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56个民族人口在这里都有居住，多民族文化在此相互融合，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文化大家庭”。贵州是一个空间上远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方，古代贵州的封闭性以及边缘性特征，迫使中原文化缺乏在此繁荣的土壤。东部荆楚文化、西部滇文化、南部粤文化、北部巴蜀文化，再加之本土原生性的民族文化整合，形成了贵州地域文化的特色。

20世纪30年代，先后有6支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活动，足迹遍及全省68个县，留下了众多的遗址遗迹，形成了闻名中外的“长征文化”。从留下的遗址遗迹来看，主要有黎平会议会址、猴场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凤凰山红军坟、娄山关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的各个渡口、榕江红七军军部遗址，等等。除了遗迹遗址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三军、中央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还在贵州展开了激烈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在贵州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这些会议都是遵义会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系列会议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

（一）文化学视野下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创造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而且，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超越时空的文化事象和精神财富，关于其文化学的解读，较之政治学、军事学和历史学的解读更显得薄弱。因此本课题以人类文化创造的广阔视野，立足中华文化复兴的国家战略，研究它与贵州地域文化发展之关系，以期找到遵义会议精神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纵向坐标，同时观照文化的时代特色、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的横向坐标。探寻到遵义会议精神纵、横向坐标的交汇点，也就确立了它在人类文化史、中华文化史和贵州地域文化史上的地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界便陆续开展了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特别是近些年来，作为遵义会议精神诞生地的贵州，出于历史赋予的使命和文化崛起的现实需求，从党委、政府到学术界都对遵义会议的精神内涵、科学表述和当代价值给予高度关注，并得到国内党史学界的呼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既符合遵义会议历史文化价值，也符合红色文化内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同时又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俱进、传承弘扬相契合的“精神”表述，为我们从文化学的视野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基础和启示。

中国文化学的兴盛，可以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方兴未艾的文化热而发展的。虽然学术界对上述文化学的定义及学科体系的构建尚存争议，但无论是从人类文化学还是从社会文化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切入，都不能否认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精神的领域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关系。在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中，亦如此前各文化研究精神领域的局限一样，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社会精英们的思想、精神及其表现形式，而忽视了社会公众的观念及精神状态，及其借以表现的社会生活、民俗事象。回顾近80年来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转变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较少甚至没有涉及一般红军指战员特别是当时当地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贵州社会思想观念、文化事象的变化。

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发展之研究，既要研究遵义会议主要当事人所造成的改变历史进程的物化结果，也要研究他们的思想行为所体现的精神成果及哲学意蕴，更要研究这些精神成果及哲学意蕴对贵州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以及生活在贵州这一特定地域上的人们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影响。遵义会议精神是党和红军革命精神承前启后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自然而然对处于文化边缘区位的贵州文化产生强大的引领和推动的作用，造成了贵州地域文化走向的重大转折。遵义会议精神在当时和而后所产生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引领的作用，并不局限在贵州，而是通过长征所经地域的文化线路向全国传播，从而浇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沃土，更因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格局，遵义会议精神也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之一。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传承者、消费者和创新者。研究遵义会议精神自然是研究与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背景、主角、配角及受这一历史事件影响的人群，研究他们内在、外在的行为规则，他们在特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动机与效果，他们留给后人的集体记忆以及物化和非物化的成果。“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这一命题，包含了两种以上的文化相遇之后将会产生文化反应：交流、对话、冲突、吸纳、融合……遵义会议精神的价值正在于它对处于边缘区位的贵州地域文化的正向引导，强化了贵州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在这种“一元化”认同中，植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元素。这种由外而内的文化注入，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直接成为推动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生动力，也成为贵州地域文化历久弥新的核心要素。

