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三方制度干预与集群信任重建机制

第四章 集群内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动态演化

顾汉杰 符正平

提要：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集群往往表现为信任过度或信任缺失。本章从产业集群理论和信任理论入手，将信任分为低级信任、中级信任和高级信任，并且从集群企业间互相依赖的角度提出产业集群内企业间最佳信任的动态演化机制及相应命题。当信任水平与依赖程度相互匹配的时候，集群内企业之间将达到最佳水平的信任。最佳信任将随着集群成长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动态演化。

第一节 集群内企业间信任的研究回顾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产业集群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特有现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在一国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迅猛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不仅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许多城市产业集聚现象明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产业集群，目前，全国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有数千个之多，都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产业集群不是简单的产业聚集和产业分工，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具有高度发达的网络组织，各类组织间高效分工，既竞争又合作。作为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集群会自然而然地让人想到集群内的信任问题。信任对产业集群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集群整体经济效率、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等方面。然而，不是任何形式、任何水平的信任都会对集群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集群内往往出现过度竞争和信任缺失的现象，例如，企业之间生产不合作导致的互不分包；激烈竞争导致的产品价格战；产品上相互抄袭导致的相互设防；员工高流动率导致的雇员与雇主之间互不信任；仲裁管制机构的缺失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盛行；缺乏公共服务导致的企业之间谈判与合作困难；等等。另一方面，过多的信任同样会给集群内的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对信任的投入过度使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而过度信任导致的“锁定效应”使集群创新能力降低。集群是动态演进的，集群内的信任水平也是相应变化的。而什么水平的企业间信任对于集群发展是最佳的，很少有研究提到相关问题。本研究将集群视作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但处于演化过程中，而且具有复杂的网络结构。本研究给出了集群每一演化阶段的最佳信任水平的含义，并完整分析了基于集群演化的企业间最佳信任的动态演化机制。

二 信任的概念与分类

1．信任的概念

有关信任与信任的对立面问题的研究横跨了多个学科领域，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对信任有着不同的认识。经济学家趋向于将信任视作可计算的（Williamson, 1993）或者制度的（North, 1990）；心理学家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信任者与被信任者的人格特征上（Deutsch, 1962）；社会学家则关注人际关系的社会嵌入性（Granovetter, 1985）或者社会制度的嵌入性（Zucker, 1986）。Deutsch（1962）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信任是个体对于他人的目的和能力的信心，相信对方的表现与自己的期望一致。信任是一种心理期望，即信任是在相互依赖和有风险的情况下，对对方行为的自信、积极的不设防的心理预期（Mayer et al.，1995）。同时，信任也是一种行为，会在个人需要承担风险的情境下产生（Coleman, 1990）。

Williamson（1993）认为，机会主义与信任是对立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是基于理性的算计，只有双方都认为信任带来的利益比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利益更大时，信任才可能发生。Lewicki et al.（1998）从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积极预期角度定义信任，从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消极预期定义不信任，认为信任和不信任是分开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面，它们并不是对立的概念。由于导致信任和不信任发生与消退的因素是不同的，所以，低不信任与高信任是不同的；同样，高不信任与低信任也是不同的。他们认为，信任和不信任可以同时存在。权力、控制也常常被视为信任的对立面，Bachmann（2001）分析了作为组织间关系的协调机制的信任和权力，指出，制度化环境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控制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信任和权力通过不同的方式产生联系。在一个强有力的体制框架的治理结构中，信任和权力机制表现为系统信任和系统权力；而在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中，信任和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人际信任和人际权力。

2．信任的分类

从信任最突出的特征来看，信任可以划分为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前者是建立在个体对其交往对象的可靠性上的，后者是建立在人际相互关心及照顾基础上的。前者是通过经验的考察而产生的保障性的信任，而后者则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任。Lewicki et al.（1998）将信任分为计算型信任、知识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计算型信任是基于理性选择的，其产生是因为信任者了解被信任者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的意图，但双方的交换仅限于特定的经济层面。知识型信任是建立在长期的交往和合作的基础上的，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彼此有了较深的认识和了解。Shapiro et al.（1992）也提出了认同型信任，这种信任是指交易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能够了解彼此的需要，并且根据需要做出有效的行动。

