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理论与最佳实践

常路 符正平

提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集群升级面临着区域产业结构性调整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本章首先阐明了产业集群升级与产业集群转型两个概念的理论区别与现实联系。其次，介绍了当前国外研究中解决产业集群升级和转型问题的主要理论思路。再次，阐述了本书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升级与转型这个研究问题所确立的基本分析框架。最后，对于国外产业集群升级和转型产业政策中的最佳实践，从政策制定技术、政策制定方法、政策管理过程以及政策执行要点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介绍。

第一节 国外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理论思路

一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问题的立意分析

1．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我们可以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集群的现状进行一个基本的判断：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已经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构建了较为健全的配套体系，具备一定程度的先进研发能力；同时，部分成熟产业集群正在向技术导向、原创设计、品牌经营的高阶道路演化。高阶演化道路实质上是指集群内部能够出现一种具有“更紧密产业关系”（Closer Relations）的高级竞合状态。无论是采用JIT/TQM式的技术协作方法（Humphrey, 1995）、建构集体效率的行动协调方法（Schmitz, 1995），还是采用正式/非正式治理的制度规范方法（Amin, Thrift, 1994），其要领都是需要依据集群自身的发展特点，通过人为的合作建构，形成本地强烈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植性，形成一个内生的知识生产系统（Bell, Albu, 1999），从而以独特的竞争优势参与世界产业竞争（Porter, 1990）。从全球成熟的产业区经验来看，归根结底，获得这类内生性竞争优势是集群持续成功的关键，也是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持续升级的目标。实际上，现有的集群升级研究或多或少的都是在这样一种共识性的目标下开展的。

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亦是如此，十多年来，理论界、实务界推动了大量的产业集群升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时空背景十分复杂。在集群本身升级的同时，国家与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工作正在开展。单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来看，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创产业增量的引入与生成；二是优势产业存量的深化与发展；三是淘汰产业的死亡或减量的转出。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以产业集群为依托，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提出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三条路径；以及广东省推行以“产业、劳动力双转移”“腾笼换鸟”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优化战略。这类区域、政策性因素将会对本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产生持续的战略导向作用。

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站在集群的层面或单个企业成长的视角考虑集群升级问题，所提供的理论政策指引缺乏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与针对性。珠三角地区外有国际视野，背靠大国市场，处于国际贸易路线的核心地带又兼具对接港澳的地理、心理优势，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高度参与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先发展”地区，珠三角地区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更高级的创新、生产、经营活动，既“引进来”又“走出去”，在范围更大、层级更高的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展开全面的国际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区域）经济转型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并线式发展并不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话题，因为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经济、国别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交汇之处，集群不可能孤立存在，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三种力量的影响。那么，本书的研究意义何在呢？

第一，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区域经济转型与产业集群升级转型的并线发生，尚属首次，躬行才知事。一方面实践活动亟待理论指引；另一方面，实务界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的所行所为，有归纳、总结、学习的必要。第二，我国是以“转型国家”的旧态、“后发国家”的姿态、“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形态，进行改革开放，施行和平崛起。这种经济、政治、社会转型环境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与转型研究，还未曾有先例可鉴。就事论事而言，本书将会丰富集群升级与转型理论的情景深度。同时，本书着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对代表性产业集群、集群企业进行了大量具有深度的案例研究，对学术前沿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我们相信，本书具有“落叶知秋”的效果，可增强我们对转型迷局的把握，增进对“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解。

2．珠三角地区集群升级与转型的特殊时空背景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典型的产业组织模式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有必要把集群作为一种单独的经济行动主体来考察我们的经济生活。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发展实践都表明：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升级，集群的竞争力才能得以维持和延续。然而，发展中国家集群升级面临着种种障碍，突出表现为集群升级无效、升级缓慢、非连续性升级或者不升级的情况。究其原因，作为地方性生产组织与知识创造系统的产业集群，其经济关系镶嵌在更为宏观的区域经济系统之中。其升级不仅是自身技术、制度路径发展的结果，宏观层次上的约束条件——所在国家地区的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国家的国际贸易地位；外部的国际市场需求、竞争者因素、全球价值链控制能力等——也在影响集群的升级路径和效果。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全球“成熟产品”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获利微薄，单个企业（或集群）无力改变这一趋势。这是我们在考虑产业集群升级问题时不可忽略的客观基础与前提假设。

具体来讲，第一，劳动分工、国际贸易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加深使得产品价格越来越低；第二，发达国家市场渠道端集中化趋势加强，使得买方市场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提高；第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运用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价格竞争，造成后发国家之间“没有赢家，只有更大的输家”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正是经济全球化运作、国际分工加深的结果，各国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高低实则反映了国际贸易关系权势的强弱，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更多地被锁定在低端产业或产业低端，缺乏必要的资源、能力、基础设施、高级要素条件及市场基础进行进一步升级的活动。

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当前产业模式的弊端，加大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的难度。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技术上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进口替代，产业上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依靠大量的进口和大量的出口拉动经济的方式实现经济成长。应当承认，采用比较优势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比较适合小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存在明显的“大国市场优势”。当中国也采用上述模式时，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将使得贸易伙伴国家的产业结构受到冲击。所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才会持续抬头，对大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反倾销行为增多。长此以往，不仅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压制，而且全球原料成本持续上升，会造成利用比较优势、低成本战略开展的国际贸易行为步履维艰。在短期内，全球贸易量急剧萎缩，主要出口地美国市场消费导向疲软。

总体来看，这种以“出口导向、比较优势、低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模式，在微观上不能鼓励企业创造以“技术创新发展、品牌服务增值、高效商业运作”为目标的竞争优势，相反由于进入壁垒的降低、市场竞争的加剧、贸易条件的恶化，大量产业集群会陷入贫困化增长或衰落的境地；金融危机的发生警示我们不能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也不能盲目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宏观上，我们必须思索通过怎样的产业提升来创造自身的竞争优势，以什么样的方式有效地切入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3．产业集群为什么需要升级、转型？

（1）产业集群升级的定义

当面临竞争压力时，企业或集群要么以更高的效率完成与以往相同的活动，要么改变其所从事的活动，Humphrey等人认为这种由集群及企业实施的转换活动就是“升级”（Humphrey, Schmitz, 2000）。Humphrey等人的定义包括两个要点，第一，集群升级的主体明确包括企业。因而，集群内企业的升级活动也可以算为集群升级的一部分内容。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例如，居于主导地位的龙头企业的升级活动甚至是集群升级的最核心内容。第二，升级的本质是一种对旧的经营方式内容的转换活动，这些升级内容可以是产品上的、功能上的、过程性的以及部门间的升级，如表2-1所示。

Humphrey的定义含糊了升级概念的延展性特征。一方面，升级内容之间的性质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升级的“宽度”不一而定。升级既可以是单一内容的转换活动，也可以是某些内容的组合转换活动，甚至是全部内容的转换活动。那么，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容越宽，就越接近于后文中定义的“产业集群转型”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较窄的转换活动定义为狭义的产业集群升级，那么，此时的升级概念与转型概念是有区别的。否则，按照广义的升级概念界定产业集群升级时，产业集群的转型概念将是升级的一部分，即“转型性升级”，是指在产业集群升级中那些高阶的、组合形态的、较为激进的转换活动。

