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

研究意义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0～14岁儿童人口为22260万，占全国总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16.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及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儿童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见World Bank, 2015a）。

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国儿童的生活条件和身体健康水平在整体上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农村儿童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父母可以流动到城市，从事工业或服务业工作，获得了农业以外的收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此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一对农村夫妇最多生育两个孩子，这样一来，家庭规模不断变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独生子女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情感关注，是全家的“小皇帝”（Rosenzweig & Zhang, 2009）。

另一方面，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对儿童福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对农村儿童。主要有如下四项挑战。第一，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城乡差距依然存在，甚至还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2012年，中国仍有1.28亿人口（主要是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300元（即每人每天1.6美元）（中国科学院，2012）。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儿童照料和教育资源上的城乡不平等。第二，大量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存在发展上的劣势（王瑞敏、邹泓，2010）。许多城市对流动人口采取排斥性导向的政策和措施，导致流动儿童在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学习和获取其他公共服务上面临许多困难（Chan, 2009）。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住房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们的孩子与城市儿童相比处于劣势。第三，排斥性政策迫使有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农民工选择将子女留在农村。2010年中国留守儿童有6100万，占儿童总数的22%（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已有的研究表明，父母长期缺位有可能对孩子的心理、社会和认知能力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诸如自卑、抑郁、缺乏学习动力等一系列后果（Wen & Lin, 2012; Xiang, 2007）。由于缺乏适当的成人监护，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Chen, Huang, Rozelle, Shi, & Zhang, 2009）。第四，部分农村地区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学校合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儿童的困境。学校合并致使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孩子更难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中国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发展状况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热切关注。已有一系列关于农村儿童生活困境的新闻报道。除了媒体，国内外社会组织和学者还开展了大量学术研究和调查，来关注中国儿童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状况。他们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儿童福祉（Xiang, 2007；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新公民计划，2014；邹泓、屈智勇、张秋凌，2005）。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中国儿童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儿童发展有限的几个方面，并没有给出中国儿童的总体状况。比如，在儿童福祉方面，政府报告通常只涉及几项指标，诸如婴儿死亡率、身体健康情况、学校注册人数，但是缺少包括自尊、幸福感等在内的社会-情感福祉和其他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此外，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并不具有全国代表性，往往是针对某地区或一定年龄组的调查。因此，这些研究无法反映全国儿童人口的总体状况。

本研究正是基于一个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旨在反映当今中国儿童的总体状况。在本书中，我们将涵盖儿童发展的所有重要领域，包括儿童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情感福祉、教育获得与认知能力发展。本书还重点比较了城市儿童和农村儿童、分居住类型的儿童（如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在发展上的差异。同时，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也是我们关注的一点，例如，不同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可能导致儿童成长具有不同的轨迹。

基于本项研究，我们致力于发现中国儿童人口中最弱势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发展困境。通过努力寻找这些孩子所在社会环境中的危害和保护性因素，我们希望帮助政府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有针对性的项目来提升儿童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