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多党制下的“两极社会”

恢复“民主制度”的25年时间里，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依然蹒跚而行，社会差距依然严重。在马尼拉街头，人们可以自由徜徉于亮丽的现代化商业中心、雅致幽静的高尚社区，闻名于世的马尼拉湾落日令人陶醉。但如果换个方向，仅仅走过几个街区，人们就会被拥挤、肮脏、昏暗的贫民窟所震惊，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美丽与丑陋、富裕与贫困、欢乐与悲凉并存一处的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两极”化的社会。

一 经济社会的“块状发展”

自马科斯政权倒台，菲律宾进入多党制20多年，“菲律宾经济发展长期陷入停滞”。课题组在菲律宾实地调研时，对菲律宾社会最大的直观感受是，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并不像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那样，呈现出因工业化进程而带来的社会面貌整体性的改观。自独立以来，菲律宾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尽管困难重重，却依然在步履蹒跚中前行。但是，菲律宾的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显然没有形成通常在工业化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整体性的社会进程。在菲律宾，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没有带来城乡整体面貌的改变，而是造成了反差极其明显的社会差距，这种差距直观地反映在菲律宾的城市面貌上，即一种现代时尚而闪亮的街区与极度贫困脏乱的贫民窟交织的奇特城市面貌。我们将其称为菲律宾的“块状发展”模式。

形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大家族掌控经济资源，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工业发展乏力，不能大量吸纳农业剩余人口。

“块状发展”现象的产生是由菲律宾自身国情决定的。受殖民时期土地制度的影响，菲律宾的土地资源基本掌握在地主阶级以及传统大家族手里，他们通过农业种植业生产获取财富，因而社会财富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独立建国后，菲律宾政府主持的经济发展项目主要依靠外资，造成外债负担过重；1986年之后的近30年，菲律宾经常出现政治动荡，加上治安恶劣、腐败横行、水电成本过高而政府政策无法落实，投资环境不理想，让国际商家们望而却步；同样，本土中小企业的生长发展条件也比较恶劣，中小企业成长缓慢、总体力量薄弱；处于经济优势地位的传统大家族的资本，可以说是拉动菲律宾经济发展的主要内部动力。

传统大家族凭借自己掌控的经济资源，形成了“死守垄断的国内市场、分享高额利润的利益结构”，缺乏发展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动力。“企业界名流们不愿意扩大对制造业的投资，而将资金投向以投机为目的的不动产和高利率的金融资产，以及资金回收较快的服务性行业，致使对制造业的投资毫无增长。”

我国学者指出：“作为一个从农业发展起步朝向工业化方向发展的国家，菲律宾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本应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提高和壮大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基础和水平，然后再进入第三阶段即发展和壮大服务业。可是，菲律宾的经济结构调整却是在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从规模到实力都相当弱小的基础上跨越工业部门去发展服务业。如今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占到近一半，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而工业部门的比重只占GDP的1/3，制造业长期徘徊在GDP的1/4。这种状况对菲律宾要取得经济的持续、较高增长是十分不利的。”

20世纪80年代之前，菲律宾经济在马科斯时代获得很大成就，1982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马科斯的经济发展战略最终却将菲律宾带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80年代，菲律宾陷入10年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拉开了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差距。菲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65～1980年为5.9%,1980～1989年为0.7%；工业年平均增长率1965～1980年为8.0%,1980～1989年为-0.8%；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1965～1980年为7.5%,1980～1989年为0.5%。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制造业年增长率则分别为12.7%、8.0%、8.1%。

20世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传统大家族掌控的经济利益结构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菲律宾制造业发展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放缓加上菲律宾国内政治和社会动荡，给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建筑业和制造业自1998年起基本处于负增长或低速增长，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滑。

目前，菲律宾的工业经济基本只限于原材料生产和低附加值出口制造业，出口的工业产品依赖单一的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的出口也一直保持跌势，出口值从2010年12月的230亿美元降至2011年12月的150亿美元。

菲律宾的工业化只惠及了少数寡头企业。菲律宾发电和配电企业基本上被一些家族所控制，市场集中化程度畸高。这些家族集团下属的配电和发电企业通过交叉持股等多种手段，阻止他人获得银行贷款和进行电力投资，保护家族发电送电企业的垄断地位。从拉莫斯任总统时开始，然后是阿罗约总统，都希望改变菲律宾电力行业的状况，为菲律宾工业化和民生降低成本。虽经多年努力，但依然没有改变少数家族企业绑架整个菲律宾电力工业，造成电价畸高的状况。这是一个家族企业从工业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变成既得利益者和阻碍者的典型事例。