例如，Gereffi（1999）的定义就采用了广义的升级概念，他是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进行界定的，即升级是“企业或者经济体（包括产业集群）转向利益更高或资本、技术更为复杂密集的经济领域的过程”。Kaplinsky和Reedman（2001）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定义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为“集群所进行的从低端道路向高端道路的转化，以及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转向高附加值环节的过程”。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以上学者的定义中，产业集群的转型是集群升级的一部分。既然集群升级包含了集群转型概念，本书也就无意去严格区分“狭义”升级或者“广义”升级概念的是非。也就是说，当本书后文单独谈及“升级”时，指的就是Gereffi、Kaplinsky等学者的广义升级概念；当出现“转型”概念时，意为要凸显这种“升级中高阶的、组合形态的、较为激进的要素转换活动”。

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手法，原因有二：一是在珠三角地区的集群理论研究与实践中，“集群升级”的概念在先。过往学术研究暂且不表，单去追溯集群发展史就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专业镇”就已经开始开展狭义的集群升级活动。例如，2000年，广东省科技厅就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专业镇产业优化升级，同年8月建立了首批“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二是当前的实践导向更突出“转型”概念。这种转型既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过往十多年来狭义升级综合实践之结果；也可以被视为近年来“区域经济转型”机遇下的时代要求。例如，2010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就指出，“专业镇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是广东转型升级的重要领域”。也就是说，产业集群的升级概念开始强调“转型为先”。

（2）产业集群转型的性质界定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转型性的集群升级活动。下文从产业集群转型所在层级、转型的导向性内容、转型的本质属性以及转型的条件等方面进一步界定、说明产业集群的转型活动。

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行动者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从定义上来看，第一，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第二，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由于行动主体和行动目标的差异，经济转型可以分为国家经济转型、区域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产业集群转型、企业转型等不同概念（见表2-2）。

通过表2-2的对比，可以看出，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其他行为主体所开展的转型活动具有明显的层次区别和内容区别。这是由它们所处的宏微观环境地位、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与战略手段之间的本质差异所造成的。但是也应当看到，产业集群的转型并不是孤立地进行。一方面，产业集群的转型面临着更高层次的外部转型压力，如国家经济转型、区域经济转型以及产业转型。在这种外部战略环境开始相继调整转换的条件下，如果产业集群不根据内外环境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转型，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压力。同时，来自集群内部企业自发的转型活动也会对产业集群产生自下而上的转型推力。产业集群如果不能够适应企业层面的转型趋势、满足企业转型调整所产生的对外部经营环境的需求，就会被企业家拒于企业家的转型规划之外。

在明确了产业集群转型的定义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当前珠三角地区专业镇转型活动中提炼其内涵。本书认为，可以从专业镇集群组织方式的转型、专业镇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专业镇镇域经济形态的转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理解当前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专业镇）转型的内涵（见表2-3）。

对于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专业镇）转型，我们也应当区分其不同的原因。应当从每个产业集群独特的发展事实、产业特征出发，清楚地认识其转型动因，从而找到合适的转型方向（见表2-4）。例如，自然资源行业（农林水产品以及矿山采掘业等）专业镇目前的规模和产业化水平还不高，而且这些行业的产业链先天不足，相关配套产业也不完善。这就要求这些专业镇进行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建设完整的产业链条，往高附加值、高效率、高品质的产业化方向努力，从而形成更大的产业规模效应。

传统制造业（纺织、五金、制鞋、建材、家具等）专业镇，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这些专业镇的优化升级和转型，关键在于推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使老产业焕发新活力。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撑体系建设、专业镇品牌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是传统制造业专业镇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虽然复杂产品制造业（机械、汽车零部件等）以及高科技（软件、电子通信产品等）专业镇的经济实力较为雄厚，但事实上，这些专业镇往往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更多地承担着生产者的角色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对于这类专业镇，最重要的是增强其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使其逐渐摆脱低附加值的生产者角色，逐步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最终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体系，成为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增强创新能力需要专业镇内外创新网络主体的共同参与，包括以微观创新主体企业为基础的内部创新网络主体（集群内企业、公共创新平台、行业协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区域政府），以创新需求外延为基础的外部创新网络主体（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外部企业、供应商、客户、上级政府、上级行业协会），以及公共创新平台等创新网络中的技术“守门人”。

二 产业集群升级与转型的理论导向

1．内部导向下的集群升级理论

集群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集群的关键特征进行刻画的理论模型；另一类是关于集群成长轨道的理论。这两类集群理论一方面对集群运行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集群升级路径的良好指引。

（1）钻石模型的升级含义

波特的钻石模型是描述集群竞争优势的一个著名模型。他认为集群的竞争优势是需求条件、要素条件、企业竞争与战略、相关支持行业竞争力以及机遇运气、政府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Porter, 1990, 1998）。按照波特的理论分析，集群升级战略应该是整个钻石模型的整体升级。即应从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支持行业竞争力、技术创新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等方面来考虑集群升级的方向。

（2）柔性专业化理论的升级含义

柔性专业化理论从生产体制的比较角度指出，集群的竞争优势是存在于柔性的劳工市场、多种用途设备、小批量多品种生产以及企业之间的分包安排（Piore, Sabel, 1984）。其升级措施包括：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集群，设备升级，CAD设计提高集群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发展集群内部的劳动分工等。新竞争模型则更多地强调根据新的国际竞争环境重新定位集群，支持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有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环境，政府实行鼓励创新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Best, 1990）。

（3）企业网络理论的升级含义

Johanson和Mattsson（1987）的企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控制资源存在差异性，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和其他企业建立各种互动关系以利用对方的资源。集群需要发展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网络与合作关系，如创新网络、生产网络、营销网络，集群与大企业的合作、集群与集群之间的联系。

（4）区域创新体系理论的升级含义

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也强调网络内部以及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作用，但该理论更多地关注于如何整合区域内的技术供给源（大学、科研院所）、市场中介服务组织以及新创技术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提高技术创新的转化效率。集群仅仅是创新网络中的一环。区域创新系统的整合可以是自上而下、由国家干预推动整合建立的线性创新模式；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由区域经济主体形成的独特的地方生产结构与制度环境来推动的创新模式。后者更多地出现在第三意大利集群的研究中。

（5）社会经济模型的升级含义

Becattini（1990）的“社会经济文化（Social Milieu）模型”认为，应当把集群看作一个社会经济概念，集群最重要的一点是：内部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容易产生文化认同，加上密集的社会网络，可以实施“集体惩罚”，从而使得成员间的经济关系具有较强的社会嵌入性。因而，集群也被称作“社会性经济”组织。信任的形成、交易费用的降低有利于群内成员之间进行创新竞赛、相互学习，这种环境能够不断诱发合作行为。这种有效的地方性规则可以是文化、价值观、交往规则等隐秘的规范性制度，也可以是明确说明的行规、协议、公约等。当然，使用文化来规制集群、提升创新竞争力是一类比较高级的方式。

