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学成

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朱家骅早年热情、激进，支持革命、参加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年龄的增长与学业的推进，特别是欧洲留学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与救国思路。

一 新式学堂下救国理想之萌芽

1893年5月30日，朱家骅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累世经营南货业的商富之家。1898年的戊戌变法并未撼动传统教育制度，他在父亲安排下到私塾读书识字。但填鸭式的传统教育方式及课程内容无法激起他的求学兴趣与读书喜好。他不仅不爱念书，还常常逃学。在外人眼里，他是个懵懂无知、不求上进的富家纨绔子弟。1903～1904年一年内，朱家骅双亲先后弃世，长兄祥生与大嫂陈氏挑起家业与抚养幼弟的担当。

1905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被迫于9月正式谕令废科举、广兴学校。废科举不仅仅是中国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千年以来的重大变革，更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首当其冲的就是四民之首的传统知识分子。“读书”与“仕途”已不再存有“必然联系”，知识分子也不再必然兼有文化和政治双重身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开明的朱祥生为了幼弟的未来，在同事周柏年的引介下，将13岁的朱家骅转进了张静江兄长张增熙所办的正蒙学社，并与刚从国外回来的张静江结为忘年之交。

正蒙学社作为一所浙江开明商绅设立的新式学堂，目前虽无资料可供了解其当时课程科目与内容，但考诸其他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大致说来，一般都包含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有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外文、数理化和体育等课程，并备有西学书籍供学生阅览，以了解世界大势。换言之，这类学堂在灌输欧美新思想、新学科知识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激励学生志气，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

朱家骅从私塾启蒙教育封闭、单一的教学方式与内容，走进开放、多元的新式学堂后，开始“睁眼看天下”。新式学堂丰富的教育内容启发了朱家骅好学的精神与从事研究科学的兴趣，开启了他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正蒙的教育让朱家骅对亡国危机有所醒悟，开始关心起国事、天下事，也开始用新的价值尺度去重新衡量一切传统观念。他开始思考身为知识分子之于民族、国家与社会所应扮演的角色，开始了他向西方学习之路。此阶段，从朱家骅一改过去逃学习性，奋发向学，第一次校中会考即高居榜首观之，他已继承起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入世政治观及民胞物与的使命感，立定救国之志。

二 同济医工学堂下西式教育之培养先声

同济德文医学堂（以下简称“同济”）创立于1907年。由当时在上海行医且享有盛名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 Erich Paulun）、福医生（Dr. Oscar Von Schab）、克礼医生（Dr. Krieg），在两江总督端方和具民主思想的商绅朱葆三、虞洽卿等的支持下创办。以“同济”为名，取“中德同舟共济”之意。当年招收的第一班医学预科生只有十余人，多半不懂德文，上课时用英文讲授，聘请了两位德国副教授分任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并由福医生和克礼医生等在上海执业的德国医生担任其他科目的义务教授。为了强化未来医科学生的德文能力，该校同时开办一德文班，称“语言学校”，三年毕业，作为习医预备学校。该校因采取中德合办形式，草创伊始，规模未具，一切设备非常简陋，教员不多，学费及一切杂支费用合计起来和当时留日学生的费用相差无几，是上海最贵的一所学校。但德国从19世纪后期起，其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教育文化已执世界之牛耳，一般人都震于德国的强盛，特别是仰慕其医学。到第二年招生时，就吸引了许多学生前去投考，朱家骅即是其中之一。1908年，朱家骅因愤恨清室朝政败坏，且受革命思潮影响，婉拒大哥祥生投考杭州省中（高中）的建议，毅然前往参加同济德文医学堂附属语言学校德文班入学考试，被录取为第二届自费生。

同济纯德式教育体制与德语直接教授是朱家骅与西方直接接触的开始。

朱家骅一入德语学校，老师纳少华医生（Dr. Nasauer）直接以德文教学。升上二年级后，史地、动物、植物、理化等课程均由德国人直接以德文讲授；语言学校校长沈德莱医生（Dr. Schindler）教学极严，生活管教更是严格，举凡学生起居饮食，乃至坐立行卧姿势仪态无所不管，如有错误，动辄罚抄课文十遍。朱家骅坦承，当时觉得甚苦，但这种严格的教育训练对他日后居官治学影响极大。