目前菲律宾80%的正式就业岗位是在大企业，但是大企业数量有限，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困难，菲律宾国内提供的非农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就业需求。这一方面造成菲律宾农业人口比重过高，从就业比例上看，菲律宾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3以上，约1/3的劳动力主业是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国内就业空间狭小，迫使菲律宾人大量境外就业。菲律宾国内失业率常年保持高位，境外就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1982年菲律宾政府就设立了专门负责海外劳务的海外就业署，1995年颁布专门的《海外劳工与海外菲人法》，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就业管理机构的职能。海外劳工是菲律宾工业化无法吸纳的劳动力，他们只有到海外寻找工作机会，才能养家糊口。目前菲律宾是最大的劳务输出国，800多万菲律宾人在海外就业，约占总人口的1/10，海外劳务汇款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0。海外劳务汇款客观上缓解了国家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但这些个人汇款只是解决他们家庭的温饱问题，很少用于国内的投资。海外劳工是“外在”于菲律宾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力量，他们的发展很难帮助菲律宾解决国内“分裂”的“二元”结构。

第二，人口增长过快吞噬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根据菲律宾的官方统计，1939年菲律宾全境仅有1600万人，1970年已高达3670万人，1990年增长到6070万人，2004年为8400万人，2011年为9580万人，2014年将超过1亿人。根据统计，2011年菲律宾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95人，居世界第32位。菲律宾是全球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生育率最高曾达到4.5%。2011年，菲律宾GDP平减指数为164.62，同比上涨4.2%; GNI平减指数为165.07，同比上涨4.0%;2011年，菲律宾人口比2010年增加180万人，同比增长19.1‰。

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是造成菲律宾劳动力过剩的主要原因。根据菲律宾官方数据，“2011年菲律宾的失业人口为280万，占7%，同比下降了0.3%。其中，63%为男性失业者。45%的失业人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42%具有大专学历，12.6%仅接受过初级教育。但是，2011年不充分就业人口（under-employed persons）仍达720万，占19.3%。其中，59%为显性不充分就业，即每周的工作时间少于40小时，只有39.4%的菲律宾劳动力人口的工作时间达到或多于40小时。”但是，菲律宾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的数据显示，2011年菲律宾失业率高达24%，不充分就业率亦达34%，即约有970万人失业。按照年龄群分布，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为55.9%；其次为24岁至34岁，失业率为45.4%; 35岁至44岁为21.7%; 45岁以上为30.8%。

根据菲律宾人口统计局2004年的预测，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菲律宾要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要等到2049年。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2013年1月15日报道，“社会气象站”在2012年12月8～11日的抽样调查显示，54%即1090万个家庭自认贫穷，该数据比2012年第三季度的47%大幅上升。此项指标的最高纪录是在1985年，当时有74%的菲律宾家庭自认贫穷。在另一项调查中，44%即890万个家庭认为食物短缺，该数据亦比2011年的35%大幅上升。

在菲律宾调研期间，一位菲律宾众议员对我们说：“全国平均来讲，每户家庭有4.5个小孩，越富的人，他们的孩子越少，一般只有2个，越穷的人一般有5个到6个。这样穷者越穷，越没有办法养活这些小孩，但他们由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反而会多生，这是一个讽刺。”菲律宾政府给中小学每个学生补贴的经费每天只有21比索（相当于4元人民币），许多学生因为贫穷上不起学，10%的学生辍学。菲律宾有童工500万人，街头流浪儿有150万人以上。

由于天主教会极力反对，2012年之前，历届菲律宾政府提出的计划生育法案都没有能通过。2012年12月17日和19日，菲律宾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了《计划生育法案》, 12月29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了该项法案，使之成为正式法律。但要彻底实行计划生育法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该方案更多的是防止青少年早育的方案，还没有真正触及成年人计划生育本身。

二 失败的土地改革

“菲律宾是一个经济不发展的国家，而其经济不发展与土地制度有关。”这是菲律宾问题研究者们的普遍共识。相形之下，从马科斯开始的历任菲律宾政府以及总统都把推进土改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但这一关系工业化发展和社会结构改造的重要社会进程进展极其艰难。