还有很多学者从相互关系视角对信任进行划分。Zucker（1986）根据信任预期的经验性内容把信任分为基于特征的信任、基于过程的信任和基于制度的信任。基于特征的信任是行为双方因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背景而建立的信任。基于过程的信任，是双方基于以前发生的交易而建立的信任，为现在或未来的交易提供依据。而基于制度的信任，是通过形成正式的社会结构，建立规范、制度而形成的。本章研究的是产业集群的信任问题，倾向于将信任划分为计算型信任、关系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Rousseau et al. , 1998）。计算型信任的概念上面已经提到。关系型信任来自过去互动中所累积的信息，主观认知对方是可以信任的，于是对被信任者的未来意图产生了期待，双方相互关怀，使得情感因素进入关系中而产生感情的依附，因而形成情感型信任。而制度型信任可以形成支持信任的广泛因素，这些支持可以存在于组织或社会规范当中，制度型信任产生的前提是组织嵌入社会结构与制度规范中。

三 信任在集群网络中的作用

1．集群的网络特性

目前的集群研究普遍采用社会网络的视角，这一视角的基点是组织嵌入社会网络中。而网络是由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往来（企业间的关系）的节点（企业）形成的结构。市场型和中卫型是产业集群两种最基本的网络结构。市场型集群是由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彼此间既竞争又合作，企业间关系大多是基于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的网络构成一般就是市场型的。中卫型集群是以大企业为中心，以众多小企业为外围而形成的企业间关系网络，主要是在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依次构成多层次的外包和再外包网络。按照网络节点的功能属性，纪玉俊（2009）将集群网络分为企业网络和支持网络两大类。企业网络是指产业集群内企业由于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网络，在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支持网络是产业集群这一网络组织形式的外层，其节点一般包括地方政府、大学及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赵玉雷（2008）根据网络节点的作用不同，把产业集群中的网络分为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生产网络是产业集群中存在的一种最基础性的关系网络，生产网络中的节点主要由产业链中各个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持机构构成。创新网络是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同一企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通过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或靠近，产生创新聚集效应，从而获得创新优势的一种创新组织形式。刘友金（2004）认为，集群社会网络指的是除了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关系外的一种关系网络，该网络的节点可以是任何集群中的主体，主体间关系强度一般来说比较大。成熟的产业集群网络还可以分为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王婉珍，2007）。正式网络是发生在市场交易或知识、技术等创造活动中的正式合作关系网络，就是以集群内部的各个市场主体——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竞争者、中间机构为结点，以它们之间的市场和经济合作关系为连线形成的一种网络。产业集群的非正式网络就是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集群中的自然人为节点，以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为连线形成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

本章的研究对象是中小企业集群内网络组织间的信任关系，中小企业集群的网络形态一般为市场型，在以上几种网络分类中，倾向于采用企业网络和支持网络的二分法，主要关注企业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关系。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下文提到的集群就是指中小企业集群。

2．信任在集群网络中的作用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关系是构成一个区域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它只能通过相互间的长期作用来建立。集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内部社会资本的存在，为构建产业集群的分包网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Lorenzen（2002）将集群中的信任定义为可识别的协调机制，并将其分为二元信任、网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个企业间的共同信任被称为二元信任，一小群企业间（多于两个）的共同信任被称为网络信任，而由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网络关系的许多企业组成的群体间的共同信任被称为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在集群内企业间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并得到维持的，社会学习导致信息在集群内丰富的弱联系中广泛传播，社会信任对集群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

正如Pyke et al.（1992）所言，“集群中主体间的信任与协作的关键在于集体增长，同时个体在集体获得成功的过程中，也得到收益”。主体间的信任导致合作性技术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区域的技术专业化及经济发展。Saxenian（1991）认为，硅谷的高度信任环境使得该地区技术高速发展，技术能力与隐性知识的扩散，进一步促使企业创新。企业为了实现知识创造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会与稳定的伙伴形成基于共同信任的二元关系，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这种二元关系一旦成功建立，就会自我加强，因为双方都努力地在双边关系上加大投入。通过持续的互相作用和知识共享，两者认知上的偏差逐渐消除，共享的知识、共同的沟通方式和沟通习惯提升了企业在协调和计划、知识分享上的认知能力。集群社会网络会从双边关系扩大到多方的合作关系。通过对现有关系投资的利用，现有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伙伴，“朋友的朋友即朋友”，这种扩大关系网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为企业提供了外部企业无法比拟的商业关系平台。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合作伙伴的增多，使企业比一般市场交易拥有更多的灵活性、更低的成本。