（6）集体效率模型的升级含义

对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来说或者在转型经济环境下，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较低，战略要素市场不健全，国内需求的创新压力不足，集群难以迈向高阶轨道。“集体效率模型”（Schmitz, 1995）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的。Schmitz指出，随着集群的发展，应该采取更多的“联合行动”以增加集群内的合作和重建信任关系。集体效率模型强调发展集群内部的中介组织、扶持龙头企业以及加强地方政府的干预，上述组织机构在组织集体行动时更具备优势。通过这些“集体企业家”来引导集群内企业间的谈判、合作，并以此逐步建立起区域最有效率的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以此来获取合作共赢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在Schmitz看来，集群的升级也是一个区域制度文化调整适应升级的过程，而这种升级要依托集体行动先行者的行动主义实干行为来组织。

（7）集群成长阶段理论的升级含义

集群成长阶段理论从动态的角度来说明，集群成长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升级战略与政策。在集群形成阶段，主要是吸引龙头企业的进入或者开发新的工业园区以促进本地和外地的小企业的产生；在持续成长阶段，主要是促进集群企业的劳动分工和服务部门的形成；在成熟与饱和阶段，集群面临的主要升级任务是多样化经营和功能升级；在危机与衰退阶段，集群需要进行集体学习，采取一些集体行动以实现集群转型。

2．外部导向下的集群升级理论

（1）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升级障碍的解释

全球价值链理论将集群升级的视野由内部转向外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集群升级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入由发达国家零售企业集团、品牌销售商等购买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Gereffi, 1994）。全球商品链与战略管理理论中“价值链”概念的结合，产生了全球价值链（GVC）的分析框架。目前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一是关注那些价值链经分割后，如何协调分散在大片地理空间上的多个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的经营活动，这些关于协调模式内容与类型的研究就是价值链的治理问题。二是关注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升级问题。处于这条价值链上的地方集群（Local Cluster）可以接受外来的信息、知识、技术转移，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通过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到链条升级实现集群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企业可以对价值链进行有效治理，所以对产业集群的阶梯式升级具有促进作用（Gereffi, 1999）。可以说，全球商品链理论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有效地解释了“集群升级的外部障碍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甚至可以溯源解释发展中国家集群诞生的国际分工背景，因而，该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2）国内学者的价值链升级主张

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影响下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模式（张辉，2005），认为中国产业集群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低向高爬升，完成从制造、设计到自创品牌的动态升级过程（江青虎等，2007）。虽然“贴牌”战略是当前中国许多制造型企业基于其核心能力构成状况的理性选择（陈宏辉、罗兴，2008），但采用OEM商业模式的企业集群可以采用以下三种途径进行升级：一是走技术路线，即从OEM转型到ODM，甚至是设计、制造与服务一体化的高级承包形态（DMS、EMS等）；二是走品牌路线，即从OEM与ODM相结合转型到OBM，或直接从OEM转型到OBM；三是基于技术关联性的OEM多元化，进入更具增值潜力的行业（朱海静、陈圻、蒋汨波，2006）。

在企业网络环境下，企业是否进行由OEM到ODM或OBM等价值链延伸的升级不能仅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出发，还需要考虑价值链本身的升级空间与企业发展战略、升级能力之间的兼容性。一方面，处于层级制或俘获型网络中的控制协调企业会极力保持自身的核心能力，缩小技术转移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集群而言，加入全球价值链，只能被视为一种升级的机会窗口。地方集群升级的关键还在于自身能力的提升，如知识吸收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品牌能力、国际市场运作能力等。

3．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理论下的集群升级

诸如汉弗里、斯密茨这样的“纯粹”集群专家的升级思路，更多地关注于如何在不同的条件下，通过加强各类集群内部合作、提高本地治理效率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以实现集群升级。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的竞争和挑战可以通过加强内部组织的集体运作来化解风险，集群升级所需要的资源也被认为主要产生于集群内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理论范式对目前发展中国家集群升级障碍的解释力过于单薄。如巴西的Sinos Valley制鞋集群和巴基斯坦的Sialkot外科器械集群是目前公认的集体效率较高的两个产业集群，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未达到实现“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的程度。从现有的理论研究来看，起源于全球化反思运动和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理论的研究，例如，经济租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升级理论的视野更为开阔，它们的部分观点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

（1）卡普林斯基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

卡普林斯基（2008）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遭到了明显的误读和曲解。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只能维持既定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即使实现了（前述升级理论所强调的）技术进步和成本节约，也未必使自身收入提高。发达国家的厂商利用现存的壁垒或随动态竞争新建的阻止进入壁垒，可以不断地转移发展中国家厂商利用比较优势创造的经济价值，或者将这种经济租变成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剩余。仅仅依靠古典经济学的“要素回报”、风险承担式的“企业家回报”已不能维持厂商的生存位势，亦不能提供升级的资源。

由此看来，卡氏的升级思路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集群的升级应该是结合自身实际，创造“能把自己同竞争对手隔离开来”的进入壁垒，从而赚取租金，而不是“被动地”或“盲目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卡普林斯基进一步将经济租分为两部分：内生经济租，包括技术经济租、人力资源租、组织机构经济租（如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营销经济租、关系经济租（横向、纵向价值链间的协同效应及知识溢出效应）、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进入壁垒；外生经济租，包括资源经济租、政策经济租、基础设施经济租、金融租等。那么，发展、获得和维持，并合理地、策略性地组合这些内生、外生经济租就成为集群（包括企业）进行升级的指南针。

（2）全球价值链理论对被俘获厂商升级的指导策略

全球价值链理论探讨分散厂商之间的协调问题。居于价值链核心的全球采购商、跨国公司以拥有的独特能力（品牌、营销、信息搜索、产品开发）为基础协调整个价值链的运作。处于网络关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能够通过知识、技术、管理的转换进行产品升级、工艺升级，甚至部分企业向设计环节升级，但是由于采购商势力的控制、国际化的（资源）困难，很少有厂商建立自己的品牌和营销渠道。由俘获型网络转化为平衡型网络或由俘获型供应商转化为全包型供应商是目前价值链研究开出的主要“药方”，这里就要求俘获型供应商在进行柔性生产、按时交货的同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创新和流程模块化整合。但是，这种产业模式在各类行业中是否具有通用性目前尚不清晰，并且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OBM升级还有一定距离。

（3）小岛清的区域（国家）结构转型带动论

小岛清认为，产业升级、结构性转换能够诱发新形态集群组织的出现，而不断演化、升级，功能运转良好的集群组织能够成为区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也就是说，区域（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例如，20世纪60年代日本向汽车、重化工业的转型，形成了以“分包网络、敏捷制造、柔性创新”为特征的丰田城（集群）模式；而以“低度管制、专业团体知识网络、创业企业家”闻名的硅谷模式则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经济的发展。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大企业升级方面的成果显著，在产业结构转换中形成了产业模式对于中国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但问题是，这些经验对以中小企业为升级转型主体的珠三角产业集群的实际借鉴作用并不大。他的这些历史比较研究只能从结果上说明，国家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是产业集群升级转型的机会窗口，至于如何具体开展，他并没有具体说明。

第二节 珠三角导向的集群升级转型理论

一 珠三角导向的集群升级转型思路总体设计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升级转型必须采取一种内外结合的思路，两者缺一不可：单纯地强调集群内部的合作与集体竞争力会遭遇升级无效的现实困局；一味地突出外部价值链控制的存在则会使集群的升级迷失方向。