（二）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背景

研究和认识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之关系，必须站在可以清晰鸟瞰这一精神与这一特殊文化全局的高度。无论是从时间的维度、空间的维度还是从历史创造者的维度去观察，都应该把视野扩展到能观察由这三个维度所构成的、具有文缘与文脉关系的相关领域。因此，准确认识遵义会议精神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准确认识当时贵州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形态就是研究的必要前提。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号召武装民众，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国民党当局却认定不剿共便不能抗日。同时，国民党又受到地方军事实力派的牵制与挑战，在没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撑的情况下，既处于国际外交的弱势，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凌逼采取不抵抗政策，又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当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中共号召抗日救国，而蒋介石却将中共视为“心腹之患”，将日本侵略者当作“肢体之患”，继续推行其“中央一体化”政策，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从而激起了各界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全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以及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国要举全国之力抗日，必然要求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在抗日前提下，在优先解决民族矛盾的基础上实现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的统一。这是必要的，却是不可能的。这种统一，不是国民党所强调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一；也不是中共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既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又要抗日；更不是地方武装实力派自立政权，反蒋抗日。它只能是中共所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缓和国内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把中华民族一切有利于抗日的力量最广泛地凝聚起来，尽可能地减少自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以来的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及国民党中央系与地方武装实力派之间的能量内耗，实现最大限度地停止内争内斗，一致对外。这样，就要求国共两党都放弃自己原先预设的不合时宜的抗日前提。

然而，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西安事变以前，国际国内形势都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当时，“国际上虽然主要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但由于各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首先是以自己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导致中国面对的国际关系是‘四向分散’的格局：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特大经济危机而焦头烂额；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却乘机向外扩张，妄图称霸世界；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自顾不暇；共产国际虽然统一指导和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但主要又受苏联的左右；首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和最初遭受德、意侵略的各国，面对法西斯的侵略却四顾无援。因此，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很难获得强有力的、实实在在的国际援助。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华，也包含着希望中国成为自己远东屏障的民族主义成分”[2]。因此，中国的抗战只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终于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

至于当时国内的状况，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大体上呈“三派政治势力、三种政权和三大类军事力量矛盾、对峙、斗争的‘三足鼎立’之势。三派政治势力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系；以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反蒋地方实力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三种政权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3]；1933年11月20日以十九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势力，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后，成立于福州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及广东、广西两省乘蒋介石“剿共”和处理福建事变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组织为名，与南京国民政府“均权分治”，于1934年6月1日发动的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中的政权；中共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长征中建立的各种苏维埃政府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等人民革命政权。三大军事力量是：国民党中央系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以桂系、粤系、川系和东北军、西北军为代表的分布于两广、西南、西北、华北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军和杂牌军；中共领导的红军及地方武装力量。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三派政治势力、三种政权和三大类军事力量都必须适时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以减少矛盾冲突和内争内斗，谋求联合，一致抗日。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人们都有理由要求对立的三方，首先是要求执掌政权、能支配综合国力的国民党中央系及其政府、军队，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然而，三方尤其是国民党中央系的政策策略的调整既被动而又晚又缓。蒋介石集团没有也不可能与中共停战言和，反而把中共及其武装力量一“剿”再“剿”，对各地方实力派仍然实行分化、兼并和打压。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宣言，提出：

“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4]

这一宣言虽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未获得国民党的任何响应，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和一切爱国反蒋抗日力量的希望。到1934年，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共中央的统治以及教条主义的倾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共中央未能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没有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到解决阶级矛盾之前和之上，而依然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打倒蒋介石、反对国民政府并列，实际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把反对后者当作首要任务，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的正确路线，实行关门主义和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至于各地的反蒋地方武装实力派，他们与国民党中央系在阶级利益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虽先于国民党中央系举起抗日的旗帜，但与中共所号召的武装民众、全民御侮又不完全一致，有的反蒋地方武装实力派还先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与中共在抗日前提下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虽然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但他们都保留着自己派别的私利。

以《八一宣言》发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同时他们还吁请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抗日民主的、联合广泛反帝阵线的十项行政方针，并号召全体同胞实现全民总动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5]《八一宣言》的广泛宣传和传播，不仅进一步推动了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为遵义会议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而且对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科学认识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这一宏大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复杂背景，不仅有助于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内涵，而且有利于认识当时的贵州地域文化发展变化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休戚与共的关系。

（三）20世纪30年代贵州地域文化所具有的个性特质

文化是特定地域和特定社会的人们所具有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社会所公认的那部分能怡情养性的、较之社会大众生活方式更高雅的东西。它包括了那些世俗的日常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在内的行为及其价值取向。贵州在遵义会议前后由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模式所构成的地域文化，是自有人类生活其中所积淀起来的，也是不断吸收本地域之外的文化元素，根据自身所需而改变的。它既可以放弃旧的文化特质、要素及其表现形式，也可以创造或吸纳新的特质、要素及其表现形式。1935年前后的贵州地域文化，既表现出固有的边缘化、封闭性、贫穷落后和“三言两语”[6]中的被误读、诬枉而“失语”的状态；同时又表现出自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精英文化趋时赶势，甚至能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超越经济基础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长期的积弱积贫刺激所催生的急切而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渴求，与遵义会议精神所昭示的党的理想信念、道路选择和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产生心灵共鸣和文化呼应。