马科斯总统曾经大力推广“绿色革命”，希望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将菲律宾大部分耕地从家族手中转到农民手中，实现“耕者有其田”。在马科斯政权的推动下，当年菲律宾政府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曾取得过一定成效，1976年菲律宾甚至首次实现了粮食自给，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一项值得关注的成功案例。但是由于传统大家族的极力抵制，马科斯家族也难以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马科斯政府的土地改革实际进展有限。加上旱灾、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菲律宾的农业一落千丈。

阿基诺夫人初掌政权的1987年1月22日，约1万名农民便在马尼拉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进行土改，无偿分配土地，遭到政府镇压，造成死亡18人、伤数十人的后果，成为菲律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血抗议事件，也是科拉松·阿基诺总统执政后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这次事件突出地表明，解决土地问题在菲律宾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政治问题。

迫于农民不断要求土改的压力，阿基诺夫人政府于1987年4月制订土改方案，计划在6年时间里将39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200多万农民。这些土地包括地主拥有的稻田、玉米种植园和政府闲置、没收及征购的土地。1987年7月22日，阿基诺夫人签署了《全民土地改革计划》。根据该计划，菲律宾将在10年内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具体措施有：第一，扩大马科斯时代的土改范围，从原来的稻米和玉米用地扩大到椰子、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用地；第二，增加土地改革的方式，地主可以不转让土地所有权，可以采取契约土地、农产品的重新分配和利润分红的方式进行；第三，政府参与程度加深，有9个政府部门一起参与推进土地改革，并且计划投入约100亿美元用于新的土改。但是，阿基诺夫人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同样遇到了挑战，比如：政府资金短缺，土改部门官员腐败，农民偿还能力低和土改周期长等问题。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地主和庄园主的反对。除此之外，阿基诺夫人政府的政策本身也有严重漏洞，在家族势力和大庄园主的压力下，阿基诺夫人政府同意将股票和分红作为土地改革的一种方式，即政府出面购买土地股权，然后按一定方式分配给农民。按照这个计划，地主拥有的土地可以不再重新分配，只要将农民转化成为股东即可。按照阿基诺夫人政府的改革方案，阿基诺夫人执政时期，仅完成了80万公顷土地的改革。

拉莫斯总统于1992年6月上任后，继续执行《全面土地改革计划》。拉莫斯政府雄心勃勃，试图标本兼治彻底消除土地顽症，一方面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根据历史经验，土地改革必须与农业发展、技术推广相结合才具有生命力，为此拉莫斯政府引入世界银行贷款，实施了“土改社区计划”，即把农村地区发展成为生产中心或可持续农村发展中心。1997年，菲律宾已经建立起921个土改社区，约35万个农户受益。“拉莫斯政府在1992年7月至1995年7月的三年间，向农户分配的农田相当于1972～1992年20年内土地分配总数的42%。”在拉莫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政府完成土地改革的面积约有290万公顷。这一时期，也是菲律宾农业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菲律宾农业生产率增长率仍然很低，不到2%。

埃斯特拉达执政时间短，但是在这短暂的时期，土地改革应该说还取得了一定成效，草根出身的埃斯特拉达总统为赢得农民的支持，努力加快土改步伐，增加政府的资金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1999年和2000年，菲律宾农业增长率分别为6.5%和4.3%，土地生产增长率分别为3.5%和3.9%。

阿罗约总统执政时期，继续进行土改。阿罗约政府加大重新分配土地的力度，对农村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建设和修缮，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加大了对土改案件的执行与赔偿。在其执政时期，农业增长率和土地生产率保持在3%以上的增长幅度。

阿基诺三世总统提出的土地改革口号最为响亮，但是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之一，能否向自己开刀却是一项他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2010年，阿基诺三世竞选总统时提出的最响亮的竞选承诺依然是“土改”，他提出要拯救3000万赤贫的佃农。阿基诺三世母亲的科胡昂科家族是菲律宾最富有的大家族之一，坐拥近6400公顷的路易西塔庄园，它是这个总统家族的经济命脉。即使从阿基诺夫人签署《全民土地改革计划》算起，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也已经进行20多年了，而路易西塔庄园的地权从未被分配过。菲律宾不管部部长拉玛斯认为：“阿基诺三世总统必须反对他的阶级。把自己家族的土地一次性地分给农民，他要给大家树一个好的榜样来解决土地问题。”

