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菲律宾政治的历史背景

菲律宾自近代以来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占和剥夺，作为殖民地，菲律宾与东亚的其他国家（地区）一样，共同面临着新旧殖民主义、革命与改良、威权与民主等基本历史问题。菲律宾对于这些问题交出了一张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菲律宾式”的答卷。

一 民族振兴意识兴起和弱化

民族振兴意识的兴起是近代亚洲国家政治觉醒、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形态是，以民族振兴意识兴起为先导，经过武装斗争，摆脱殖民地地位，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推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实现社会的政治转型。民族振兴意识主要体现在民族身份认同和对民族平等、国家富强的追求。

（一）亚洲民族觉醒的先声

菲律宾是亚洲殖民地国家中最早兴起民族振兴意识的国家。在民族振兴意识的指引下，菲律宾革命者打败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奏响了“亚洲觉醒”的先声，菲律宾的觉醒甚至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

500多年前，西班牙人通过军刀和十字架，把菲律宾变成它在亚洲的第一个殖民地。“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征服是以墨西哥为依托的，他们把在拉丁美洲的统治经验搬到菲律宾来，把在墨西哥的殖民制度移植到菲律宾来：一是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自上而下地建立一整套殖民行政机构；二是实行政教合一，天主教会成为西属菲律宾殖民地的重要统治支柱；三是引进封建的赐封制度，把殖民掠夺与封建剥削结合起来；同时，推行重商主义，建立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激起了菲律宾民族振兴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在西班牙殖民者近4个世纪（1521—1901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菲律宾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19世纪之前，反抗运动主要集中在反抗西班牙人的高压统治，大都由各地的酋长发起。进入19世纪，菲律宾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近代科技从欧洲传入菲律宾，特别是1868年西班牙自由派发动革命，推翻了专制的君主统治，这对菲律宾人的反抗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随着对外贸易飞速发展，菲律宾社会出现了逐步成长的工商业者阶层。“因世界市场对粮食作物出口需求的不断增长，在菲律宾诞生了大庄园主。这些大庄园主不断成长，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这在亚洲是第一次出现。他们大多数是混血的华人，并取得了华人社会的信任。因为拥有了丰厚的资产，他们派自己的子女去欧洲留学，以便培养本土的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这些文明开化的留学人员吸收了西方进步思想，比如民族主义与民主，并把它传授给其他人。后来这些民族主义分子与僵化的殖民主义统治发生了冲突。”

何塞·黎萨尔是给菲律宾带来民族主义思想的杰出人物，他被称为“菲律宾第一人”，是菲律宾民族振兴运动的先驱，他的思想、政治活动和生活轨迹，是菲律宾民族振兴意识形成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

何塞·黎萨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三位天主教神父的影响。在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下，菲律宾人曾有的民族自尊心几乎全被摧毁。大多数菲律宾人相信，自己比西班牙人低下，默认西班牙人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本土牧师对这一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佩德罗·佩莱斯神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是一位西班牙-菲律宾混血儿，1862年担任马尼拉教区的代理大主教。他提出菲律宾的天主教世俗化问题，并反对歧视菲律宾人的种族主义。他的学生布尔戈斯神父主张菲律宾教士和西班牙教士具有平等的权利，反映了菲律宾人民族平等意识的觉醒。1872年菲律宾爆发了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甲米地起义，布尔戈斯神父等三人被指控为起义的幕后策划者而被处以绞刑。黎萨尔当时表示：“‘1872年烈士之血’成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种子。没有布尔戈斯，就没有黎萨尔。”