第二节 集群最佳信任的提出

一 集群信任缺失与过度

信任对中小企业集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部经济带来的集体效率的提高、资源共享和信息高效传递促使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促使集群内部企业从容应对生产全球化和市场多样化的挑战（Saxenian, 1991）。尽管企业间信任关系为集群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集群有可能表现为竞争过度和信任缺失，除了上文提到的集群网络内部会存在不信任的问题外，集群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成长过程中，与外部网络的互动也会出现不信任的现象：难以控制与陌生人交易增多带来的经营风险；无法与外部的技术源（大学、研究机构、外部企业）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合作；集体缺乏有效应对集群典型性危机的措施；无法直接游说地方政府与之进行谈判；与新的销售商联合开拓市场时存在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缺乏信任的现象都在发生。

另外，信任、嵌入性等社会资本过度也会对集群产生负面影响。强关系可能导致组织嵌入集群制度中，创新能力下降，企业决策缓慢迟钝，集群集体思考模式僵化，自身资源优势更新丧失以及内部创新机制僵化，由于网络的路径依赖性可能引发集群的各种锁定效应，从而导致集群衰退甚至灭亡。Molina-Morales与Martinez-Fernandez（2009）通过对西班牙瓦伦西亚地区154家企业的实证分析，得出社会资本一旦超过某一限度就会使集群内部企业的价值降低的结论，集群内的社会互动与信任对企业价值提升存在倒U形关系。他们提出并验证了集群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关系的两个假设：集群企业间构成的社会互动的密度与科技创新存在倒U形关系；由共同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形成（例如企业间信任）的义务与责任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倒U形的。企业间的信任水平越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可能越弱。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维持信任关系上，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中小企业集群网络内部企业间的信任缺失与过度对企业本身及整个集群都是不利的，企业间的关系应该处于这两者之间，即最佳信任。企业对信任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如何找到信任的黄金尺度，对企业和集群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最佳信任与互相依赖

简单地说，最佳信任处于信任过度与不足之间的中间地带。Ostrom与Walker（2003）鉴定了最有助于高水平信任的背景变量的组合，Choudhury（2008）认为，最佳信任是这些变量间的其中一种组合。在宏观政治层面，民众对政府的最佳信任依靠的是政府在政治思想、选民决断、政治制度、政府绩效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在中观层面上，Wicks et al.（1999）提出最佳信任是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信任水平和相互依赖性的匹配。在微观层面，Erdem（2003）从集体思维和质询的角度讨论了团队合作的最佳信任问题。对于什么是最佳信任，Wicks et al.（1999）给出的关于组织内与组织间信任关系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当一方想建立和维持基于信任意愿的谨慎的经济关系时，最佳信任就会存在。为了建立最佳信任，企业或机构需要稳定和持续的信任承诺，以便它们分享足够的基于道德情感的信念飞跃，同时它们也应该谨慎地决定信任谁，在何种程度和能力上信任。最佳信任是一种嵌入性结构，它会受企业所在环境背景的影响。企业的可信赖性、当地社会习俗和相关社会结构的其他特征都会影响最佳信任的建立。”

Wicks et al.（1999）对最佳信任的研究关注的是组织内人与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而本研究则将最佳信任引入集群网络关系中，集群网络内天然地存在信任（不信任）关系，而且企业往往受困于无法找到信任的平衡点。因此，研究集群网络内的最佳信任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认为，集群内的最佳信任是指集群内企业间达到的某一特定的信任水平，该信任水平与集群发展所处阶段及企业间依赖程度相适应。何为依赖关系，一方（A）对另一方（B）产生依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①A对B的依赖程度与A对与B相关联的目标的激励性投资成正比；②与A的目标的可实现程度成反比。从定义中可以看出，A与B间的依赖关系取决于两者目标是否存在重叠，如果两者的目标没有交叉，那么依赖关系也就不会存在。另外，目标越容易实现，依赖关系就越弱；目标越难实现，依赖关系就越强。

Thompson（1967）认为，互相依赖性是企业在与合作伙伴分解任务的过程中面临的复杂程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企业必须不断进行相互调整和适应以完成这些合作任务。他还给出了企业间依赖关系的三种形式：联营式互相依赖关系、顺序式互相依赖关系、往复式互相依赖关系。联营式互相依赖关系与从脱离松散耦合但依然互相依存的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中得到的收益有关。例如，当一些集群内的企业为了管理集体采购的投入，将他们共同的需要集中起来，联营式互相依赖关系就产生了。顺序式互相依赖关系与串行方式排列的活动有关，一方的投入是另一方的输出。例如，顺序式互相依赖关系出现在供应链中，其中一家公司的活动只能在另一家公司的活动顺利完成之后进行。往复式互相依赖关系，亦称为互惠式互相依赖关系，涉及企业间的互动，在互动中每个组织的投入依赖于其他组织的产出，同时这个组织的产出为其他组织所依赖。例如，当企业制订联合计划、共同开发新的产品或技术时，每个企业的投入都为联合计划的达成做出贡献，此时往复式互相依赖关系就形成了。