2011年11月24日，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决，将科胡昂科家族拥有的全国最大的近5000公顷甘蔗种植园中的4300公顷分售给6296名当地农民，并且判决科胡昂科家族不得要求1亿美元的补偿金。判决当天，上千名佃农齐聚最高法院门前，打起标语庆祝这场迟来的正义。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阿基诺三世公开表示，要给予土地所有者公正的补偿。当年底，阿基诺三世召集众议院弹劾主持此项判决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科罗纳并很快获得通过，2012年5月29日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决定解除科罗纳的职务，科罗纳成为菲律宾历史上首位遭弹劾下台的首席大法官。

多年来，尽管菲律宾历任总统、历届政府都宣称不遗余力地推进菲律宾的土地制度改革，但总体上，菲律宾土改进展极其迟缓，成效甚微。推进菲律宾土改最为得力的拉莫斯时期，实现土改的土地面积还不及科胡昂科一个大家族拥有土地的零头。菲律宾的土地改革遭遇艰难的原因是明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政治领域，在于掌握大部分土地的家族和地主们也掌控着菲律宾的政治权力。大部分立法者均出身于大地主家族。在他们的帮助下，家族与地主总是能够找到各种方式和手段保住他们的土地，立法者们制定的土地改革法律法规漏洞百出，所谓的补偿意味着让土地所有者肆意要价，实际增加了佃农们的压力，等于又被剥削了一回。此外，由于没有其他的农业生产援助政策，佃农获得土地后再开发土地的成本比较高，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反而降低，往往迫于生计选择出售土地，这些土地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农场主手中，这就是《全民土地改革计划》实施20多年来一直无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

传统土地制度以及建筑于此之上的政治权力结构，是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束缚和羁绊，其中具有菲律宾特色的最为突出的影响，就在于土地问题成为菲律宾长期存在的各种反政府力量的根源。这些形形色色的反政府力量也是菲律宾社会治安状况恶劣的主要原因。菲律宾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进行和解谈判多年，双方的武装冲突断断续续，反政府武装和各种黑恶势力是历届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长期影响着菲律宾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严重妨碍经济社会发展。

三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与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菲律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菲律宾经济开放并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使菲律宾众多产业，特别是农业受到冲击，约束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

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国家。20世纪40年代末，菲律宾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从50年代起，加工制造业以年均9.85%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工业化起步时，菲律宾的城市化率只有8%，到1965年已经上升到28%，在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大规模的工业化带动GDP以6% ～10%的速度增长。当时世界银行曾预测，菲律宾具备经济快速增长必需的基本条件，将会加入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是，菲律宾的工业化进程并不顺利，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增长放缓，债务缠身，失去了东南亚国家中发展的领先地位。2013年菲律宾人均GDP在东盟10国中仅排在第6位。

为什么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全球化没有给菲律宾带来跨越式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殖民主义痼疾难除。菲律宾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1946年菲律宾宣布独立后，与美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其中涉及经济贸易的《美菲贸易及相关事项协定》和1954年在该协定基础上修订成的《劳雷尔—兰利协定》规定，美国人在菲律宾开发自然资源、占有土地、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公共事业经营等，与菲律宾人享有“同等权利”；菲律宾对美国商品的输入不加限制，对某些商品甚至不得征收关税；菲律宾以优惠价格向美国提供农产品和其他工业原料。菲律宾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被美国公司垄断，四种传统产品椰子、糖、烟草和马尼拉麻，约90%出口到美国。美国在菲律宾的投资占外来投资的80%。菲律宾最大的50家公司中，有30家完全由美国资本控制，其余20家也有美国的股份或对美国银行负有债务。美国垄断资本把这个岛国变成了自己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据统计，在貌似平等的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仅关税一项，菲律宾每年的损失就达3亿比索（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1.5亿美元）。这一不平等条约直到1974年才被终止。

第二，扭曲的外汇制度。为了配合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菲律宾从1949年起实行外汇管制。菲律宾比索对美元官价自1903年起即定为2比索等于1美元。1946年菲律宾宣布独立时公布的汇率仍为2 ∶ 1，根据《美菲贸易及相关事项协定》，菲律宾比索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制。菲律宾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使比索长期被高估，菲律宾的工业品价格高，没有竞争力，而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则比较容易进入菲律宾市场。菲律宾出口美国的农产品换汇率也因此降低，资源被低价出口。1962年，菲律宾解除了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且在1965年将比索贬值近50%，官方汇率为3.9比索兑1美元。但是，菲律宾政府并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完成从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的转变，而是继续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并且加强了对民族工业的关税保护。虽然菲律宾政府在60年代后期意识到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的转变的重要性，并于1967年颁布了“投资奖励法案”，并设立出口加工区，但由于当时国内政局不稳定，政策难以实施。直到1973年菲律宾才开始实行出口替代工业化。由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失误，又遭遇70年代石油危机，菲律宾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全面恶化，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外债急剧增加。马科斯统治后期，菲律宾已欠下300多亿美元外债。