贵州地域文化之所以彰显个性、特质，除文化生成发展的规律使然外，就贵州地域而言，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造成贵州边缘区位的形成和长期固化，从根本上制约了贵州地域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基础。地域文化研究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地域经济研究；地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又与地域的区位优势或弱势紧密相关。研究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的关系，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上各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不能从全局上、深层次和多角度去透彻了解各地域文化赖以生成的经济基础，自然也不能看清贵州在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中所处的边缘弱势，更不能认识贵州文化生成的根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汉唐峰巅连绵，在中原树立了举世闻名的盛世丰碑。自魏晋以降至明，随着王朝都城由西而东的迁移，中原以西由盛而衰，北方的游牧文明向南扩展，征服并融入南方的农耕文明，中国历史的重心不仅继续由西而东，而且由北而南地进行着转移。到明清之际，明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对西南边疆的控制，特别是对贵州的开发与建省，第一次以制度、物质和观念之力加速推进贵州与中国经济主流区域的接近，但终究没有改变经济、文化重心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地转移交融和贵州的边缘区位。进入近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借助殖民扩张战略和洋枪洋炮，征服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重心更加速由中原向东南沿海转移。同时，由于东南亚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与之相毗邻的中国西南地区，便出现了沿边地区边缘主流化的趋势，像云南这样更边疆的省份走近主流。在近代化进程中，贵州相较于云南更显落后，依然处于近代化冲击波递减的边缘，特别是没有近代交通，甚至无交通可言的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还处于封建领主制文化的阶段，犹如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其次，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恶劣的生存条件，涵养了人的性格，也限制了人的眼界。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发育成熟的典型地区之一，山高谷深，地形地貌复杂，自古交通闭塞，不少山区缺少灌溉水源，靠天吃饭，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长期传承保留下来。20世纪30年代，贵州相当多的地方不通公路，古代的驿路、盐茶古道和先辈们筚路蓝缕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成了与外界交往的孔道。这些地方也是历朝历代中央王朝或地方政府统治相对薄弱甚至是鞭长莫及的地方。族群或家族的文化长期传承下来，土官制度流变为寨老、土司、头人或族长的统治。即使是辛亥革命这样的变局，也没有传递到这些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山川的阻隔与屏障，成了民国初年贵州军阀割据混战的此疆彼界。正是这种恶劣而封闭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文化事象中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干岛”现象，包容性与封闭性并存，摆脱贫困的欲望与急功近利、敢为人先而又后继乏力、难以成事的局面十分普遍。而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则有利于红军长征中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敌军的包围圈中声东击西，穿插分割，游刃有余，为红色文化的进入开辟了新通道。

最后，贵州是典型的移民省，绵延不断的移民潮是贵州多元文化形成和流变的源头活水。但由于贵州移民社会长时期的“夷多汉少”“夷强汉弱”以及山川阻隔，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往往易于将其同化、融合。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原文化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被吸纳、接受，既经历时间长，过程也艰难。在贵州文化史上，文化的正常交流融合往往与军事、政治媒介的强势植入是并行不悖的。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发，魏晋的南征与南中大姓对贵州的影响，到贬官谪戍者在贵州的文化传播，都说明中央王朝势力强大、对西南边疆重视且有实力统治时，贵州与中原的交往就密切，反之，贵州与中原的交往则疏远。中国行政体制变迁在贵州的表现形式，往往与中原和沿海、沿江地区大不一致。贵州建省前行政体系的演化，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秦汉时期郡国并存。秦汉王朝时郡县制的推广因经济社会基础不同，在交通相对便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设郡守、都尉、县令等与内地相当的官员进行治理，而在边远落后地区却只能封部落、部族首领为王、侯、邑长等，开启了“土流并存”的局面。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贵州的统治仍然因循了“土流并治”的格局，在乌江以北地区设立如同内地的“经制州”，在乌江以南地区则多“析其部落、部族”，建立“羁縻州”。北宋因袭唐制。南宋时期，中央王朝与贵州地域的联系，多仰仗马帮经济的纽带。元朝对今贵州地域的行政统治，创下了府州县与土司并存的局面。明初的“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皆缘于军事政治目的，直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成为中国的第13个行省，而文化的变迁无不与移民潮的涌入密切相关。明亡以后，从清顺治元年至顺治十六年（1644～1659），贵州为南明政权所统治，其中永历政权在安龙“驻跸”近四年，与大西军余部联明抗清，促成了江南文化、岭南文化与西南文化的大交流。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后，经过“改土归流”，废除不服从中央的土司，保留归顺中央的一些土司，将其降格归州、县管理，打破了土司割据的状态，并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大约至清康熙年间，才确立了现今贵州的省域边界。贵州的行政变革史，实质上是文化变迁史，是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博弈的过程。贵州进入近代，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也是逐步变化，边远落后地区并没有受到近代文化的洗礼，领主制的经济、社会、文化依然如故，近代化的起步只在交通沿线有所反映，大多数的地方，“社会凌乱乖错，仍似千百年前之旧态；民智酣梦否塞，依然三代以上之故习”[7]。