一个产业集群有可能呈现几种类型的互相依赖关系，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的横向关联的企业的集合，不同层次的企业按顺序排列又形成了纵向联系。由于联营式互相依赖关系与集体投入的采购相关，他们往往在横向关联的公司间流行。顺序式互相依赖关系则与企业间的纵向关系有关。最后，互惠式互相依赖关系是水平的或垂直的。例如，联合开发新产品，可在供应商联盟之间进行，也可以是供应商与买方一同进行。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对于特定的互相依赖关系方式的协调，创造了特定形式的集体效率，每一种集体效率反过来又增强了集群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表4-1是集群内企业间互相依赖关系的一个总结。

随着集群的演进，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互相作用不断加强，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复杂化，从而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一般情况下，一家企业会根据与其他企业联系之紧密程度的不同，对之产生不同水平的依赖。联系越紧密，互相依赖性就越强。例如，有些企业会与供应商建立紧密而持续的合作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依赖性就很强。而有些企业的供应商很多，而且与供应商的合作都是短期的，那么这些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依赖性就比较弱。

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可以通过许多角度来刻画，本研究主要从供应链、生产、创新以及应对市场变化这四个角度来说明集群内企业间的依赖关系。供应链角度主要是指企业间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生产角度指企业间分工和外包等生产关系；创新角度则包括企业间形成技术创新联盟、知识共享、共同开发新产品等关系；而应对市场变化主要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间集体应对各种来自不同层面的变化。从集群整体层面来看，集群越成熟，内部企业间的关系就越紧密，依赖关系显然也越强。

第三节 企业集群网络内企业间最佳信任动态演化机制

一 最佳信任动态演化的要素

1．信任水平的高低

信任水平是各不相同的：从低到高。因为双方亲密和依赖的性质和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信任扩大或萎缩（Lewicki et al. , 1998）。本研究从信任水平的高低将集群网络内企业间的信任分为低级信任、中级信任和高级信任，信任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是依赖关系和风险损失。组织进行交易等活动时，组织间的依赖关系越强，遭受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越大，所需的信任水平就越高。反之，所需的信任水平就越低。有依赖就有合作，当彼此的依赖关系增强时，对信任的需求也更加强烈（Wicks et al. , 1999）。依赖的程度决定了信任的形式或层次（Rousseau et al. , 1998）。而风险是信任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正是风险的存在使得信任有了存在价值，如果没有任何风险，一切都是确定的，那么自然也不需要信任了，因为对手会做什么都一目了然。

不同水平的信任所面临的成本、收益和风险都是不同的，表4-2是对集群内企业间不同信任水平及其相应的风险、相互关系及成本和收益的一个归纳。

从表4-2中可以看到，高级信任对于那些具有紧密依赖关系的企业是最佳的。此时，成本和面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企业需要支付高额的建立和维护关系的费用，对另一方的监督能力很有限。而由于双方彼此高度依赖，对彼此充分信任，高投入使得双方都不会轻易选择终止合作关系。在风险方面，如果一方选择背叛，导致两者关系破裂，那么另一方必将承受巨大的损失，而过度的信任和依赖有可能导致双方创新能力的下降。然而，如果高级信任能够建立，收益也很多。高度信任会使交易成本降低，而且在今后双方会考虑将对方作为合作伙伴的第一选择。高级信任使双方企业展开复杂深入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彼此互相认可。

低级信任对于那些互相依赖程度低的企业是最佳的。此时，企业间由于没有信任基础，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交易主要靠市场力量实现。在这个信任等级阶段，交易双方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比较大，一方的行为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可。不过也正是双方信任程度低，双方都会加大对对方的监督，而且双方都有灵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也因此少了投资在关系建设上的费用。