1912年春初，上海德国工程师协会聘请德国科隆机械学校教员伯恩哈特·贝伦子（DiPl. Ing. Bernhard Berrens，毕业于汉诺威大学，为德国特许工程师）在同济增设工科，称为德国机械学校，秋天正式招生。因其实习工厂规模极大，为当时国内各校所不及，朱家骅与同学黄伯樵、舒震东等多人便相偕弃医从工，由医学校改入机械学校，成为电机科头班生。当时机械学校其实只有贝伦子和一位德国监工两人，开学时教室和工厂虽已造好，但内部设备一无所有，图书仪器与实验设备陆续由德国寄达。贝伦子叫朱家骅等帮忙拆封与装置机件，并告诉朱家骅说，一切从基础学起，这是工科学生最佳的实习机会。

1913年春，贝伦子发现中国人自办的南洋公学工科程度要比同济高出许多后，决心提高工科程度，除添聘德籍教员及机械工头，并增加微积分等课程。由于该校已达德国工科大学和职业学校之间的专科学校程度，他便把校名改为“德国工程师学校”。1913年寒假初始，有志于实学济世的朱家骅与黄伯樵便利用假期前往汉口参观汉阳铁厂、兵工厂及弹药厂，第一次看到了重工业。

同济是当时德国政府在中国办理的重点学校之一，行政体系、课程设计、教学内容、考试制度全按德国大专学校标准设置；教材均用德国医科、工科原文教材，以德语为教学主要语言；教学工作完全采用德式教育模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自主科研能力。所以，教师上课采取演讲式，着重启发诱导学生的创造力与自我思考的能力。在课程设置方面重视学生实习，多让学生自己动手，以求学生能掌握具体技能。以工科为例，参照德国大学有关规定，同济工科学生第一学年须在校工厂实习一年，不仅图样一定要绘得精密，模具设计精益求精，同时要求在实习工厂、车间能亲自操作机具为技工示范。为此，医工学生毕业前都必须经过一年实习，并通过测试方能毕业。同济考试制度是出了名的严格。医工学校考试方式始终沿用德国大学的惯例，为杜绝作弊，全用口试而无笔试。连中学部每年升级考试都极为严格，留级人数往往超过半数。正是德国式的教学方式与繁重扎实的课程训练，造就日后同济的医科、机械科享誉全国的名声。

因此，早在1914年，中国便有人撰文大大赞赏该校组织及办理“可谓至完美者也”，认为“德文医学校，则纯乎其为德国人之医学校，而绝未参杂以其它之份子也”，且“德人性质，每举一事，必具有周详之思虑，贯彻之精神，不始勤而终惰，不挂一而漏万。其在中国，即始终本此特性以行事”。朱家骅也曾明白指出他日后治学、治事的态度与观念便是建立于此时。

三 留学之路

留学，对清末民初许多学生来说，是实现救国理想的另一条途径。“故乡吾负汝，十载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洲死战时；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旗；吾岁今方壮，服劳或有期。”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德国取得工科博士学位的马君武回国时的赋诗言志。“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则是那一代中国留学生的普遍宏愿。“求外国高深之学术，促进本国之文明，启发社会之知识”则是北京政府教育部对公费留学生的期许。德国作为欧洲文化、思潮、政治与经济重镇之一，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即左右整个欧洲历史发展，18～19世纪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人的学说与思想更是主导近代思潮。其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经过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改革运动后，取得巨大的成就。德国因此被奉为教育兴国楷模、学术强国典范。其军事实力、法政制度、实业技艺自然对中国深怀爱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康有为曾有“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的赞誉。留学德国不仅是朱家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先进”经历，也是他开拓学术视野的一种选择，一种希望“养成自身的伟大，预备将来改良社会、振兴学术”以实现救国理想的选择。

