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驱动力、流动人口和农村家庭结构

尽管户口制度导致城乡分化严重，但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53.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1990年城市地区的人口仅占26.0%。其主要原因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Ren, 2013）。不过，由于上文提到的户口壁垒，极少有流动农民工可以获得城市户口，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比如，政府提供住房、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Chan & Buckingham, 2008）。除了制度性歧视以外，农村人口还受到文化的、个人的歧视，常常被城市人看不起（Jin, Wen, Fan, & Wang, 2012）。因此，绝大多数流动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很难在城市定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共有1.68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其中1.3亿人是独自到城市工作，仅有3500万人属于举家迁移（国家统计局，2015）。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女性和小孩被留在农村，家庭分离成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郭于华、黄斌欢，2014；马瑞、徐志刚、仇焕广、白军飞，2011; Ye, Wang, Wu, He, & Liu, 2013；张果、曾永明，2013）。

在这种背景下，流动农民工的孩子——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全国妇联课题组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0～17岁的流动儿童人口规模为3580万（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面临许多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限制，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上的限制。总的来讲，他们几乎不可能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Pong, 2014）。一种例外的情况是，向当地公立学校支付赞助费，但这笔钱是大多数流动农民工家庭无法负担的。即便有能力支付赞助费，流动儿童也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升学考试。但是，儿童学到的很有可能与户口所在地的教学和考试内容完全不同，这使他们很难顺利通过升学考试（丁明秀，2012; Xiang, 2007）。除了受教育机会受限外，流动儿童还会遭遇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情感问题（如自卑、孤单）、行为问题（如抽烟、喝酒）和身体健康问题（如传染病流行）（胡宁、方晓义、蔺秀云，2009；罗晓明，2005；张伟源、覃玉宇、吴俊端，2010）。

农村留守儿童同样面临诸多挑战。全国妇联课题组的数据（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留守儿童人口规模为6100万，占儿童总人口的21.88%。和流动儿童不同，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课题组的报告（2013）指出，近半数（46.74%）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流动，他们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其中32.67%的留守儿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10.7%的留守儿童和其他成人（父母的亲戚、朋友）同住，另外3.37%的留守儿童则独自生活。尽管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这也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支持和监护。作为首要监护人的祖父母大多文化程度较低，体能和精力有限，无法给予孩子充分的教导和照料。因此，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普遍低于平均水平，面临心理问题、身体健康问题、人口拐卖、性骚扰和其他形式的危险（Chen, Huang, Rozelle, Shi, & Zhang, 2009；潘珊，2014；郑磊、吴映雄，2014）。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并不一定会对儿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务工父母的汇款使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改善及父母到城市后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Ren &Treiman, 2016; Wen & Lin, 2012; Fan, Su, Gill, & Birmaher，2010）。

总之，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