就是从这头往那头走的。只是在晚间设置哨兵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我们不要再提这事了，请让我过去。”

“除非这个证件上有签字，”皮耶特罗说道，然后转身离开。

“你这样做不是要把人做出判断的能力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了吗？”克鲁格咕哝。

“别说了，别说了，”另一个士兵说，把手指放到他闭着的嘴唇上，然后又很快指向皮耶特罗宽阔的后背。“别说了。皮耶特罗说的完全对。回去吧。”

“是的，回去吧，”皮耶特罗说，他听到了最后几个字。“当您拿着签好字的证件回来时，一切就绪，我们再签字，想一想那时您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满足感。我们也乐见其成。夜色还早，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要向我们的领袖表示忠诚，我们就不能节省一点体力。回去吧，教授。”

皮耶特罗看了看另外两位胡子拉碴的老人，他们正手握自行车的把手，耐心地等着，指关节在路灯下显出白色，迷惘的哀求的目光急切地看着他。“你们也往回走吧，”这个好心肠的人说道。

两位胡子老人蹬上自行车，踩上脚踏板走了，速度之敏捷，与他们的年龄和细瘦的小腿形成奇怪的对照，他们边摇晃着骑着车，边快速地互相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他们在说什么？比较他们的自行车的品牌？某些特殊品牌的价格？赛车跑道状况？他们的叫喊声表明了鼓励？还是好友间的奚落？他们是在取笑多年前在Simplizissimus或者是Strekoza上看到过的荒唐可笑的舞会吗？对于从身边骑车过去的人，人们总是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克鲁格往回走，尽可能走得快一点。黑云罩住了我们那颗硅土成分的卫星。在桥中段，他赶上了那两个头发灰白的骑车者。两个人在查看其中一辆自行车的链条，另一辆自行车躺在路边，像一匹受伤的马，悲哀地抬起它半翘着的头。他快速往前走，手里紧握通行证。假如把它扔进库尔河里，会发生什么？那就注定要在这座桥上来回不停地走，桥已非桥，因为河两岸都到不了。不是桥，是一个沙漏，有人不停地来回翻转，纤细的沙子不停地来回流动，我就是沙子。或者是一棵草，一只蚂蚁在上面爬，当爬到顶上时，你把这棵草翻过来，这个可怜的小蠢物就得再次重复它的动作。两个老人从后面赶了上来，哐啷哐啷地一阵风似的穿过浓雾，骑士般地向前疾驰，血红的马鞭猛抽两匹黑色的老马。

“又是我，”克鲁格说，他那些衣衫不整的朋友们再次向他围了过来。“你们忘了在我的通行证上签字了。在这儿。让我们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画一个叉，或是表示电话亭的图案，要不一个十字，或者别的什么。我不敢奢想你们手边有图章这样的东西。”

他一边在说话，一边却意识到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来。他们看了看他的通行证，耸耸肩，似乎要表明这与他们毫无干系。他们甚至挠了挠脑袋，在这个国家里这种手势并不多见，因为这表示要绞尽脑汁想一个主意。

“你是住在桥上？”胖士兵问。

“不，”克鲁格说，“请你弄明白。C'est simple comme bonjour，皮耶特罗肯定会这么说。他们让我回来，因为他们没有你们让我通过的证据。严格来说，我根本就不在桥上。”

“他也许是从一艘驳船上爬上来的，”有一个声音怀疑道。

“不，不，”克鲁格说，“我不是驳船上的船员。你们还是没有弄明白。我说的简单一点。他们，太阳那边的，从日心角度看，就是你们地球这边的，从地心角度看，除非两个角度合在一起，我，这个被观看的东西，只能在宇宙的夜晚不停地穿梭。”

“他就是认识古尔克表兄的那个人，”一个士兵突然间认了出来，喊道。

“哦，太好了，”克鲁格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差点儿忘了那位和蔼的花匠。好了，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你们可以来解决下一个了。”

脸色苍白的杂货店老板上前来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来签他的证件，他签我的，这样我们都可以过去。”

有人正要制止他，这时，胖士兵——他好像是这帮士兵的头头——出来干涉，说这是一个可行的主意。

“把你的背借我用一下，”杂货店老板对克鲁格说；然后急忙拧开自来水笔，把证件压在克鲁格左边的肩胛上。“我该用谁的名字？兄弟们？”他向那些士兵问道。

他们互相推搡，没有一个人乐意公开自己宝贵的大名。

“写上古尔克，”最后，一个最勇敢者说，手指着胖士兵。

“可以吗？”杂货店老板很聪明地转向胖士兵，问道。

在大家的哄劝下，他同意了。在克鲁格的证件上签完了字，杂货店老板自己背朝着克鲁格站在他前面。像是在做跳背游戏，也像是头戴三角帽的海军上将正把望远镜放到一个年轻水手的背上（灰色的海岸线在颤动，一只白色的海鸥改变了方向，但是望不见陆地）。

“我希望，”克鲁格说，“我尽量写好，写得和我戴眼镜时一样好。”

在这个布满线的纸上是写不好的。你的笔太硬了。你的背太软了。黄瓜。用一个烙铁把它涂掉。

两张证件在士兵间转了一圈，得到了忸忸怩怩的许可。

克鲁格和杂货店老板开始在桥上行走；至少，克鲁格是在走：他的同伴高兴得有点发晕，他围着克鲁格转圈，他的圈转得越来越大，而且还模仿火车头的声音：咔嚓咔嚓，手肘顶着肋骨，双脚几乎是一起行进，急促地小步迈进，步伐有力，双膝稍稍弯曲。孩子的戏仿——我的孩子。