1．自费留学

朱家骅留学之议最早起自民国初立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开列有功革命青年六十余人名单，令教育部派送各国留学。朱家骅因自组敢死团对革命军攻下江南制造局有所贡献，在陈其美推荐下荣登榜内，但因孙中山不久去位而未成真。1912年秋，陈其美与黄兴跟随孙中山进京与袁世凯共商国是，曾与袁世凯谈妥派国民党内有功革命者十人出国深造事。稽勋局长冯自由考核为革命中途辍学有功青年确有高等程度、有深造前途者，拟定官派留洋继续深造名单正式发表。朱家骅时20岁，为同济工科一年级生，名列其中。

官费留学名单公布后，朱家骅便积极着手准备出国事宜。他在同济学的是工科，德国又向以工学傲人，照理他赴德应继续学习工科，以便日后回国落实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发展中国实业。但当时德国并不承认同济学历，且自马君武后德国改变政策，已不准外籍学生攻读工学学位。也就是说，朱家骅欲留学德国，势必另起炉灶，选读新科系。

其时，朱家骅考虑民国虽立，但图强必先富国，富国又以开发资源为急，特别是中国地下资源极为丰富，为发展中国实业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进行研究的必要。尤其是工业化是近代西方现代化的文明特色之一，而发展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基础物资就是煤、铁、石油等地下资源之开采与利用。于是他立志于采矿，打算攻读采矿、地质相关科系。据德国大学关于攻读采矿学系规定，欲入学者需能直接听讲德语与阅读德文的高中毕业生；且需实习12个月，其中6个月必须于入学前完成，另外6个月需在最后考试前完成。同济既无矿科，他又无相关采矿经历，于是商之于贝伦子。贝伦子主动为他联系德国鲁尔区盖尔森教堂城（Gelsenkirche）荷兰煤矿总经理窦汀（Dütting），介绍他到该矿场实习。

1913年，朱家骅留学手续尚未完备，“二次革命”已起，不久即告失败。国民党人诸如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居正、蔡元培、马君武等人皆走避海外。10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大举追捕国民党党员。他决定依照原议，自费前往德国留学，尝试会通中西文化，以为中国“强国之原素”。1914年2月，他办妥自费留学德国手续后，3月与欲避走国外的张静江同行，从上海启程经大连，坐西伯利亚铁路的万国卧车前往柏林。

朱家骅到柏林后，先后访晤教授马脱驻斯（C. Matochoss）、友人张君劢、江逢治、戴夏，再往汉堡拜访同济时的工科化学冶金学教授安勒司后，就去见荷兰矿场（Zeche Holland）总经理窦汀（Dütting）。那天窦汀不在，由经理蓄尔滋（Schulze）代见。蓄尔滋认为实习学生就是他的工人，将朱家骅交给总监工悌尔曼亚（Thielemayer），并对朱家骅说：“这位就是你的上司，你以后作工，一切要听他的话，受他好好的指导。”就这样，朱家骅进了矿场，一切从头做起，先做石工，开巷子，每天有3个马克工资，每一部门实习一个月。一个星期后，窦汀回来，看见他双手已起老茧，赞赏地说：“这样很好。年轻人作工，要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窦汀一方面因朱家骅是贝伦子引介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觉得朱家骅肯吃苦耐劳，是个不错的年轻人，主动将他的私用双马车借给朱家骅，让他可以利用假日游览鲁尔城区，认识德国。10月，朱家骅拿到了窦汀出具的矿场实习半年证明书，顺利进入柏林矿科大学就读。

目前限于资料无法得知朱家骅修习课程，不过德国大学学术自由与自治独立精神自此深植他的心中。德国大学教育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求学自由”。原则上，入学以后，需修习主科与副科。主科须读两门专业基础课程，余无限制，让每个学生按照个人旨趣，自由求学、自由选课、选练习，平常亦不考试。但为锻炼学生体魄，必须每周上一次体育课，全校唯此为必修。在生活上，学生也极为自由，一切自管自治，甚至警察不能任意捉拿，犯罪由学校法庭审判，养成自治之精神。朱家骅日后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任教时，曾建议将北大划为一具自治权的“大学城”,显然是受此影响。