中级信任介于高级信任和低级信任之间，对于依赖程度中等的企业间关系是最合适的。企业间达到中级信任水平，双方需要在建立和维护关系上进行一定的投资，都希望这样的信任水平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可以减少对对方的监督上的投资。处于中级信任的企业间的风险主要来自声誉受到伤害，企业不知道它们之间的信任是否足够，因此会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在收益方面，处于中级信任水平的企业有比较灵活的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对对方也有一定的监督能力，而且他们往往将对方视作深入合作的考虑对象。

显然，信任水平与企业间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可以认为，当信任水平与依赖程度相互匹配的时候，集群内企业间将达到最佳信任水平（见图4-1）。

2．产业集群演化的阶段

Porter（1998）对产业集群的生长和演化进行了分析，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进化和衰退三个过程，对产业集群的良性循环及其解体进行了阐述。新产业集群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产生：特定历史环境；不同寻常的、成熟的或者迫切的当地需求；一两个刺激并带动其他企业成长的创新企业；因偶然事件的发生而带来的竞争优势。Porter（1998）认为，集群一旦形成，就会通过自我强化的形式来促进发展，尤其是在当地竞争激烈和获得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成长中的集群充满了机会，也因此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加入集群。此时，供应体系越来越专业化，信息不断积累，当地政府在培训、研究与配套设施上加大投入，集群的竞争力大大增强。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改进、企业的加入与退出，集群不断进化。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双重作用下，集群最终将面临衰亡的局面。

Pouder和John（1996）提出，集群演进将经历形成、趋同和再定位三个阶段，并讨论了资源节约、认知结构和规章制度对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行为与创新水平的影响。在集群形成阶段，集群内企业比集群外企业的经营成本更低，同时能获得更多的制度支持，而集群内企业的管理者之间能够形成战略与能力的协调，由此导致集群内企业比集群外企业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伴随“集群文化”的逐步扩散，集群内企业的认知模式趋向同质，集群进入趋同阶段，而此时集群内企业的经营成本与集群外企业的基本相同。集群开始向再定位阶段演变，进而导致集群内企业重新认识竞争环境，并调整对竞争对手的策略，也会引发企业结构与流程的改变，重新获得竞争优势。

Tichy（1998）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时间维度考察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认为集群的能力应该放在长远的发展周期中。他将集群生命周期划分成四个阶段：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他认为产业集群不一定能够保持长久的竞争力，不同的产业集群存续周期的长短是有差别的。

魏守华（2002）按照集群主导动力的不同，将集群的动态阶段划分为发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动力机制。发生阶段的主导动力是地域分工和外部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动力是社会资本优势以及交易费用作用下的静态合作效率；成熟阶段的主导动力源于交易费用作用下的动态合作效率和技术创新与扩散。

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将集群演化的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形成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以及衰退阶段。集群是动态成长的，从形成到衰退是长期的过程。任何集群发展到最后都会出现衰退的迹象，集群最终会分解或再生。

二 集群内企业间最佳信任动态演化机制

随着集群的演进，集群内企业间的互相作用不断加强，互相依赖性就相应增强。在集群演化初期，企业间联系还比较少，能够选择的合作伙伴相对较多，合作基本是短期的，企业间的依赖性就比较弱。随着集群的演进，企业间合作不断增多，一般一家企业会与某些企业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就变得紧密。依赖关系的增强使双方信任水平提升。因此，在集群发展的过程中，信任会经历一个动态演化过程。

因为历史环境或自然要素的先天优势，集群开始萌芽，表现为某一地区内生产相同或直接相关产品的企业增多，到一定阶段，产业集群形成。这一阶段，集群内企业规模较小，整体结构是松散的，在供应关系上，企业自由选择供应商和产品销售对象；生产上完全自理，企业完全依靠自身生产能力来应对市场需求，与其他企业的联系比较弱；而创新上的合作需求十分有限，企业间的互动仅限于产品交易和资金融通。因此，集群形成阶段，企业间的互相依赖程度是比较低的。以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来说，这一时期企业间交易的产品高度标准化，技术要求低，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激烈，企业有充分选择供应商的自由，可以对这些供应商同等对待。