以经济租理论视角为例，我们来解释这种内外结合升级思路的逻辑。当后发国家进行产业集群升级、提高集体效率，并进行一定的产品、工艺、设计创新时，意味着他们试图通过努力获取技术创新租、组织机构租等内生经济租。但是这种竞争壁垒是比较低级的，很容易被发达国家的厂商运用任何一种更高的技术经济租、营销经济租、人力资源租（或组合）轻易化解。这种低竞争壁垒还要面临更低成本的后进竞争者的冲击。

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厂商在进行研发时，一方面拥有稀缺的内生经济租；另一方面还得益于其母国市场环境提供的外生经济租，这两类经济租的组合还具有累加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后发国家产业集群依靠自身有限升级获得的竞争优势是短暂的。那么怎么破解这种困局呢？

后发国家在进行集群升级的同时，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性升级。一方面通过国家（区域）的政策投资改善厂商的外生经济租，另一方面增加需求端的创新、品牌压力（拥有挑剔的顾客群体也可被视为一种外生经济租），加上集群层面升级产生的内生经济租（对于群内企业而言是外生经济租），高度响应国内市场需求，给集群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或核心企业）创造进行创新升级、营销品牌功能扩展活动的压力、推力和动力。通过在国内市场的崛起，龙头企业带领的企业网络、经由结构转换诱发的新创产业集群和一大批天生OBM企业，创造出具备稀缺、价值性且独特于外部竞争者的内生经济组。集群通过依靠自身的竞争优势与竞争方式进行的国际化拓展，才能与跨国巨头分享、切割价值链。

二 珠三角集群升级与转型的理论路线图

在明确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集群升级与转型的总体思路以后，我们从理论上具体设计了本区产业集群升级与转型的路线图（见图2-1）。首先，在理论上，使用全球价值链理论、企业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AN）以及企业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of Firm, RBV）理论的成熟思想、假设和技术（在本书的第二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形成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维视角，以国际上已知的各类较成熟的集群升级与转型理论和最佳实践为依托，构成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研究方向上，总体上力求兼顾破解“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全球价值链升级”“产业转移与集群升级”“产业集群功能升级”四大问题。最后，在研究立足上，以产业集群的中观层面为基本出发点开展研究，且上承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衔各类产业集群内企业、珠三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转型升级的案例经验。

三 珠三角导向的集群升级与转型内容

1．新兴产业创业与集群式培育

新创产业和优势产业需要通过集群这种载体实现竞争优势。新创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吸引高级要素进入和聚集的过程。良好的社会经济系统能够为区内企业提供累加竞争优势的“政策经济租、基础设施经济租以及金融租”等外生租金。另外，社会因素同样渗透在新创集群的问题当中。经济社会学认为，社会因素对人类经济行为有着相当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如在我国台湾省IC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华裔工程师的社会网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何引入、发展这类极具价值的“人力资源租和社会资本”，对新创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单来说，产业结构升级下的新兴产业的培育就是获取资金、技术、人才三类资源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从现有的成长模式来看，至少有三类：一是通过已有产业寻找创新源，这里主要的机制是建立、完善产学研平台等外部网络联系；二是内生式增长，表现为区内拥有技术创新源，需要通过产业孵化器进行相应的产业、商业转化；三是远距离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带来创业所需的核心资源。本区新兴产业的载体包括高科技产业群、重化工业群、国家级高新区、城市创意产业群、服务产业群以及专业镇产业转出所形成的产业再创业需求。本书将在第四篇、第七篇、第八篇对最后三类集群载体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主要的培育目标包括：一是创业服务体系，如融资、法律、咨询、培训等服务（发挥近距离优势，与香港发达的生产服务业建立通道）；二是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提供技术、生产、营销服务功能；三是高级人力资本引智体系，个人智力资源引入的同时附着了与海外专业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建立了与技术前沿的链接。本书对前两个目标的实现机制、具体方法与影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具体请参见第八篇内容。

2．优势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

在产业转型和转移的过程中，优势产业集群不能盲目地转出，应该就地持续升级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产业集群在由简单的生产基地向高阶集群升级的过程中，构建具有竞争力的本地创新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如图2-2所示，创新体系的升级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而是一组目标明确的战略实施体系。

其中，关键实现机制是：一是外部持续的市场竞争压力（如波特意义上的“挑剔客户”的存在），通过营销了解客户的创新需求，培育挑剔客户与形成需求端的创新压力互动；二是内部持续的创新研发投入，实现“技术经济租”的获取；三是加强集群内外部企业之间、企业与机构之间的整合与协同关系，实现价值链延伸，构建以本地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实现“关系经济租”，构建企业间关系网络。如内部创新知识交流的开放和共享机制；与外部的科技源建立产学研平台；与外部执行（不）同类功能的地方集群（或跨国公司）构建的合作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经济租的获取还需要集群管理方面的升级。本书的第一篇，就如何发挥第三方的协调、管制功能，形成有效的规则、惯例解决集体问题，增强信任，提高治理能力，在保持集体竞争优势的同时获得“组织机构经济租”进行了说明。最后是作为人员生活区的集群要实现社会升级，如技能培训、劳工权益、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方面的升级，实现产业社会的良性发展，为“人力资源租”的获取创造条件。

除了以上技术供给端的创新升级以外，过往的研究往往忽视市场需求端对集群升级的作用。本书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对这类问题开展了深入的分析，如集群集体品牌的创造机制、运作机制（第三篇厚街家具集群案例）；加深了对集群营销能力的理解，包括定价能力、产品能力、分销能力、促销能力与市场分析能力的升级（第七篇南海大沥铝型材集群案例）；全球金融危机下国内外细分市场需求的变化与集群、贸易企业升级的策略，详细解释了金融危机下的企业战略转型过程等内容。

3．集群龙头企业的成长与升级

在微观层面上，集群升级的主要手段就是培育、形成与发展集群的龙头企业。外部的集群社会化服务不可能持久地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类公共、异质性资源。通过龙头企业的升级带动中小企业形成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分包网络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基础性目标。所谓企业升级，就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的过程。良好的集群升级能够有力地支持企业发展，而龙头企业的成功升级能在集群内发挥社会示范效应，为集群升级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龙头企业升级的带动效应引领企业网络升级。龙头企业具备获取“技术创新租、营销经济租”的资源与潜力，能够充分地依赖“大国国内市场”进行研发、品牌等功能拓展。在国内市场获得这些能力后，这些企业可以带领配套网络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打破全球价值链的经济租垄断地位。

集群企业的升级含义包括三个方面，①商业模式的升级，典型的路径包括企业的产业链功能的OEM-ODM-OBM的升级过程。这里主要是技术创新功能的内部化，企业在内部设立独立的研究开发部门；产品销售功能的内部化，从前店后厂式的自然营销，转变为建立自己控制的跨区域销售网络；从无牌生产或贴牌生产转变为自有品牌生产。②产品范围的升级。由单一产品、单一业务到产品系列、业务系列，形成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乃至新的市场的升级。③现代企业制度的升级。从依靠亲缘、血缘、地缘等关系管理企业转变为依靠职业经理管理企业；从单一的事业部门升级为多事业部的企业集团；从单一的生产合作网络发展到研发、生产、分销等多种关系的战略联盟。读者可以从第五篇、第六篇相应章节中找到翔实的正面与反面案例，这些一手实时案例的发掘将会深化我们对当下环境中企业升级的内涵认识。