受1872年甲米地起义的激励，菲律宾知识分子发起“宣传运动”，这是菲律宾民族振兴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1872年甲米地起义后，何塞·黎萨尔和许多菲律宾先进的知识分子痛苦地思考菲律宾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不断宣泄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不满与愤恨，要求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他们发起“宣传运动”，宣传他们的改革主张。这场运动先由在香港、日本、新加坡、巴黎和伦敦等地的菲律宾籍知识分子发起，后来一些菲律宾本土知识分子和在马德里等地留学的菲律宾学生也参加进来，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运动。黎萨尔在此期间撰写了上百篇文章、信件、科学短文和小说，其中小说《社会毒瘤》和《贪婪的统治》最为著名，它们“在菲律宾民族主义‘觉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两部小说揭露和讽刺了当时西班牙对菲律宾殖民统治的种种丑行和天主教牧师滥用职权的黑暗面。黎萨尔在这些作品中，反复强调菲律宾人一样能干，一样勇敢，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菲律宾人也能取得杰出的成就。

（二）改良色彩浓重的菲律宾民族主义

“宣传运动”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宣传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是菲律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在西班牙求学，羡慕西班牙的文化和制度，习惯于西班牙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对殖民者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和平的请愿和游说，使西班牙殖民当局能够体谅菲律宾人的痛苦，改革专制统治。

黎萨尔本人的民族振兴意识就充满了“改良主义”色彩，黎萨尔确立了一条经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变革旧制度的政治变革途径，他称之为“好改革”。他认为，“菲律宾，不是在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之后留在西班牙统治之下，就是用它自己的鲜血玷污它自己和宗主国之后独立。但是，没有人期望或希望后面这种割裂彼此关系的不幸，这种不幸，是所有方案中最糟糕的，也仅仅应该是最令人绝望的方案中的最后办法。让我们经由和平方式发展，在这种方式下，菲律宾能够在不伤害两国最基本的权利、利益或者尊严的情况下仍旧居于西班牙统治之下”。1896年12月15日，黎萨尔在《致一些菲律宾人的宣言》中说：“国人们，我已经证明自己是最希望我们国家解放的人，我继续抱着这种期望。但是，我的期望以民众的教育为前提，经由教育和工作，他们或许拥有自己的人格和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我也曾经说过（我的话被多次重复），为了有所成效，改革必须来自上层，来自下层的改革将是不可靠的、不规则的和不安全的。”

1896年8月，黎萨尔在赴拉丁美洲的船上被捕，他此行的目的是“拉开”与采用暴力形式的“菲律宾革命”的距离，到西属古巴做志愿医生。当年12月30日，西班牙殖民当局宣布黎萨尔犯有“煽动罪”，将他处死，“宣传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菲律宾的下层群众在“宣传运动”的影响下，成立了“卡蒂普南”组织，即他加禄语“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卡蒂普南”组织要比知识分子激进，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博尼法西奥主张通过暴力革命使菲律宾获得独立和自由，建立独立的菲律宾，振兴菲律宾民族。“卡蒂普南”的出现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和平改良运动的终结，和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开始，正是这个组织的活动，动摇了西班牙在菲律宾长达300多年统治的基础，并最终导致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结束。在“卡蒂普南”组织的领导下，1896年8月26日，菲律宾爆发了反殖民主义统治的“菲律宾革命”。经过两年的革命斗争，1898年6月12日“卡蒂普南”宣布菲律宾独立，9月15日成立革命国会，11月29日国会批准《马洛斯宪法》。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成立，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三）美国新殖民者的“开明统治”

幼小的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刚刚建立，就遭遇到了强大的美国新殖民者的打击。1898年美西战争接近尾声，美国以“保护菲律宾”和“支持菲律宾民族独立”为借口向马尼拉进军。统治菲律宾300多年的西班牙人被美国军队赶走了，美国人变成了新的殖民者，菲律宾进入美国殖民统治时期。

来自美国的新殖民者对菲律宾的统治方式，比西班牙殖民者有所改进。

一方面，菲律宾建立起了仿照美国政治制度的殖民政府。美国殖民者废除了西班牙的传统殖民机构，名义上对菲律宾实行“自治训练”，建立殖民文治政府，成立民选的“菲律宾会议”，实行吸收菲律宾上层人士参加的所谓的“民主政治”，使菲律宾在美国的“保护”下迅速“美化”或“同化”；经济上实行免税贸易，使菲律宾的经济完全依附于美国，把菲律宾变成它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面对美国貌似民主、文明的政治体系，受美国“开明”统治的吸引和系统的文化灌输，菲律宾的许多政治精英主张与美国合作。