前曾述及攻读德国采矿学系学生需在矿场实习12个月始得毕业，并参加德国“特许工程师”的资格考试。朱家骅尚差六个月的实习经历，因此，除专注学校课业，他把握每一次放长假机会前往不同矿场实习。譬如，1915年4月，到凤凰公司的西格兰铁矿（Siagland）实习一个月；暑假时，到荷兰矿场实习；1916年暑假，到赫兹山克楼司坦尔（Harz Claustal）矿场实习，到10月学校开学才返校上课。此时，柏林矿科大学并入柏林工科大学成为第七院，朱家骅通过升级考试，成为三年级学生，并通过德国政府特许工程师预试。

朱家骅在课业之余也不忘到处游历，实地观察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情风俗。例如他利用圣诞节假期与爪哇华侨同学黄江泉、黄江瀛两兄弟同游荷兰，在海牙过年。黄氏兄弟精通英国、德国、法国、荷兰、马来西亚等多国语言，朱家骅跟着他们在荷兰看了不少东西，长了不少见识。1916年4月赴莱比锡（Leipzig）参观书业展览会。

此时期与朱家骅交往最热络的中国同学有胡春藻、周均时、阎幼甫、陈凤潜、杨茂杰等人。另外，马君武也因二次革命失败再赴德国，入柏林农科大学就读，住在荷兰矿场附近，两人常常见面。

在全心全意投入学习的同时，朱家骅也十分关注中国政局的演变。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远在德国的朱家骅也召集留德同学开会表达反对立场。

德国当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青年、学生多半从军，普鲁士教育部遂规定凡是一班不满三个德国学生的课程不能开课，1917年1月起严格执行。朱家骅班上经常只有三个中国学生，势必无法开课；加上受欧战影响，欧洲各国邮政与金融机构陷入停滞状态，留欧学生或汇款不能收到，或存款不能及时提取；加之物价飞涨，生计无着，留德学生受到战争的直接冲击，窘迫更甚。朱家骅即因汇兑不通，资斧难继，只好放弃学业，向同学商借川资，于1917年初回到上海。

朱家骅第一次留德从1914年至1916年，时间约为三年。1914年初，朱家骅怀抱着开发中国地下富源以发展实业，使中国臻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情怀，自费前往德国专习采矿，踏上艰苦学习路途。此阶段他的目标极为明确，即学习采矿，以期开发“富国”“强国”资源。在报国救民理想的鞭策与激励下，他放下富家公子身段，一到德国便直接到矿场从小工做起，忍住做工的劳苦，还强忍德国人将他误认为日本人的辱骂。朱家骅第一次留德生活可从三方面总结：一是勤奋学习；二是体验生活与社会，但主要仍是侧重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学习；三是浏览考察风土民情，他虽以德国为学习和研究欧洲文化的中心，也留心德国以外的欧洲其他文化，利用假期去其他国家旅行，以增加对欧洲其他民族文化的感性认识。

2．首届官派教授留洋进修

朱家骅怀抱雄心壮志远渡重洋自费留学，铩羽而归，颇有壮志未酬之憾。

回到中国的朱家骅正好赶上蔡元培入主北大励精图治，采取“兼容并包”的准则，聘请了许多新锐教授，其中绝大多数是归国留学生。朱家骅恰逢其时，进入北大担任德文教员。

中国派送学生出洋留学早在清末即有成例，但从未有派送教师出国进修之议。1917年5月，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俸薪规程》，首次提出了“校长、学长、正教授每连续任职五年以上，得赴外国考察一次”的规定。据此，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从各直辖大学和各高等专业学校中选拔优秀教员赴欧美进修。北大采取公开甄选方式，审查标准系按北大当时教务上之需要及志愿者之学养，急需而较为适宜者优先。此时蔡元培欲在北大扩充文理两科，增设地质学门。朱家骅留德学的是采矿专业，并有往瑞士研究地质学的意向，正合北大需求，因而名列第一，并很快得到教育部批准。这是中国派遣教授赴外国学习研究之嚆矢，也是朱家骅的二度留学。

