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 总体方法概述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定性方面，采用归纳与演绎思维方式、案例过程追踪法；在定量方面，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的构建，计算“极”、集中度和绘制权力指数图，同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上方法都是学术研究中应用的经典方法，书中相关部分在使用时会有所介绍，所以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二 国际金融权力指数的构建

（一）对当前国际货币权力论的思考与修正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国际金融权力论的研究缺乏对其本质及其权力来源的系统性理论论述，大多只是聚焦于外汇储备，所以它不能成为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理论基础。相对来说，国际货币权力论的系统性理论论述更为完善，且广义的国际货币权力和广义的国际金融权力是重叠的，但如果要将其作为指数构建的理论基础，还需要结合国际金融权力论与自身思考来对国际货币权力论进行修正。四类国际货币权力论的不同缘于对货币权力的认知方式和本体认识的不同。从认知方式上来看，科恩、苏珊、谢晓光和周帅运用归纳的思维方式提出几种货币权力，而科恩近期运用演绎的思维方式，从一般性权力概念演绎出货币权力，提出自主权和影响权。从对货币权力的本体认识上来看，科恩认为货币权力是货币的跨国使用将国内货币权力扩展至国际，为国家带来政治象征主义、铸币税、宏观经济管理和与外界影响隔离等权力，是货币的跨国使用为国家带来的权力；苏珊认为一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可以为货币确立领导地位，并由此为国家带来好处，即货币权力是一国政治经济实力赋予货币的领导力及由此带来的权力；近期科恩在提出货币权力的自主权和影响权后，认为推迟权和转嫁权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其中推迟权中最重要的是国际清偿能力，其依靠自身外汇储备与借款能力，同时国际关键货币同样可以支撑这种权力，而转嫁权则依靠的是一国经济的开放度与其适应性，即科恩认为货币权力是国家自身及国际关键货币赋予的；谢晓光和周帅将货币权力分为基础性货币权力和工具性货币权力，基础性权力是国家政治、经济现实赋予货币的声誉与发展能力，工具性权力是货币为一国政府增加财富、自主或影响他国的权力。可以看出，对货币权力的本体认识经历了由货币权力是货币单独赋予国家的权力与国家政治经济现实和货币融合支撑的权力，到进一步将国家赋予货币的权力与货币赋予国家的权力从笼统的货币权力中明晰出来的发展。