第三，农业受全球化冲击。菲律宾本是农业国，直到1979年，农村人口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业部门的就业劳动力约占全国总劳动力的50%。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菲律宾农业畸形发展，主要发展四大经济作物（甘蔗、椰子、马尼拉麻、烟草），粮食大量依靠进口。1937年四大经济作物的出口比重高达80%，其中3/4出口到美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菲律宾农业没有得到保护，西方国家得到政府补贴的农产品进入菲律宾，菲律宾农业受到很大冲击，粮食问题更加突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政府意识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采取措施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加大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菲律宾粮食自给率不断提高。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律宾城市化加速，城镇人口从30.3%上升到了90年代的54.2%,2010年菲律宾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66.4%，农业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粮食问题依然严峻。

全面地看，经济全球化对菲律宾也有积极意义。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政治上依附美国的菲律宾可以从全球化中分得一杯羹；文化教育方面，菲律宾实行英文基础教育，它为菲律宾培养了国际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菲律宾利用这一优势为自己服务。

首先，菲佣或海外劳工，为菲律宾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菲佣或海外劳工人数众多，2011年菲律宾的海外劳工为950万人，占总人口的10%。他们俨然成为菲律宾经济中的一支新生力量。根据菲律宾官方统计，除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官方发展援助（ODA），侨汇（海外劳工或菲佣所汇的钱）被看成菲律宾经济发展的第三根支柱。“2009年菲律宾侨汇数额占GDP的12%，是FDI数额的10倍多，是商业服务出口的2倍。”2011年侨汇约为200亿美元，相比2003年的75亿美元，其数额大增。由于海外劳工的工作相对稳定，侨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一个可靠的外汇来源。

其次，海外的知识分子给菲律宾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知识。除了海外劳工外，不少菲律宾知识分子定居海外，大部分在欧美国家。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学有所成，在欧美国家工作、生活。菲律宾政府通过设立科技咨询理事会，鼓励海外菲律宾科学家组成自己的协会，并启动知识转移。除了利用联合国开发署推行“依靠侨居海外的本民族专家转让知识”项目以及“返回科学家项目”，海外菲律宾人还自发建立了人才引进网络。“人才引进网络是由专业工程师、科学家组成的，特别注重高科技的商业网络，1993年6月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菲律宾研究生与旧金山湾区的菲律宾人合作成立。它建立了庞大的人力资源数据库，试图将海外菲律宾专才与菲律宾国内同行重新建立连接以应对菲律宾的人才流失问题。它的发展规划之一是为菲律宾打造‘菲律宾版本’的硅谷IT社区。”虽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人才回流，但菲律宾的人才流失仍然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国内发展环境有限。

再次，国际外包业务，菲律宾可以承接一部分其他国家的业务。2011年菲律宾超过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语音外包服务（如呼叫中心客服）提供国。菲律宾投资局数据显示，2011年68.3万菲律宾人就职于离岸呼叫中心，创造营业收入110亿美元，同比增长24%，政府预计到2016年离岸呼叫中心将创造250亿美元营业收入。

最后，菲律宾华商的链条作用。华人在菲律宾属于绝对少数，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5%，约150万人。但菲律宾华人对菲律宾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菲律宾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建设者。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出现一批华人大企业集团，80年代这些企业实力大增。它们在制造业、金融、房地产、媒体、零售业等具有重要影响。比如“以制造业为主多元发展的企业集团有陈永栽企业集团、吴奕辉企业集团、黄登仕企业集团；以农林牧资源加工为主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有行裕集团等；以金融业为主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有杨应琳企业集团、首都银行集团等；以房地产为主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有亚洲世界集团、吴天恩集团等；以百货业为主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有SM集团等”。

从东亚的整体情况看，在战后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在经历经济全球化洗礼中，走上了适应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道路，总体上在一定阶段内还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资本转移中，借势发展了本国、本地区的出口加工业，促进了本国、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但菲律宾是另类典型，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受冲击，最终落伍的典型。导致这样结果的表层原因是菲律宾发展策略的失误，深层原因是菲律宾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

社会结构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层约束，使原本具备一定条件和优势的菲律宾未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未能像其他一些成功的东亚国家那样，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加速工业化发展，成功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