26岁的朱家骅这次偕妻同行，1918年8月由沪搭“南京号”渡洋留学，完成未竟学业。因欧战尚酣，遂绕道美国至瑞士。同船的有李济、叶元龙、查良钊、徐志摩、刘湛恩、刘寿民、徐世大、王士强等百余人。查良钊在船上初识朱家骅，对朱家骅的第一印象是：

朱先生是以北大教授资格第二次出国研究，因为欧战绕道美国转赴瑞士。这位青年教授既有海洋经验，又富爱国热忱。大家都愿意和他认识请益。

抵纽约后，因一战缘故，办理欧洲护照很费时日，朱家骅夫妇遂利用等签证时间同时学习英语和法语，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12月一战结束，朱家骅夫妇也取得签证，前往瑞士。1919年1月，朱家骅因已有在德国工科大学就读经历，这次便直接进入瑞士德语区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地质系三年级就读，系主任为阿巴茨教授（Prof. Arbeuz），课余仍补习英文。

不久，梁启超、蒋百里、徐新六、张君劢等为观察战后欧洲情况，于巴黎和会后游历欧洲，并在9月初到瑞士洛桑（Lausanne）。朱家骅恰好利用假期携眷在洛桑小住，经由张君劢介绍，与他们同游10天。10月新学期开学后，朱家骅便转学到苏黎世大学（Universität Zürich）地质系，系主任哈安姆教授（Prof. Albert Heim）。他同时到隔壁工科大学修习矿物学，受教于矿物学系主任果洛勃曼教授（Prof. Grulbrumann）。此时期，朱家骅在矿石学方面得益甚多。

朱家骅在伯尔尼大学地质系虽仅半年，但该系理论、实验与野外实地练习兼重的学科训练令他印象深刻。当时他在给蔡元培的信里特别指出这项课程设计的特色，建议北大将来可以“多行仿办”。他说：

华自从学以来，每除听理论外，兼有实验功课。中因回国年余，抛弃过久，重来肄习，用力转多。……瑞士四处多山，幅员极小，地质一门，学者辈出。……即一岩壑、一巨石、一撮土，均无不素经学者多番研究，确得本真，足为他人考查资料，以作后学从事津梁者。平心思之，此实不可谓过。原是项学问，非专持理论所能臧事，即有深邃理论，如不得实验以确证之，则终是闭门造车故智，无当实用。是间教法除理论外，颇重实验。而实证之地域后多。所以各国人士相率来习是科者颇不乏人。并闻春假期内，两正教授，均当率领学生入阿尔彭（按：阿尔卑斯山）高山，探采土名，以凭实地练习。届时华亦当偕行，意有教授同往，质疑问难，会有其时，当能于平日所学，补益不浅。此事我大学，将来仅可多行仿办。

另外，他还认为利用假期带领学生野外实习，“不惟导学生于实学，俾不荒废家居，徒耗时日，即登山徙岭，增进学生体育，亦复不少，诚一举两得之计也”。他日后在中国领导教育机构时，一再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便是根源于此。

1920年3月，朱家骅转赴德国入柏林大学，从古生物学家庞贝兹专研古生物学，系主任为鲍姆帕茨克（Prof. Pompzeky）。5月底，朱家骅跟随鲍姆帕茨克到赫兹山作地质旅行，经过奥格河谷有一石矿的石层层次清晰，在鲍姆帕茨克教授讲解石层成因后，当下征得教授同意，以此石层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这年，德国地质学会在汉诺威市（Hanover）开年会。李四光刚好从英国到德国游历，由朱家骅担任介绍人引介入会。朱家骅在 会 中 结 识 了 叶 格 尔（Prof. Ott Jaekel）、司 底 莱（Prof. Stielle）等地质学家多人。日后朱家骅先后聘请叶格尔与哈安姆到中山大学地质任系主任，并兼任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两位教授在华期间做了大量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12月下旬，朱家骅夫妇到奥地利维也纳、匈牙利、捷克等地旅行，参观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布拉格大学。1922年朱家骅30岁生日时，翁之龙、徐悲鸿等20多人齐聚，为他的“而立之年”祝寿。