4．全球价值链治理与集群升级

全球价值链为中小企业集群带来订单、技术、知识的同时，也限制了集群功能的升级。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关注于价值链对地方企业集群的正负影响，而忽略了集群作为外部环境对于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以及集群作为整体竞争战略的主动性。在利用好自身独特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别的方式，珠三角集群也可以进行国际化经营与升级，构建竞争优势：像龙头企业带动型、技术知识联盟型、集群对等连接合作型、跨国复制型、联合国际贸易平台等。如通过物流整合，一方面提升集群组织的协同力，另一方面以贸易采购中心为核心建立供应链城，形成卖方优势和物流效率。再者，新贸易方式的兴起也促进了许多天生国际化集群的诞生，这都为重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会。本书在第五篇和第八篇中详细论证了采用这些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全球价值链核心企业对于经济租的控制确实使得目前集群陷入困境，当然也存在可借力的升级机会。首先，突破俘获型网络，摆脱低端锁定，实现向平衡型网络转变，不仅需要企业内部能力的升级，还应当借力本地产业集群，充分联合集群中的供应商、分包商、客户等网络伙伴的资源，提高集体协作能力的同时，与价值链协调者实现高度的竞合关系，从而分享价值链租金。其次，对于一些由国际产业转移、FDI流入形成的产业集群，不仅需要研究其与本土企业网络的融合过程，也需要关注这些跨国子公司的升级问题。国际经验表明，这类跨国子公司的升级不会自动完成，但一旦升级成功，自身技术能力获得发展，不仅可以扎根集群，而且能够成为国际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的重要节点。此外，还应该从本区的特点出发，利用完善供应链的优势以及毗邻港澳台现代生产服务业的优势，深化本地价值链并建立海外价值链，逐步形成和掌握属于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5．产业转移与集群升级的关系

产业转移现象并不新鲜，相反国际经济中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这里需要做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产业转移是集群企业基于生产扩散而进行的产业扩张式转移，还是集群整体性迁出？对于前者，大量的家族企业、区域企业需要向跨地域经营的现代公司进行制度转变。另外，转移地的制度环境，如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劳工质量等要素条件需要与母体集群进行嫁接和匹配，进行有目标地规划和转移。对于后者，某些高污染、低效能、需要淘汰的行业是否仍需要进行转移？简单地淘汰转移对于承接地而言，仍是一种重复性的低效增长。

最后，现有集群创新升级后，除向内地转移低附加价值环节以外，也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要素资源，通过国际化向国外转移或扩张，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海外制造”，构筑自己的价值链条或充当类似三角贸易协调者的角色。对于高度参与全球经济的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而言，这也是一种可行的升级路径。本书在第七篇中详细分析了广东省产业双转移政策的背景、内容、行动、对企业的实际影响，并以一个深度案例解释了集群转移的发展周期规律，以及集群企业参与转移的行动特征。限于研究时间的局限，本书未能对集群跨国转移的升级路径开展深入的案例研究。

第三节 国外产业集群升级与转型的最佳实践

一 集群政策、集群动议与最佳实践

1．集群政策（Cluster Policy, CP）

采用“集群化手段”，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和地区发展本国或区域经济的一大趋势。由于政府可采用的宏微观手段（包括各类涉及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国际贸易、产业扶持、教育科研的法律性规定和行政性命令）很多，因而各类政府如何有效运用这些政策菜单，制定出有助于集群诞生、发展、升级的产业政策和项目清单，并对这些产业政策和项目加以有效实施、及时监控与管理调整，就成为一个有必要研讨的话题，即“集群政策”研究。

所谓集群政策，按照IECG的定义，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由政府发起的发展集群与支持集群的努力活动；第二，包括旨在“促进产业集中化、促进集群网络化、提升现有集群”的所有公共性努力。这个定义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政府作为主体的人为目的性；二是政策更多地来自外部的供给，其目的是支援地方集群，解决内部无法消化的市场失灵或系统失灵的问题。

之所以要采用集群政策：一是现有集群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市场失灵是指，对于非公共物品而言由于市场垄断和价格扭曲，或对于公共物品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资源的配置无效或低效，从而不能实现资源配置零机会成本的资源配置状态。产业集群的市场失灵表现为：发展的“拥挤效应”、产品质量的“柠檬市场”效应、各种类型的外部不经济或外部负效应、“低贫困化”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等。

在国内外的集群研究中，关于市场失灵的案例介绍比比皆是，因而可以说，市场失灵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而言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也就需要有机构（制度）出面实施干预和治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商业社会的机构力量及社团自治力量普遍比较薄弱，所以，作为第三方的“发展型政府”，更存在优先行动的责任。

二是，尽管当前集群的运营尚可，但是更具“比较优势”的外部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地挤占本地集群的生存空间。比如，早年的集群研究中，Nassimbeni曾“惊呼”：“在劳动密集产品领域，集群王国意大利的不少陶瓷、鞋类、眼镜集群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廉价产品强有力的竞争压力，纷纷把一些低附加值零部件甚至整件产品的生产外包给中国的集群企业，导致集群的传统特征在消失，集群中的小企业面临生存困难。”那么，在此情况下，无论政府（包括欧盟一类的巨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第三方都有必要利用政策为集群发展注入动力，以减缓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组压力。中小企业主导运转的集群还不具备对抗国际分工产业规律的力量；另外，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否也关乎当地就业。有趣的是，如今，中国的产业集群也面临着相似的产业境遇。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其他金砖国家和新的VIP国家产业集群比较优势的上升，加剧了外部竞争压力。

三是，在集群政策具有必要性的前提下，集群政策不可能无的放矢。集群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了政策干预的成本收益比率。具体来讲，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如何推行合理的政策，如何让政策转化为集群竞争力等问题都在考验现代政府的执政能力。在全球竞争环境下，政策供给能力也是集群制度竞争力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构成产业集群的核心能力。

集群政策具有层次复杂、手段多样的特点。这里有必要首先对集群政策的分类加以介绍。如表2-5所示，集群政策在纵向层次上可以按照行为主体划分为多个层次，这种划分在欧盟一类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还存在超国家集群政策、机构与项目两个层次，同时区域机构层次在许多地区还有更为细致的划分。在横向层次上，技术创新政策，科学研究政策，区域、产业与结构性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作用领域不同，可以直接或间接对集群发展产生影响。在直接改善集群的产业政策上，还有不同内容导向的政策。例如，改善动态性的政策又可以细分为集群新技术与新企业成长政策、集群企业网络化政策等；而改善集群环境政策也存在改善要素市场、改善集群基础两大类政策手段群。因而，了解集群政策的复杂性是制定集群政策的必要基础。

2．集群动议（Cluster Initiative, CI）

集群动议概念，又称为集群战略、集群创导。从本质上说，集群动议是集群产业政策的一种手段。但是与集群政策概念又有区别，具体来讲，CI是指由政府与企业协同开展的，以促进本区域内集群成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有组织化的努力（An organized effort）。同CP的静态政策特征相比，CI更强调行动导向，因而更趋向于动态性的实践活动。集群动议与集群政策的宏观性特点相比，更直接地作用于地方产业集群，通过项目或服务为集群创造出新价值，而集群政策更多地从外部产生所谓的兜底效应来激活集群，以增加集群的价值，强调有确实存在的实体或虚拟合作组织在指导“集体行动”。如图2-3所示，集群动议是由政府、科研团体、金融等第三方机构、内外部企业发起的，通过建立共同的合作促进机构指导双边或多边联合行动的一种促进集群发展的方式。