集群内的社会网络关系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而建立，这些相似的企业认为信任是理所当然的，创立者经营企业就像平时生活那样同自己的伙伴建立合作。这些企业形成集群内的“小集团”，信任是小范围的，无法辐射到“小集团”外。Schmitz（1999）把这种信任称为归因型的信任，是对所在集体的社会认可和内部团结的一种信念。基于“人情圈”的信任是脆弱和低等的，“小集团”内部个别企业的机会主义和不道德行为会使“小集团”瓦解。而企业与“小集团”外的信任则是计算型信任，相互间的合作是短期的，更多地产生在经济层面，是否信任对方完全出于理性考虑，如果信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大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经济收益，企业就会与对方建立合作。基于计算型信任的企业间依赖程度不高，此时，集群是一个低度信任经济体，市场参与者的动机是经济的、机会主义的，他们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这个时期集群内法制规范不成熟，第三方机制不完善，因此，制度约束能力微弱。

正因为如此，集群形成阶段对信任水平要求不高。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在和其他企业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如果毫无条件地信任对方，缺乏怀疑的勇气和精神是十分危险的（Wicks et al. , 1999）。在集群形成阶段，过度信任使得对方采取机会主义行动的概率大增，而机会主义者往往因自己的过度信任行为而免受惩罚。因此，这一阶段对信任投资过度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能给企业带来相应的价值，其结果往往是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以及承受不必要的风险。这一阶段，企业只是与“小集团”内部企业关系密切，彼此的依赖性也强，而与“小集团”外的企业合作很少，彼此的依赖程度明显不如“小集团”内部的，对于低程度的依赖关系，企业只需要对低级信任进行适度投资。低级信任对这一阶段的集群内部企业间关系是最佳的。基于上面的分析，得到：

 

命题1：在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集群内部企业间互相依赖程度低。此时，低级信任是企业间的最佳信任水平。

 

产业集群形成之后，落后的企业纷纷被淘汰，而外面的企业不断被吸引到产业集群中来，集群规模不断扩大。集群内出现了大量原料、设备供应商和辅助服务企业，配套产业得到完善，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外部经济形成，标志着集群正式进入高速成长和进化阶段。此时，在供应关系上，基于集群形成阶段的重复交易，企业会与部分供应商或下游企业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生产上则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网络；随着集群发展阶段对创新的要求增强，企业越来越需要与其他企业合作，增加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交流；这一阶段市场的变化很快，企业间需要共同开发和利用市场资源，共享市场信息，共同开发市场等。

随着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显著加强，虽然“小集团”依然存在，但由于不同集团企业间互动的增多，“小集团”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会网络关系更加复杂。同时，这一阶段大量第三方机构应运而生，这些组织在协调企业间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到快速成长阶段后期，企业间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分工协作、合作竞争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企业间关系变复杂的同时，它们之间的依赖程度也同步上升，这个时候企业已不可能像集群形成阶段那样，随意更换供应商，随意选择客户，在与其他经济组织的重复交易活动中，企业会与某一部分供应商和客户建立长期合作，信任在不断熟悉的过程中产生。之前基于血缘、亲缘及地缘的“小集团”关系与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构成了集群内部相互信任的基础，集群中开始出现信任文化。反过来，信任在集群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德国、日本及意大利部分地区，制造业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存在可以被看作其竞争优势的部分来源。信任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Williamson, 1993），提高组织协作及经济效率，提高供应链在不同环境的反应能力，提升企业间的忠诚度。

在集群成长进化阶段，随着企业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信任水平应相应提高，要求从低级信任向中级信任演进。此时，信任的基础是企业间长期的交往和合作，对彼此较深的认识和了解，能够了解彼此的需要，并有可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企业会主观认为对方是可以信任的。在组织内部，太多的信任会增加代理人的权力而削弱他们的责任，因此，组织内过多的信任是没有必要的。同样，在集群内部，虽然企业对信任的投资大幅增加，但是由于集群内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企业投机行为依然存在，而且成长阶段企业被淘汰的概率比较高，不同企业的声誉差别较大，企业不宜对信任做过多的投资。此外，在与有些组织合作的过程中，企业要保持警惕，适当监督对方，太信赖对方可能导致自身在合作中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一阶段，企业应该将主要的资源利用在如何快速成长上，如果在信任上投资过度，就会丧失企业成长的最佳时机。由此，得出：

 