与此同时，朱家骅也积极准备博士学位考试。德国高等教育除重视专业知识，也要求学生对其他领域有所涉猎，柏林大学将哲学系课程列为主修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学生的必修课程。要取得博士学位，除修习主系科目外，还需修习至少两门副系课程。博士学位考试也极为严格，规定需进行笔试和口试。笔试指提交主修学科和副科学科两门学术论文，特别是主科论文必须有特殊贡献，口试则每门三小时。若考试通过，所授予学位为本专业科目博士兼哲学博士（Dr. Phil.）。10月朱家骅博士学位考试，主持哲学口试的是里庶教授（Prof. Riche），问的是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与笛卡儿（Rene Descartes）的哲学著作；主持地质学口试的是鲍姆帕茨克教授，问的是从无脊骨到有脊骨的古生动物，特别注意三叶虫的构造与中国黄土构成等。两个副科考试是矿物和化学。朱家骅顺利通过了考试，取得博士学位。

在朱家骅之前，专攻地质学的留学生有留日的章鸿钊、留英的丁文江与李四光、留比利时的翁文灏，但皆非专攻古生物学。翁文灏1914年在地质研究所任主任教授时，“最苦找不到一个肯教古生物学”的教师。丁文江非专习古生物学但只好自任。翁文灏说，丁文江“自身对于古生物学，虽非甚为专精，但也能认识许多标准化石，为中国多数地质学者所难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

此外，丁文江在民国初年开始推动中国地质学研究时，便感觉到中国地质研究之困难在于“地层内之化石知识之欠缺”。“此种化石，非特须搜集之，保存之而已，尤须予以科学之描述及说明。”这需要的就是古生物学专业知识。翁文灏回忆说：“在1919年以前，我国地质学人才，限于少数国外归来人士（例如章、丁和我）和少数中国毕业后续往外国留学各人（例如李 [叶] 良辅、刘季辰、谢家荣、王竹泉等），一般的讲，都对古生物不够专精，尤其是，因对无脊椎动物缺少专家，所以地质时代不易精密鉴定。”所以，1920年间，丁文江便劝服北大校长蔡元培共同出资聘请蜚声国际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 W. Grabau）担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任北大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培养中国第一代古生物学家，奠定并开创中国古生物学发展基础。朱家骅此时转攻古生物学是否与此有关，目前尚无史料佐证。

朱家骅以学习地质学项目获得官派出国机会，在瑞士时期着重于矿物学学习，1920年转入柏林大学后始主攻古生物学，此一转向实意味着他已将志向由从事采矿发展实业，转为纯学理的基础科学研究。

此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要发展“实业”，开发“富源”，其物质基础在于开采矿石，采矿的科学基础则是地质学。地质学是各科学结晶体，其基础课程包括古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岩石学、地理学、矿床学等。其中，古生物学是一门以地质年代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地质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在当时，研究地层唯一方法只有以古生物学为基础，古生物发现越多，研究越密，对地层层位判断也越正确。不过，古生物学着重学理研究，且因其专有名词多以拉丁文命名，亦是最难学习的学科之一。