3．集群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 BP）

所谓最佳实践，是指在产生特定结果时，比其他“技术、方法、过程和行动”更有效率的一套“技术、方法、过程和行动”。技术就是关于劳动工具的规则体系，其目的在于提高劳动工具的效率性、目的性与持久性。方法指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过程是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阶段，也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系统。行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动作行为。从各种社会行为实践中总结出特定“技术、方法、过程和行动”的研究即最佳实践。因而，最佳实践可以出现在任何社会活动领域，例如，新产品开发、项目管理、家族企业管理等，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种新兴研究范式。“集群最佳实践”就是指在干预集群发展过程中针对具体集群议题的一套更优的“技术、方法、过程和体系”，也可以被视为对各种集群政策、集群动议发生过程实践的经验总结（见图2-4）。

APNB公司曾经调查过欧盟的东南欧地区31个转型国家开展的34项集群最佳实践项目。研究分析表明，方法类、技术类、过程类研究都占总样本数的一成左右，而各类行动性最佳实践是目前最佳实践的主体内容（见图2-5）。最佳实践研究重视对集群经验的总结与归纳，以有利于使用者比较性地吸收借鉴。例如，Innovitech公司对北美地区四个标杆性集群最佳实践进行总结归纳，得出以下9点：①编列草案、公开明晰行动政策；②鼓励“自下而上”的行动方法；③动员所有层级的利益相关者；④充分利用好现有的“集群动议”; ⑤在编列计划中重视商业和学术智囊团体；⑥多从有实效资源的伙伴处获得帮助；⑦鼓励相互组织网络和交换资源；⑧对绩效严格测量；⑨不断调整升级行动战略。

二 政策制定技术的最佳实践

1．诊断评估技术

诊断是对集群进行干预的基础。通过科学、全面的分析，了解集群出现的问题，调查政策需求，以定性、定量分析，支持后续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一般而言，诊断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调查研究，确定问题；二是确定产生问题的原因；三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的方案；四是对各个可能的方案进行评价、对比，并最终选择优化方案；五是方案的实施。目前，集群诊断的方式偏向于定量化、框架性的评估模型（见表2-6）。在近年来集群的最佳实践中，各国的专家已经开发了各类集群评估的模型，这些都具有可借鉴性。应当指出的是，集群本身是一个多维复杂的概念，很难通过个别指标进行判断。目前，比较成熟的评估模型如表2-7所示，基本涵盖了制定集群政策时所需要的定量评估技术。

对集群政策而言，评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法确定哪些集群需要特定的政策。此时通过评估可以找出一些具有相同政策需求的集群群体，利用已有的政策加以扶持。二是无法确定特定的集群需要哪些政策。此时可以通过评估工具发现特定集群的需求特征，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三是需要对集群进行定期的跟踪观察。此时通过评估来获得关键性的反馈信息，以升级集群战略。四是对政策执行或集群动议的效果进行评估，以修改政策或动议活动，使得集群发展符合既定目标。五是对集群政策供给方而言，评估可以产生良好的沟通效果，从而在政策决策上占据有利地位。六是对集群政策需求方而言，评估也是考核的一种激励机制，可以对集群发展产生一种类似外部认证的倒逼的推力。

2．集群分类技术

分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集群研究手段，国内外关于集群分类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介绍的实践经验是通过简单的维度区分和数据统计，来找到制定区分性支持政策的依据以及相应的政策需求群体。例如，德国在光学、生物技术、信息产业、制药产业四个高科技类型集群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就采用了“雇用导向还是技术导向”的二维度划分方法，区分出了其政策供给行动的“细分市场”（见图2-6），从而增强了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其优势是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就能得到比较明确的政策制定方向，避免了过多的数据采集、统计和处理活动。

3．行动过程中的技术

Scheer等（2007）的研究报告从理论的视角，具体分析了“合理的”集群动议的整个过程。其启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横向来说重视集群动议的流程管理。如表2-8所示，通过好的管理过程控制优良的行动结果。二是在每一个过程中科学合理地运用各种定性、定量技术手段，如测试、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危机指南、讨论会等（见表2-8），辅助实现管理目标。从各类集群最佳实践的案例来看，集群动议和集群政策的本质仍然是一种质量管理思想，即不断地通过“计划—设计—检查—行动”的PDCA循环提升管理活动的品质。只有在正确的管理思维、原则的指导下，先进的管理工具、技术才能发挥其效果。

4．OECD工具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同样关注世界各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其在2010年出版的《集群政策》中，提炼了各种集群政策工具，提出，根据不同目标，可以采纳不同的工具集合（见表2-9）。

三 政策制定方法的最佳实践

1．组合政策法

Hospers（2005）结合欧盟地区9个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实践，提出了“新组合”概念。所谓“新组合”，是指在当地产业传统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全球消费市场的变化，找到连接本地竞争优势和战略性创业机会的方法，即可以理解为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当地传统并不直接针对区域集群，而是针对那些在当地具有深刻、独特产业知识积累的行业。这里的全球趋势也并不一定限定在产业内直接关联的领域，如德国鲁尔地区向工业旅游文化的转型就不是沿着产业路径进行攀升。组合政策法的新意在于其具有联想思维，往往能够跳出传统的产业内升级的固有思路。例如，拥有同样的区域产业基础，德国的两个样本对象就走向了不同的转型道路。其核心是要对全球化的消费趋势进行深刻的观察，即要求区域政策的制定者要具有全球化视野。

2．左脑右脑法

图2-7展示了一种综合政策制定方向的思考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改善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方式来形成联想能力和全球化思维。左脑具有语言功能，擅长逻辑推理，主要是储存人出生后所获取的信息、知识。右脑的五感包藏在右脑底部，可称为“本能的五感”，和潜意识有关。这里的左脑右脑概念主要是借喻技术与人文观念的结合。在个性化的全球化时代，优良的设计更需要具有人文精神和艺术创造力。传统上，管理营销与技术的结合只能产生功能性的创新。而人文与艺术的结合造就领先的意识、观念；人文与管理的结合产生更符合人性的差异化价值；艺术创造力指引下的技术可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就更具备变革性的商业价值。

3．发展阶段识别法

前面两种方法主要介绍的是针对区域产业转型方向、抓住战略性创业机会的思考方法论。这里介绍一种直接针对集群政策制定的方法，可以引导政策制定者快速地找到政策空间。Medina根据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经验，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识别发展阶段的政策制定方法。例如，集群发展的初期一般是依靠低工资等要素资源驱动的，此时相应的集群发展政策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健康与初级教育四个条件；当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要素的相对价格上升，就需要高质量的效率驱动集群成长，此时需要教育水平、市场效率、劳工市场效率、资本市场等6个要素，以环境外力提高集群的管理效率、提升企业产品和经营的竞争力层次。这个模型的优点是比较简单易行，同时也说明集群政策的作用空间是要通过改善要素供给来间接改善集群绩效。