从前人对于国际货币权力的探寻中可以看出，运用归纳的思维方式将对货币权力的认识局限于国际货币带来的好处，而通过演绎的思维方式把对货币权力的认识打开了一扇天窗，不再拘泥于把货币权力等同于国际货币为国家带来的好处，而是将外汇储备等要素纳入视野，使得后人关于“本币非国际货币的国家也可拥有货币权力的认识”成为可能，而这种国际货币权力的泛化在实质上成为广义的国际金融权力，对此进行修正便可作为构建国际金融权力指数的理论基础。同样，在对货币权力本体认识的过程中，将国家赋予货币的权力与货币赋予国家的权力进行区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什么是货币权力。如当我们提起美元霸权的时候，我们想起的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由此为美国带来的特权，但我们应当知道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其为美国带来的特权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是美元自身的实力，是美国政治经济现实为美元带来的权力，也可以说是美元的权力，而后者是美元为美国带来的权力，同样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权力。连接两者的逻辑链条是，一国货币流通范围越广，该国就可获得更多国际货币带来的好处。将这一链条进行进一步考察，此处假定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相互联系，并且不能完全分隔。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国的政治、经济现实赋予货币以扩张的权力，货币通过自身实力获得流通域，其流通范围又为国家带来权力，但权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国货币的流通域也就由此联系在一起。较小流通域带来的权力一定小于较大流通域，同时某一固定流通域所能带来的权力也会受其他货币流通域大小的影响，即增加或减弱其带来的权力，也就是说，最终货币为国家带来的权力并非完全依据其绝对流通域，还依据其在国际货币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即货币为国家带来的权力是由其在国际货币权力结构中的特定位置所赋予的。在获得这种权力之后，国家运用其来增强自身政治、经济实力，这又可推动货币自身实力的增长，由此形成一个逻辑闭环。在这之中能为国家带来直接效用的货币权力应当成为我们探寻的核心，也就是国际货币权力结构所赋予的权力，该种权力来源依靠的是相对货币流通域。以上是将国际货币作为要素进行分析的，此外从前人演绎的思维方式得到启示，我们认识到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也可拥有货币权力，这时可以将外汇储备纳入视野，其可以为国家带来类似国际货币所赋予国家的权力。以上分析的是国家用来直接影响他国的权力，属于联系性权力，此外还存在国家用来间接影响他国的货币权力，即结构性权力，也就是一国通过设定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中的议程、体系规则、决定办事方法和国家间关系框架来影响他国的权力，这些来自一国充沛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上讨论的货币权力带有强制性的影响，我们可以把此归类为硬权力，通过演绎的思维方式，自然货币也应该存在软权力，即通过吸引来塑造他国信念、行为，具体表现为吸引他国使之认同本国的货币金融理念和为本国融资，这些主要来自一国良好发展的金融市场、相对货币流通域、货币金融知识等。在国际金融权力的来源中相对货币流通域与外汇储备较好理解，对于金融市场如何发挥作用这里做简要介绍。一国金融市场越大，也就意味着该国金融越发达，该国倾向于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完善、发展金融业，也就使得该国金融基础设施更加完善，金融人才与金融知识也更领先，自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也更加重要，于是该国可通过将别国排除在重要金融资源之外来获得联系性权力，以自身国际金融地位获得结构性权力以及通过吸引他国来获得软权力。在联系性权力方面，如美国为服务于外交目的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进行限制，1999年9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50亿～100亿美元股本，但因其在苏丹进行商业活动而受到美国相关议员和组织的阻挠，CNPC被迫对自身进行重组，仅让剥离了苏丹业务资产的一个下属子公司上市，并将融资规模下降到28.9亿美元，当然由此带来的联系性权力并不理想，并且具有反依赖性。在结构性权力方面，一国金融市场的地位越重要，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发言权也就越大，同时他国为进入该国金融市场或其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将改变自身来达到准入标准。在软权力方面，如美国凭借发达的金融市场将东亚国家的盈余吸引回流来为其赤字融资，海外资金对于美国债券的购买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又强化了外国资本的流入。此外，强大的金融市场也吸引着他国对本国金融理念上的认同与效仿。

上文阐述了对当前国际货币权力论的一些思考，本书将此作为对已有货币权力论的修正，其也成为广义上的国际金融权力论，后文将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来构建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我们将广义的国际货币权力和广义的国际金融权力定义为一国通过货币金融资源影响或吸引塑造他国理念和行为的权力。修正后的货币权力论内含两个假定：其一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一国不能完全隔绝于他国；其二是只把货币金融资源为国家带来的权力视为货币金融权力。国际金融权力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硬权力中又包含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具体可参见表1-2。

（二）构建国际金融权力指数的尝试

上文对货币权力论的分析与修正为国际金融权力指数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部分正是基于此来进行指标的选择与赋权。参见表1-3，从国际金融权力的三个主要来源入手进行指标的选择，相对货币流通域、外汇储备、金融市场分别以全球外汇储备中一国货币储备量占比、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占比作为指标。权力是相对的，所以这些指标均为比重形式，因此它们不存在数量级差别，所以无须进行标准化处理，可直接进行加权平均。在赋权方面，相对货币流通域是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权力来源，所以给予其最高40%的权重，外汇储备在硬权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金融市场在结构性权力、软权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所以赋予它们相同的30%的权重。以上指标数据来源为IMF COFER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国际金融权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FPIt＝∑Xitwi×100%，其中FPIt为一国第t年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Xit表示第i个变量在第t年的数值，wi表示第i个变量的权重。由此计算出的全部国际金融权力指数之和为1，各国指数取值为0～1, 0表示该国无金融权力，指数的增大表示该国金融权力也随之增大，取1时表示该国占有世界全部金融权力，但是按照指数编制方法与其含义解读，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权力指数都不会达到1。

在数据可获得性的约束下，我们完成了1995～2012年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的构建。在编制指数时，所选指标均为一国与全球总量的比值，所以在此基础上构造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具有完全的横向可比性与纵向可比性，可以作为衡量各国金融权力的尺度，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各国金融权力此消彼长的图景，同时这种比值形式也体现了权力的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