再者，科学研究本无国界，地质学更是一门以地球为一整体之研究学科。套用中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章鸿钊之语：“研究地质是以地球为对象的，就是认定地球是整个的。地球上无论何处，可以互相参证，还可以触类旁通借彼定此的。”特别是古生物学更是一个跨越空间地界与时间历史的专业学科。古生物学成为科学始于18世纪后期，主流研究方向包括从生命起源到人类出现的生物进化规律和历史进程，从地质历史时期环境的变化，强调生物演化与环境、气候变化间的关联，到重视地史时期生物多样性演变规律等，是一个涉及层面与学科范围极为广泛的现代学科，也是一个历史继承性很强的学科。对古生物学来说，历史积淀的深厚程度对其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历史积淀的标志之一就是古生物“标本”与“化石”，除要以化石为依据，还需要用现生生物标本与相似物种的古生物化石进行对比。由于古生物学研究处处以化石为依据，因此必须以大地为课堂，在实地调查中取得研究材料，具有“重证据实”的严谨学风。此外，在远古时代生物是没有国界的，动物交流迁徙更是超越了现代所谓的“国界”或“洲界”限制，因此国际交流是这个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样深具历史观、国际观的学科特质，理论与实验并重、实事求是的学科训练，对朱家骅日后领导教育和学术机构有着极重要的影响。他在推动发展中国现代化教育与学术事业时，并没有把中国局限在自己的学术象牙塔中，而总是将中国摆放在世界一方的天平上，对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表现出强烈的专业关怀。

此外，朱家骅在德国期间曾以德文发表过多篇有关地质学与矿物学的论文。目前所知朱家骅以德文在柏林发表的论文有1922年的Untersuchung des Kimmidge - Kalksteins“Langenberges bie oker im Harz”和1923年的Die Entstehung des Kalksteins两篇。

朱家骅此次以北大教授身份留德，除学习自身专业功课外，亦为“北大驻德代表”。这个驻德代表的重点工作即是帮北大采购教学所需之图书、仪器设备，同时兼“招待”工作。所以，朱家骅取得博士学位后并没有立即回国。除他自己尚须补做博士论文摘要于校刊发表外，北大在德国购买仪器等事尚未办妥，需再多待一年。当时连北京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翁文灏、葛利普也委托他在德国代购有关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德文杂志图书。此外，北大本拟邀请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来华演讲，他也曾居间转过信息。

“北大驻德代表”朱家骅的另一要务是负责接待中国初到柏林的北大公费留学生。他因性情爽朗，诚笃热情，他家便成为中国留德学生的交谊中心。每逢中国年节，他们夫妇必会盛情邀请留学生前去聚餐，聊慰乡情。梅恕曾回忆说：

我到柏林不久见着朱先生。……自此以后每逢中国年节、端午、中秋、元旦前二三日一定接得朱先生一张印有风景的明信片，内就写着某月某日是旧历佳节，请我在他家里过节或过年，每次都是准备一顿最丰富的中国餐，饭后总要谈到很晚，大家始告别返回住所。

毛子水和姚从吾也是北大公费留德学生。1923年春，两人一到柏林，便找到朱家骅请教关于进校手续与日常生活细节等事宜。不久，罗家伦也由美赴德，就读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与朱家骅相逢时，后者已取得博士学位。罗家伦说：“当时常相过从者还有傅斯年、俞大维、陈寅恪、金岳霖、段书贻、周炳琳、毛子水、姚从吾诸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北大官派教授身份对朱家骅学术网络铺成有相当的帮助，许多在日后中国教育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知名学者都是朱家骅在此阶段结识的。如丁文江、翁文灏、翁之龙、徐悲鸿、毛子水、俞大维、姚从吾、李济、叶元龙、查良钊、徐志摩、蒋百里、徐新六、张君劢、钱昌照、张道藩、谢寿康等，为他日后领导教育学术机构工作奠下初基。

3．德国大学教育、学术范式对朱家骅的启迪与影响

朱家骅留德期间，正是德国教育，特别是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学术成就位居世界学术中心。在他日后领导中山大学、中研院等教育学术行政机构时的诸多革新措施中，皆可见以柏林大学为参考典范的痕迹。为进一步理解朱家骅教育学术思想来源，在此需先对于柏林大学进行概略说明。