命题2：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集群内部企业间互相具有中等程度的依赖关系。此时，中级信任是企业间的最佳信任水平。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配套支持产业链体系的形成，集群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产业集群逐渐成熟并趋于稳定。新企业的进入速度和原有企业的淘汰速度都趋于缓慢，整体上企业数量趋于稳定。经过前一阶段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和竞争力显著增强，集群进入成熟阶段。在成熟阶段，企业的劳动分工明确，企业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和多维，联系更加密切，集群网络错综复杂。此时，企业的供应商和下游企业的数量基本稳定，长时间的合作使得双方关系密切；生产上，高度专业化使得企业只能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生产活动，而将某些业务外包给更具竞争优势的其他企业，只有与其他组织进行密切合作才能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成熟阶段，企业往往与其他伙伴企业形成技术创新联盟，部分知识实现共享，共同开发新技术和产品；企业间自发组成行业协会，建设专业市场等公共服务机构来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成熟阶段，一个企业的经营离不开与其他组织的密切合作，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整个集群内普遍存在。

复杂的网络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强依赖关系，要求企业间的信任水平也要有进一步提高，以适应集群整体的发展。此时，集群社会结构稳定，制度规范高效运行，身处其中的企业了解彼此的需求，并相应采取有效的行动，频繁的合作使双方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完善的制度为集群提供了信任氛围，集群内“弥漫着信任的气息”。集群内企业间的高度信任使集群集体效率提高（Schmitz, 1999），创新能力加强（Saxenian, 1991），社会资本高度积累。成熟阶段缺乏高水平的信任会使集群发展受到制约。

在集群成熟阶段，企业间依赖程度非常高，中级信任向高级信任演进。此时，信任的基础是完善的制度运行、彼此较深的认同感和共同的价值观。高级信任是信任演化的高级阶段，需要整个集群和集群内企业的大力投资。企业如果对信任的投资不足，那么将很难与集群内其他参与者保持同步，长期下去就会使自身声誉受损，得不到其他组织的信任，从而陷于不利境地。对信任投资不足的企业会增加交易成本，很难与其他企业形成长期坚实的伙伴关系，难以在集群内立足。在此，得到：

 

命题3：在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集群内企业间互相依赖程度高。此时，高级信任是企业间的最佳信任水平。

 

任何集群的衰退都是无法避免的，集群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包括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技术性风险和网络性风险在内的多种风险（高菲、李凯，2008），不能有效驾驭这些风险都有可能导致集群衰退直至消亡。一个区域过于依赖一个集群的长期后果是当产品一旦到达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衰减，大量企业退出却极少有企业进入，集群规模开始收缩，当缩小的区域集群已不足以激励创新时，该区域也就最终衰落。结构性风险产生的原因是集群未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制造范式，导致整个区域集群的没落；周期性风险产生于某一地区、国家甚至是全球性的经济波动过程中，进而使相关区域集群的发展受到影响，甚至走向衰退。新技术为集群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不被市场接受的新技术产品可能使集群走向衰落。技术本身、使用技术的群体、技术选择环境三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技术的演化过程，技术传播的外溢效应、创新的网络效应、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集群发展的技术选择环境等方面都会带来风险（易明等，2006）。网络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脆弱不稳定的网络基础可能破坏集群的持续发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集群内企业与集群外竞争对手相比，其反应能力变得迟缓。此外，“区域锁定”促进了集群的形成，但随着集群的发展最终将使集群僵化。

本研究提出集群衰退的另一个原因——信任风险的存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企业间的信任水平要求是不同的。上文分析已经指出，对信任投资过度或不足会使企业资源配置不合理，最终影响竞争力。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间相互依赖程度有别，企业只有达到与依赖程度相符合的信任水平，信任投资的投入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在集群形成阶段，企业间互相依赖程度不高，此时需要的信任水平也比较低，无需对信任做太多的资源投入。随着集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企业间的依赖明显加强，信任水平需要提高才能使集群顺利发展。这一阶段要特别注意对信任的投资是否适度，投资不足可能导致集群停滞不前，甚至直接进入衰退阶段；投资过度的话，企业资源被浪费在关系建立上，企业绩效降低，间接导致集群整体绩效下降。在集群发展进入成熟和调整阶段，社会关系网络高度复杂，彼此高效协作，高度依赖，对信任水平要求很高，只有高级信任才能使集群长期保持竞争优势。这一阶段，信任投入不足会使企业得不到其他组织的认同，最终被高度信任的集群环境淘汰。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集群演化的各个阶段中，企业对所有其他组织的依赖是不同的，所以每个阶段对不同企业的信任水平也应该相应不同，这就要求企业合理分配投资于信任的资源，要有主次、轻重之分。总之，信任水平与集群演化阶段不相符合，会导致集群陷入衰退。基于上述分析，得到：

 