“Stoy, chort（停止，你这个蠢货）, ”克鲁格喊道，在这个晚上第一次用了他真正的自己的声音。

杂货店老板又转回去，结束了他的转圈，回到克鲁格的轨道上来，与他的步伐刚好保持一致，并肩走在他的边上，快活地说起话来。

“我必须道歉，”他说，“为我的行为。但是，我确信你的感觉与我的一样。刚才的事真是一种折磨。我以为他们是不会让我过去了——他们说的那些要绞死你、淹死你的话是有点过分，不留口德。我承认，这些孩子都还不错，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是缺少教养，不文明——这是他们唯一的毛病，真的。否则的话，我同意你的看法，他们还真很好。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

这是第四个路灯，桥走过了十分之一。没有几个是亮着的。

“……我那个几乎完全耳聋的兄弟在西奥得——对不起，艾姆拉德大街上开了一家商店。其实，我们是合伙的，但我有自己的事，经常不在那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我的帮助，就像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帮助一样。你也许会认为——”

第十个路灯。

“……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当然，我们的领袖是一个伟人，一个天才，一个世纪才出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你和我这样的人一直都在盼望的领导者。但是，他有点刻薄，他这么刻薄是因为在过去十年间，我们那个所谓的自由政府追逐他，迫害他，他说过一点什么话，就会被投进监狱。我会一直记住——并会告诉我的孙子们，在高第恩一次大型会议上他被逮捕时他说的一句话：‘我，’他说，‘生来就是一个领导者，就像鸟天生会飞一样。’我以为这是人类语言曾经表达过的最伟大的思想，也是最富诗意的。请告诉我哪一个作家说过相近的东西？我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

这是第十五个。还是第十六个？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一些喜安稳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顺利进展。我们需要生命给予的安宁的快乐。比如，每个人都知道，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下班回来，解开马甲的扣子，放上一段轻音乐，坐在最喜欢的扶手椅里，读读晚报上的笑话、开心一笑，或者是与家里的小女人说说邻居的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文化，真正的人类文明，正是为了这，在古代罗马或者是埃及有多少鲜血和墨汁被抛洒。但是，今天你时常会听到一些愚蠢的人说，这样的生活已经离去了。别相信他们——没有离去。不但没有离去——”

是不是超过了四十个？这肯定是到了桥的一半了。

“……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吗？好吧，首先，我们被迫要付高得不能再高的税，其次，那些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听到过的国会成员和政府部长们不停地喝越来越多的香槟，和一个比一个肥的妓女睡觉。那就是他们所称之为的自由！那么，同时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森林深处的某个地方，在一间小木屋里，领袖正在写他的宣言，他像一个被追踪的野兽一样。还有，他们对他的追随者们又做了些什么！天哪！我从我的小舅子那里听到过一些恐怖的故事，我的小舅子从青年起就入了党。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人。因此，你说——”

不，不到一半。

“……我知道你是一个教授。那好，教授，从现在起，在你面前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们必须对无知者、抑郁者和邪恶者进行教育——但是要用一种新的办法教育他们。想一想我们曾经被灌输的垃圾教育……想一想图书馆里积累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不需要的书。他们都印了些什么书！你知道——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但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告诉我，在一个书店里有一本书至少有一百页之厚，讲的全是关于臭虫的解剖。或者是那些外语写的谁也看不懂的书。钱都花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了。所有的那些大博物馆——只是一个长长的骗局。一块石头让你惊讶得半死，但那只是别人在他的后院里捡的。少一点书，多一点常识——这是我的座右铭。人们要住在一起，在一起做事，在一起说话，唱歌，在俱乐部和商店里以及街角相聚——星期天，在教堂和体育馆——而不是单独坐在那里，脑子里尽是想着一些危险的事。我的妻子有一个房客——”。

那个天鹅绒领子的男人和女儿快速经过他们，脚步噼噼啪啪地响，像逃亡一样，根本不朝后看。

“……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你将教年轻人数数，拼写，捆扎包裹，礼貌待人和保持整洁，每个星期六洗一次澡，如何对可能购买的客人讲话——哦，有成千上万的事，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有意义的事。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老师。因为我坚持认为，每一个人，不管是多么卑贱，最后——”

如果所有的灯都亮着的话，我就不会弄得这么糊里糊涂了。

“……为了这个我付了一笔荒唐的罚款。那么现在呢？现在，国家会帮助我处理我的生意。国家来控制我的收入——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的党员小舅子，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有一块大玻璃板，他会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帮我把账目搞清楚的：我会比我以前挣的还要多，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属于一个幸福的社会。现在大家都在一个家庭里——一个巨大的家庭，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亲如一家。因为每个人在党里都有一些亲戚。我姐姐说她现在很遗憾，因为我们的老父亲不在了，他曾经是那么害怕流血。根本不可怕。要我说，我们越早毙了那些捣乱的聪明的家伙，因为那些反埃克利斯的家伙最后自作孽不可活，我们就越——”

这是桥的尽头。哦——没有人在这里迎接我们。

克鲁格一点没错。桥南头的士兵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岗哨，只剩下尼普顿桥孪生兄弟的影子，瘦长的影子看上去像哨兵，让人想起刚才在这里的那些人。往前面走几步，在河岸边，三四个人，很可能穿着制服，两三个烟头在闪亮，悠闲地坐在一个长凳上，黑暗中，响起七弦曼陀罗缓慢的、浪漫的琴声，但是，那些人没有阻挡克鲁格和他的同伴，他们两人经过时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