受长期的历史积淀与现实因素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在城镇及水陆交通要冲的贵州文化中，汉文化占据主导优势，大汉族主义又充满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与偏见。在这些地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西文化通过宗教和思想观念的传播，通过商品的输入，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国民党对城镇及水陆交通要冲的反共思想灌输相对较强，且有一定的市场。而恰巧正是在这种反动统治思想的文化控制与文化围剿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因中共贵州地方组织的早期活动和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在贵州的早期活动，有如地火般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而在偏远落后的广大农村，无论是革命的思想还是反革命的思想都十分薄弱，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广大农村深感剥削压迫的沉重，政权的力量多通过族权、绅权得以伸张，领主制下的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而地主阶级的文化在以汉族为主的农村则占据主导地位。落后的、原始形态的文化成为当时贵州文化的主要形态。更由于贵州与周边省份的特殊的地缘、族缘、史缘、商缘、情缘关系，近湘者若湘、邻桂者似桂、靠滇者像滇、连川者近川的文化现象长期未能改变，唯有黔中地区体现了通道文化、移民文化、山地文化和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四方汇聚、八面交融的较强的近代化形态。

相较于周边省份成熟且已定型的地域文化而言，贵州地域文化是一个不成熟的、弱势的、散漫的文化，它的包容性、吸纳性、可塑性强，而吸引力、辐射力、集聚力弱。正是这种严酷的自然生境和苦难深重的人文生境下的文化，对能让它的主人摆脱剥削压迫、获得自由解放的遵义会议精神所闪射出的红色文化的高度、深度、温度、亮度有天然的亲和力、认同度和实践性。遵义会议精神既利于对贵州地域文化的推助，同时又引领了贵州文化的走向，使其从更深广、更彻底、更切实的层面由旧民主主义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转折。

本课题所研究的贵州地域文化，自然是指今贵州省域范围内、遵义会议召开前后被创造、传承、承载着的文化。但文化的存在形式在时间、空间上都不是以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划的出现来界定的。贵州地域文化虽有当时行省的明确边界，但其文化形态的表现没有明确的边界。六百年前才建立的贵州行省，是分割原先属于云南、四川、湖广三个行省相连接的边地形成的，经过多次调整，到清康熙年间才基本上形成了当今17万平方公里的省域疆界。作为文化区域，建省时的贵州地域文化，就是三省边地文化的拼合。至遵义会议前后，则是云南、四川、湖南、广西四省文化的拼接与融合。即便是当今的贵州地域文化，也与周边五个省（区、市）的地域文化有历史与现实交接的割不断的联系。正是这种历史地理的原因，本课题所指的贵州地域文化，应该是清晰的文化视野，却是模糊的文化边际；是有限的地域空间，却是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长河中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个横切面。而研究中必然涉及的遵义会议精神对当代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则又是以当今贵州省域范围来界定了。

因此，本课题中的贵州地域文化既是指存在于贵州省域范围内的各族人民及其先民创造的因自然地理环境被切割分离、因长期与周边和中原文化交往所形成的相对封闭、被边缘化了的多民族、多支系、多形态的文化；同时，又是指红军长征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大迁徙、大交流、大传播和国民党中央系与各相关地方派系进入贵州所形成的文化围剿、文化对峙与对抗所构成的特殊格局下的文化。以国共两党、两军所代表的文化对抗、文化博弈与贵州地域文化在这种对抗、博弈中的选择性适应、交流、吸收而造成的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的文化，就属于本课题所研究的贵州地域文化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