柏林大学拥有“现代大学之母”的美誉，创建时便被赋予振兴普鲁士军事、政治与民族精神的使命。这也使科学研究在普鲁士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德国民族和政治生活的一种支配力量。在为国家服务前提下，大学重视维护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学术机构独立自治权。正是在“学术自由”保障下，柏林大学及其他德国大学得以“自由发展”，成为科学研究中心。

1810年普鲁士王国内务部文教总管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费希特（J. G. Fichte）和施莱苏马赫（F. D. E. Schleiermacher）的协助下，以成为德国学术中心为目标，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创建柏林大学。洪堡认为，大学虽由国家主办，但应享有绝对自治权，因而提出思想自由、纯学术研究自由、研究与理论结合、学术研究公开等四项基本革新原则。简言之，洪堡式大学核心思想就是推崇纯学术研究自由、独尊以科学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主张大学为研究科学和讨论学术场所，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核心地位，更倡导科学研究应超脱社会实际利益的干涉与束缚。与此相对应的教学方针就是，教学和学习过程应当是提供机会并引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哲学家费希特为该校第一任校长，在“学术自由”最高原则指导下，允许各种学派并存和自由竞争。聘任教授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开拓新知的责任。所以，柏林大学采取讲演、讨论与研究的多元化教学形式，使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树立教授与学生共同研究的学术风气。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修各种课程与钻研方向，在导师指导下自由从事高深的科学课题研究，以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柏林大学于1842年创建德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并陆续增设各种自然科学实验室和研究所，为大学进行高深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洪堡式大学改革成功地使学术研究与大学教育功能结为一体，为德国科学发展立下基础，培养了许多真才实学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并吸引许多国际学者投身德国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德国大学自此成为世界学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德国著名教育史家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便曾指出：“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科学界所处的地位，主要归功于其大学。”英国诗人、评论家阿诺德（Mathew Arnold）考察德国大学后，赞美地指出：“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德国大学则两者兼而有之。”柏林大学树立起德国大学制度与学术精神，创造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就，成为19世纪欧美许多国家大学相竞效法的楷模。

实际上，蔡元培对北大的一系列改革，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研究精神，提倡纯学术研究自由等，就是受到德国大学学术、教育思想影响。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时，同样强调尊重纯学术研究的治校精神，以科学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他的诸多措施，如实行教授治校的行政管理体制、理论与实验并重的教育方针，甚至以厉行考试评估学生学习情况等，都与他的德国教育经历及其对德国大学教育、学术体系的了解有直接关系。

总之，朱家骅两次留学近九年。他第一次出洋，怀抱着实业救国理想与抱负远渡重洋留学德国，看重的是德国科学技术水准。除到矿场实习，利用假期四处游历增广见闻外，几乎完全在大学中度过。第二次留学，除对专业领域科学技术的学习，他更留心考察欧洲高等教育制度与学术研究发展体例，利用假期四处游览参观欧洲各国古老大学。

目前并未有史料直接说明朱家骅留学时对德国学术教育接触及吸收的情况与程度。但可以想见，朱家骅在德国接受完整的世界第一流现代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训练，特别是身处世界教育学术中心柏林大学，德国大学及其学术研究体制是他最了解与认同的教育、学术研究组织形态，而德国大学在中央集权政体下，“学术兴国”“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更为他的救国理想找到了参照典范。朱家骅到北大任德文教员，为进入中国教育学术界的重要开端。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与德文教学工作引发他对学术教育事业的兴趣与关注，从而将救国路径由“实业”转向“教育”“学术”救国。官费留学六年让他理解和认识德国大学教育学术，并将视野扩展到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与学术事业发展体例上。他的专业学习也由“采矿”转向“地质学”，尤着重纯学理研究的“古生物学”，是中国第一位专攻“古生物学”的留学生。再者，无论是伯尔尼大学还是苏黎世大学都是欧洲当时顶尖知名高等学府，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柏林大学，显见他所心仪的还是德国大学教育、学术研究的成就。朱家骅转向发展中国科学研究事业之心已明。因此，此阶段不仅仅是朱家骅博士学位之取得与求学历程之结束，更是其学术、教育理念形成的最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