Gábor等人（2009）也采用了类似的发展阶段识别方法，但是其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所谓一般性，是指其模型的研究不像上述模型是源自对中国和墨西哥产业集群的比较研究。其研究的起点是解决“新产业如何在区域经济中落地”的问题，而集群式战略在这里是产业本土化发展的最高阶段的战略。此时，相对于产业刚刚落地的发展阶段，集群产业能力的提升，已使得本国市场态势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即发展导向由解决“供给”转为满足“需求”。可操作性则体现在模型涉及的分析指标更为细致，从战略目标、聚焦、政府作用、伙伴选择、竞争优势基础到监控都有详尽的说明。对该模型由上至下来看，监控指标的完成表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需要进行任务转换，即转入新阶段的目标与战略设置步骤。监控的内容宏观性特征表明，区域经济通过宏观政策制定、微观操作进而转换了区域要素的禀赋，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4．服务需求的识别法

Schrammel（2013）提出了“制度空位”概念来解释目前绝大多数产业集群专业化中介服务未能达到“真实服务”的原因。Schrammel认为，相当一部分集群服务中介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些中介在政府支持到期后，无法提供有效的服务，致使会员脱离，生存都出现困难，这些普遍现象直接质疑了当前集群中介的管理能力和政策制定者的设计能力。Schrammel进一步解释出现制度空位的原因：在设计阶段，没有考虑清楚集群服务的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逻辑关系，造成处于两者之间的中介机构不能够有效地连接服务供需，造成集群制度上的空隙。集群的服务需求一般分为“交易确保”、“信息供给”、“伙伴搜寻”、“人才搜罗”和“融资支持”五个方面。中介作为一个显性的载体，扮演着梳理集群内外社会交换关系的角色。分析的起点应为阻碍集群发展的真实服务需求，结束点是外部为什么没有产生供给的真实原因。从服务需求分析当前集群存在哪些制度空位，这些制度空位分属于哪些效率不足的中介机构负责，这些机构是否能够真正地解决外部不供给的原因。通过逻辑推理来回答为解决特定的制度空位（例如信息需求），集群中介应该和哪些外部机构建立联系、进行游说活动？对当前的启示是，在进行集群中介（Broker和Agent）制度设计时，应该认真分析其背后的供需逻辑关系，只有以解决关键性制度需求为出发点的设计安排，才能避免中介机构干预出现职能错位的现象。

Luger等（2003）根据集群的最佳实践事实提出的政策执行（动议）注意事项，实际上也是在解答Schrammel提出的问题。他们提出，关键的第一步是如何围绕集群的需求来组织服务供给；在此基础上对所确立的目标进行投资（包括非经济性的投资）；集群管理主体主要的作用是通过搭建有效的桥梁、鼓励组网活动、利用便利的平台和多样化的行动来解决服务交易的障碍，可以称之为“服务于服务”的职能。最后，在此基础上发展特定的人力资本。Luger的观念可以看作一种集群服务机构制度的制定标准和行动原则。

5．功能能力建设方法的最佳实践

除了总体政策制定的方法以外，最佳实践研究也对各种集群功能建设加以考察，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方法。例如，Ciappei和Simoni（2005）的研究提出，团队方法、顾客导向思维以及广泛应用ICT是提高集群新产品开发能力的成功因素。Ryder和Fearne（2003）的研究表明，流程再造方法帮助食品行业实现了最佳采购实践。Kaminski, Sandra和Zanger, Cornelia（2009）的研究认为，以“伞战略”的方法实施区域集群的合作营销是提高集群营销能力的最佳方法。

四 政策管理过程的最佳实践

过程管理方法具有与传统管理方法不同的哲理。其基本思想是：从“横向”视角把集群看作一个由产品研发、生产、销售、采购、计划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客户管理和人事管理等业务过程按一定方式组成的过程网络系统；根据集群集体目标，优化设计业务过程，确定业务过程之间的联结方式或组合方式；以业务过程为中心，制订资源配置方案和组织机构设计方案，制订解决集群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和工作流管理问题的方案；综合应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计划与控制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技术解决过程管理问题。

过程概念的应用广泛，包括经营过程、管理过程、核心过程、支持过程、知识过程等。集群的经营过程是指功能上逻辑相连的行为集合构成的以完成满足供需为目标的商业链。管理过程是指诸如战略、计划、管理活动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活动。集群核心过程是指在集群内部，与生产最紧密相连的过程。支持过程是指为集群提供整体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的过程。而知识管理过程是指集群内部的学习过程和信息过程。

Scheer等人认为，在集群管理上采用过程导向思维能够为集群带来竞争优势，包括产生市场和顾客战略导向、更高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建立整体思维的合作结构、更好的协同与协调、价值链的优化组合、高度灵活性和反应能力、集群成员间交流界面平台的（数量）优化、精益化的集群管理、透明性以及戴明意义上的质量管理效果。他们的集群过程管理模型的要点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建立集群过程管理模型。这个集群管理过程的核心是以市场导向、顾客导向为准则，贯穿集群管理的始终，即以满足市场和顾客的需求为出发点优化集群管理过程，最终以服务市场和顾客的需求为落脚点。根据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来识别、区分、校对集群的中心管理任务、明确核心过程、厘清支持过程（见图2-10）。

第二，确立分步目标管理。在管理任务（图2-11中为“出口促进”）、核心过程、支持过程三栏清晰的情况下，确立集群过程管理模型的主要过程，以及次要过程。例如，支持过程可以分为信息技术设施（IT）、金融服务功能、人力资源功能、基础设施建设；核心过程的工作包括沟通过程、信息过程、合作与协调过程、集群服务过程以及项目管理过程。在明确了一、二级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确定、定义每一个行为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包括每一个行动有哪些参与者、提供什么样的功能以及确立什么样的合作结构（即谁与谁工作）。然后，找出这些活动的资源拥有者、责任人，将活动分配给合适的集群成员。其间，注意采用标准化的“语言”符号（行动、日期、决定）标识行动，进一步形成行动的惯例，以可视化行动过程。过程的拥有者必须为每一个过程的起草负责。

第三，过程归档。将细化的目标管理过程（内容、任务、职责）文字化，以书面的形式清晰描述。

第四，过程执行。将完善的过程设计推行到集群管理中去，通过实践证明其（管理效率）价值。在这一步当中，需要集群的主要参与者意识到过程管理所带来的便利性，以便他们能够支持、认可、接受并自觉使用新的管理思维。

第五，过程优化。外部的市场、顾客的需求以及集群内部的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中，因而集群的过程管理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变化。回顾、保留、修改管理过程等一系列的优化过程能够使集群管理变得更加灵活。在这一阶段中，建立一些考察（检查和评估商业过程效率）的标准是检验集群过程管理成功与否的重要步骤，例如，（集群内外部的）顾客满意度、服务质量、时间投入以及经济成本。

五 政策执行要点的最佳实践

1．充分理解自上而下的内涵与政策行动的空间

从大多数的集群发展经验来看，集群的政策行动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组织的外部干预活动构成的。从经济发展的层级所起的作用来讲，这种发展方式被称为自上而下式的。因为集群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普遍性认知，各级政府都会自上而下地开展相应的政策与管理活动，这里就需要注意深化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展方式的内涵的理解。