命题4：没有做到最佳信任是产业集群衰退的其中一个原因：

（1）在产业集群的形成阶段，集群内部企业由于对信任投资过度或者不足，导致没有达到这一阶段的最佳信任水平——低级信任。

（2）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集群内部企业由于对信任投资过度或者不足，导致没有达到这一阶段的最佳信任水平——中级信任。

（3）在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集群内部企业由于对信任投资过度或者不足，导致没有达到这一阶段的最佳信任水平——高级信任。

 

Schmitz（1995）指出，一个地区由“集体效率”带来的外部经济是发展集群的必要条件，但是产业集群繁荣的前提是组织间有意识地寻求合作和联合行动。Piore和Sahel（1984）认为，集群竞争优势的基础是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合作，以及区内劳动力市场和广泛的技术能力。集群竞争优势可分为静态优势和动态优势，静态优势是指集群为企业提供的外部经济，动态优势则是在企业的进入与退出、集群创新能力的增强、集群的实力变化过程中形成的。Camagni（1991）指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取得竞争优势：静态和动态的外部经济；通过信息流通和直接接触发生的临近经济；协作、模仿、集体参与者之间的频繁交往。紧密的社会联系使企业能够相信其临近企业，甚至是竞争企业，这也是构成集群竞争优势的内容之一。Lorenzen（2002）认为，在集群中的企业能够通过社会信任，降低网络的协调成本，而集群外的企业则需要在协调机制上付出更多的成本。

一些研究认为，集群现象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来自集群对熟练劳动力、专业化供应商、专业技术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的利用，此外，集群从制度层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这对于在中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而言更是如此。集群能够强化外资企业与当地政府官员的关系，从而帮助外资企业建立有效的政治网络，集群也能提供交换思想和集体行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持续互动塑造了集体身份，当采取集体行动时，获得成功的概率更高。

有趣的是，一些研究发现，集群效应对企业绩效具有负面影响（Chung, 2001），集群的价值在理论上也是模糊的，一方面，集群能够创造有效的需求与供给；另一方面，集群因为地区趋近而导致大规模的模仿。Zander和Kogut（1995）认为，相关行业内的竞争对手之间的知识共享会加剧模仿行为。Liao（2010）认为，仅仅基于集群效应解释企业绩效的不同会显得没有效果，他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在企业内、企业间和区位三个层面探讨了集群对企业绩效的增强作用，得出的结论是企业间层面的信任对绩效有正面影响，而对其他层面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

综合上述观点，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可以概括为：集体效率、创新、资源共享、社会关系网络。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把集群内部的信任氛围看作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假设前提，然而就像上文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任何水平的信任都能为集群带来正面影响。信任投入过度或不足，反而会使集群丧失竞争优势。因此，只有与集群所处演化阶段相符合的信任水平才能给集群带来竞争优势，过度信任和信任不足是集群信任风险的两大表现形式，会使集群丧失竞争优势，畸形发展，在形成或成长阶段就过早衰亡。而当信任水平符合集群所处演化阶段对信任的要求时，即实现最佳信任的时候，集群的整体绩效将达到最佳。信任水平与集群对信任的需求越相符，整体绩效就越好。基于此，得到：

 

命题5：在产业集群的各个阶段，当集群内企业间信任水平达到最佳时，最佳信任能够为集群带来竞争优势。

 

总结以上五个命题，可以得到中小企业集群内企业间最佳信任关系动态演化机制的模型（见图4-2）。

三 研究结论和启示

产业集群是不断进化的，从萌芽、成长、成熟到衰退的每个演化阶段，集群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同时，产业集群是网络化的，内部成员复杂的社会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层，即组织内关系和组织间关系，组织内关系又有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之分，而组织间关系又可以分为垂直关系和水平关系。一系列关系错综复杂、密集交织，形成了集群特有的社会网络。由此引出了集群内部信任问题，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最佳信任衍生到集群宏观和企业间中观层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集群内部信任的三种水平，即低级信任、中级信任和高级信任。并且通过分析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转变，得出集群每个阶段的最佳信任水平也是不断升级的，并分析了集群内部企业间最佳信任动态演化机制以及相应的命题。

只有当信任水平达到最佳的时候，信任才能成为集群的竞争优势。因此，对企业而言，对信任的适度投入十分重要，企业要根据企业间依赖关系的强弱做出合理的投入。投入过度或不足，都会对企业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在集群宏观层面上，应确保随着集群的发展，创造出适合发展环境的信任水平。本研究对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研究提出的集群最佳信任演化机制有待于今后通过实证研究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