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选题意义与论文的结构

一 选题的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将力图选取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印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进行对比。

首先需要先给予“印度是否能超越中国”这个问题更明确的定义。“超越”是某个时间点上经济总量的超越吗?是某个时间段内增长速度的超越吗?本文认为,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中国与印度比较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比较,谁的增长能够在速度、质量和包容性上取胜,谁就是竞争的胜利者。而制度则是决定增长的基础。因此,本研究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把中印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增长的可持续性作为比较重点,集中分析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因素在中印之间的差异。

可持续的增长可以被称为熊彼特式增长、内生式的增长(杨小凯,1996);在中印的环境中,还应当是包容性增长(世界银行,2007)“包容性增长”,即inclusive growth,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指的是将某个阶层或者经济部门的高速经济增长拓展到其他社会经济群体中去,让增长被更多人分享。或广泛分享的增长(森,1995)。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由于经济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和扩散,有限资源约束下的长期增长的可持续依然是可能的;用杨小凯的话来说,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分工和市场容量形成内生的反馈机制,经济增长将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而自我实现,从而避免增长极限。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制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制度将决定创新是否得到鼓励和保护,信贷是否能与创新充分结合熊彼特认为,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是不利于创新和增长的,因为竞争会导致垄断性租金下降,从而导致了创新减少。创新的激励是由体制和政策决定的。因此,必须要有专利法这样的法律机制来确保创新和模仿之间存在的平衡。同时,必须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制度,确保创新—信贷扩张—经济增长这条路径畅通。,也将决定市场规模扩大、分工不断深化和交易费用增加之间相互tradeoff的最终结果。显然,中印经济增长都具有依靠投入推动的特点,资源与环境成本巨大,没有适时地从资源推动向效率推动转型,增长将不可持续。经济增长是由具体的投入与产出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投入的方式和产出的水平与效率,决定产出的分配与再投入的比重,规定增长的路径和可持续性,由此制度也决定增长。特别是当经济增长走到十字路口时,制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的影响是最关键的。制度将决定什么可以发生转变、谁将得到哪些资源;制度将决定转变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哪些阶层的利益得到保护;制度将决定利益集团是否会对转变构成阻碍;制度本身也将决定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动机和阻力例如,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制度变迁是内生的,过去的制度对于后来的制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其机制是,“作为一种均衡现象的制度,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而人们对制度的反应又再生了制度”。(这个问题涉及制度的产生及其定义和划分,在下文中将得到进一步阐述)。因此,制度决定一个经济体在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到达极限时走向何方,是停滞不动,还是转变为新的增长方式。在过去,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增长都曾受到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的钳制和约束;正是由上而下发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内部变革,令这两个古老的国度走向了经济增长繁荣复兴的道路。如今,在这两个国家里,仍有许多改革之初未曾触及的妨碍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依旧存在,或是改革之初的制度安排如今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呼吁进一步的深入变革和制度创新,于是理所当然,中印选择的制度究竟是推动(push)还是拖(pull)住转型,它们本身是否具有进一步自我调适的可能,成为比较中印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最重要因素。

论文选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中印之间的比较能明确地说明制度如何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以及制度变迁本身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两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比较由来已久。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就热衷于讨论为何有的国家较为贫穷,有的国家较为富裕;为何有的国家具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有的国家却止步不前,乃至衰退。正是对这个历史之谜的研究,才促成了当今经济学中增长理论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衡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的作用也一直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如果仅仅依靠counter-fact的方法来验证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显然是不够的,格雷夫所提倡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comparaive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性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不同经济体的制度来研究制度的惯性、内生变化以及过去的制度如何影响后来的制度等问题,较为清晰地解释了是什么力量影响它们的稳定性和变迁。两者的结合,使得为比较和分析主体的研究具备了可操作性,但与此同时,由于用于比较的经济体之间具有的巨大差异,数据获得的困难,建立横向对比的衡量指标体系的难度,对变量的选择,依旧使得这种研究也具有非同一般的难度。这也正是本文所面对的重点和难点。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许多人都希望在龙象之争问题上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其实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问题。研究中印两国相关比较问题,中国和印度发出的声音并不如西方学者响亮,而来自欧美的观点,难免是以西方的语境对中印对比的问题进行论断。因此,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对中印对比的问题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尝试将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中印经济增长到了目前的阶段,两国都面临各自的制约和困境,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抉择。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将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分析制约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因素,并且将有可能得到一些较为有益的政策建议和为更深入探讨提供思路。

二 论文的结构安排

论文从提出问题与论证选题意义出发,分七章展开。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论文的基础部分,分别论述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背景,以及论文的基本思路和全文的分析框架。为了使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能够集中,并且有共同的平台,第二章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在面对长期可持续增长时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从制度视角出发,提出了影响两国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增长启动机制;中国和印度也面临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改进产业结构的挑战;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在社会人群中如何分配增长收益,也成为让经济增长长期持续下去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就将分别讨论中印的制度如何决定经济增长的启动机制、决定其可持续的增长质量和增长的包容性。

第三章讨论决定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启动的关键要素。在增长的启动阶段,物质和人力的积累、投入、动员及效率改进是启动的主要推力。这一章主要讨论的就是制度在资本、劳动力和效率改进上起到的作用。制度能够决定国内资本(储蓄)和国外资本(直接投资)是否能够被动员起来,而劳动力市场制度则决定了中印这样的人口大国最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否能够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通过制度改革和治理水平改进,效率也随之提高,成为经济增长启动的推动力。由此,通过对中国和印度这些方面的制度差异,以及它们起到的作用的对比,便可以说明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启动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别的深层原因。

第四章探讨中国和印度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增长。经济增长由要素积累和生产率的增长构成,尽管通过制度变革,改变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和投入水平,中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启动,但增长想要长期持续下去,无法仅仅依靠要素积累和要素投入,因为这样必然最终导致投入要素耗尽和浪费或是回报率的下降而经济增长停滞的局面。确保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改进经济结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改变生产技术边界,提高生产率。本章讨论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度如何改变两国的产业结构,以及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如何决定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和创新成本,从而决定了中国和印度目前增长质量的差异。

第五章的内容是中印之间增长包容性的比较。无论从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还是市场规模扩大的意义来说,增长最终的目的必然是使得增长可以惠及尽可能多的人群,这涉及增长收益的分配,而分配财富正是制度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因此,本章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影响到两国广大的贫困人口、城乡二元化等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社会的冲突和摩擦,并且探讨是哪些制度在这些方面起到作用。通过对比和深入分析,讨论中国和印度何者的制度是更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基础。

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计量分析,概括和总结制度对于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作为对前面三个章节的一个总体小结。然而,通过这部分的分析,还将发现有一些无法用数据和计量分析来解释的问题,因此本章的第二部分就将讨论中印非正式制度。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很难量化,但又确实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影响到正式制度的形成以及正式制度运作的成本和阻力。

通过前面的分析,第七章将总结全文,做出结论,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以及两者中哪一方的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是更为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