自上而下是相对于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而言的。自下而上的集群发展方式主要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性集群或创新项目中。这种发展方式的特点是以市场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掌握创新要素的各类分散的资源拥有者，基于契约或关系、信任自愿交易（结合），随着集体目标的确立和内部联系、认同的增多，逐渐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为了进行集体行动而建立组织或制度以自定规则和进行自我管理，以自组织的形式形成整个价值链的网络结构。例如，著名的美国硅谷集群，就是由技术创新者、风险投资商、职业企业家在相互合作、创新开放、容忍失败的信任文化下共同组织起来的。

这里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并没有直接（以行政指令和干预的方式）参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引导集体行动的主要机构是非政府组织。政府更加重视的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建设，而非参与者或运动员。刘昱（2010）将其总结为：“以建立一个稳定、可预见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为目标，通过保护知识产权、创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平台、建设市场硬件设施等政策规范市场环境；通过财政税收补贴、资金支持来引导企业自主创新或合作创新，最终实现促进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各参与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知识交流和创新。”

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行动主体相对弱小，自身缺乏创新资源，又难以通过市场获取资源。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也普遍缺乏合作行为，集体行动难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政府在此就更有责任直接参与地方集群的建设。例如，以直接的R&D投资建立高科技集群；以扶持工业设计、贸易会展、集体营销等方式推动传统产业集群价值链升级。不同于自下而上自我演化的漫长过程，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发展方式具有集体行动整体性、前瞻性、强制性的特点，政策执行实施的效率高，合适的干预活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能够强行干预、纠正集群内部的负面发展方向。

与此相伴，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信息不对称。缺乏专业能力，缺乏与经济主体的沟通对话，造成政策的制定在开始时就可能背离集群的实际需求，没有发现真正阻碍集群发展与升级的组织障碍，没能设立关键性的解决制度，尤其是在缺乏经验、盲目标杆学习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出现政策行动无效的结果。二是资源不足。虽然政府具有较为强大的行政资源，但是毕竟不能为集群企业直接提供“生产性服务资源”。简单的政策性、经济性激励，忽略了政策干预的“搭桥”目标，没能在制度设计时引入拥有稀缺资源的外部潜在合作者，导致建立的集群中介组织在政府扶持撤离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陷入尴尬的困境。三是缺乏参与，尤其是缺乏核心利益相关者企业家的参与。由于集群政策的设计、执行、监控的全过程全部由政府组织、指导或控制，集群政策并没有真正代表和实现企业、产业的发展诉求，造成企业家的参与激励不足，政策行动无法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扩散执行，因而效果大打折扣。

总结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利用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实际上要求各级政府和政策制定部门要在集群概念识别、集群政策制定以及集群政策执行三个方面加强管理的科学性。干预效果的好坏实质上考验的是各级政府对制度供给的管理能力。尽管发展的国情不同，国外产业集群的最佳实践，仍然给出了较为科学的集群政策过程指导。

如图2-11所示，首先，应当充分认识到集群的政策干预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管理过程，政策制定只是整个过程中的转换环节。例如，扶持什么样的集群、具体需求是什么、能够实现哪些目标等问题，都需要前期大量的、具体的论证设计。没有科学的政策需求分析管理，就不会产生有效的政策决策。在政策设计环节，不仅要设计出具体有效的政策内容，更需要考虑到政策能否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有效执行。无效的执行机制不会发挥政策内容的价值，相反还会造成对政府经济发展能力的质疑，影响政府集体行动的信誉。其次，应当充分认识到集群的政策干预管理是一个合作与对话的过程。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听取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政策期望，尊重他们发展的能力，鼓励合作的意愿。有效的政策执行过程，需要集群专家、产业利益代表、政府部门、企业家之间的通力合作、相互协调，不断在对话和行动中实现共赢。同时，在政策管理的不同阶段，要注意核心影响者的作用，通过增加每个环节的有效性，实现从概念到实施的自上而下政策落地过程。

2．执行的重点：认识网络建设的丰富内涵

集群集体学习概念最早是由欧洲区域创新环境小组（GREMI）提出的，Lorenz认为，集体学习是集群企业之间形成那些大家都能理解且共享的规则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以及在这些共享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和解决共同问题的过程。只有集群内的企业以及企业之间形成集体性共识，集群政策和集群动议这些外生的影响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要想成为最佳实践，就要重视集群学习机制的建设，只有集体学习才能继续细化出集体理解（政策要点与使用要领、行动目标与行动规则、资源服务的使用方法与作用），才能使政策、动议真正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例如，Perez-Aleman（2011）在《组织科学》杂志上阐述的尼加拉瓜日用品集群集体学习的案例表明，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实践（在案例表现为质量标准）不可能自动地扩散到后发国家产业集群企业中，集体学习产生互动关系，有利于知识的分散化消化吸收、模仿扩散。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Richardson等（2012）在《国际商业回顾》杂志上介绍的马来西亚多媒体产业集群，是一个典型的由外生政策驱动企业国际化行动失效的案例。由于缺乏丰富的社会网络，政策驱动型产业集群往往缺乏自组织、自演化能力。

理想的产业集群（见图2-12），应当是一个由社会网络构成的集体组织，其中存在各种正式的商业网络和非正式的交际网络，在这些社会网络中，信息、学习、知识不断地通过社会网络这一载体双向流动，企业通过社会网络互动、吸收、学习，并且被创新竞赛驱动，被迫模仿学习。

Nishimura等（2010）同样关注产业集群政策对集群企业的实际影响。日本产业集群项目（ICP）致力于为服务而服务，利用在集群和大学之间搭建合作网络，促进当地集群可持续发展。他们利用229家参与网络的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仅参加这一网络时，企业的研发效率并不能得到提高；甚至当网络中的当地成员过多时，研发的效率反而下降。只有当网络开放时，即不仅在集群企业之间，而且在集群与外部机构之间组织起各式异质性的网络结构时，研发效率才能提高。

从以上集群政策效果的最新研究观点来看，第一，集群政策的行动要有集群内部的集体学习机制作为支柱，因而学习机制也应该是政策干预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政策行动需要通过社会网络来达成蝴蝶效应，因而要重视构造性网络与自发性网络的结合，重点嫁接社会网络的关键性节点；第三，充分意识到集群网络的多样性，做好开放性的设计。政府并不是干预网络的唯一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政策设计当中，要充分调动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集群发展与升级的积极性。

3．学习最佳实践：没有最好的万能药

集群最佳实践的研究目的，并不是给后发地区发展集群、升级集群给出最好的实践指南。地方集群的发展具有其复杂的特殊性，对成功经验的简单复制或试图采用标杆学习的方法并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有时会收到南辕北辙的效果。Kiese（2011）在解释欧盟的经济机构为什么大力进行集群发展经验的最佳实践研究时指出，欧盟研究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是重视集群干预政策的一般性经验的提炼，以此支持集群发展框架方式的扩散、模仿与学习，而不是推广具体的干预政策要点。因为每一个集群的发展经验都是独特的，因而从本质上说，最佳实践是“无法学习的”。除了学习其干预活动的整体性思维、科学性手段、过程性方法等成功的经验外，发现集群发展中的共同性的典型问题，从大量的失败干预活动中汲取经验教训也是集群最佳实践研究与学习活动的重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