另一方面，美国新殖民者使用软硬两手化解反抗力量。美国殖民统治初期，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分子领导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美国殖民当局残酷打击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同时拉拢、利诱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上层人士改变他们争取独立的方式，从军事斗争转向合作、抗衡或拒绝的和平手段。1907年，美国允许两名菲律宾委员常驻美国国会，以保护菲律宾的利益；之后逐渐任命一些菲律宾人担任殖民文治政府的高级职务，如审判长、最高法院成员、菲律宾委员会成员等。1912年以后，在殖民政府中的菲律宾人逐渐增多，逐步达到除教育部部长外，政府各部部长全部由菲律宾人担任。由于主张独立的政党一直得到民众的拥护，菲律宾议会（1909～1916年）和菲律宾立法议会（1916～1935年）每年都可以通过决议重申要求独立的愿望。

菲律宾重新沦为殖民地，既与美国殖民者的强大有关，也“是由其主流为精英的而非平民的民族主义所决定的。这些精英民族主义者既是殖民政策的贯彻实施者，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这种双重角色使其反抗不可能是根本和彻底的，他们必然要维护现存秩序与制度，以限制人民运动并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菲律宾在殖民地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比较弱小，没有能力承担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落在了知识精英和以大庄园主为核心的经济精英身上。这些精英，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并有较高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人，包括富裕的知识分子（ilustrado）、大庄园主（hacendado）、社区领袖（principales）以及地方政治首领（cacique）等，他们代表买办、大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在“宣传运动”的影响下，他们对西班牙殖民主义当局不满，在革命大势所趋时抱着个人目的投奔革命。当他们掌控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政权后，便利用革命政权来维护自身利益。在与美国殖民者的军事斗争失利的时候，他们坚定的民族立场发生了动摇。加之从小受西式教育，菲律宾精英阶层对美国文化并不陌生，对美国政治并不感到厌恶。他们意识到，美国的殖民统治，离不开像他们这些精英在财富和传统权力方面的支持，当美国殖民者表现出有可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时，便投入了美国的怀抱。由少数精英来代表民意，极大地便利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美国占领者顺势拉拢菲律宾精英阶层，并把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限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美国占领者麦克阿瑟将军对菲律宾从事武装斗争的民族主义分子实行大赦，众多民族主义者放下了武器。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激烈走向温和，精英阶层为美国殖民者拉拢和利用，他们起到了从内部瓦解菲律宾反抗运动的作用。

纵观菲律宾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由于那些坚定的反抗者、主张通过革命实现民族独立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被镇压，菲律宾的精英阶层历史性地转向了与殖民统治者妥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策略，对西班牙以及后来美国殖民者采取了既抵抗又合作的矛盾态度，他们对殖民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甚至压过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抗，民族自立自主的要求不强烈，这一态度决定了菲律宾的民族振兴意识的脆弱性和间断性。在我们看来，民族振兴意识弱化，以及随遇而安的文化品性，是近代以来制约菲律宾独立发展的重要的主观原因。

二 菲律宾的经济政治文化特质

西班牙和美国对菲律宾近400年的殖民统治，掠夺了菲律宾大量的自然资源，毁坏了菲律宾国内广大市场的发展潜力。无论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还是美国殖民主义者，在对菲律宾殖民统治期间，都致力于建立起一套“依附性”的殖民经济体系和相应政治统治制度以及社会、文化政策，以全面控制菲律宾社会和人民。长期的殖民统治深刻地影响了菲律宾，形成了菲律宾的某种社会特质，进而成为菲律宾现代化的一个无形障碍。

（一）依附性经济体系

在殖民主义时代，菲律宾沦为西方国家的廉价原料供应地。在农业方面，“畸形”发展宗主国需要的“经济作物”，形成单一的种植园经济，主要经济作物为4种，即甘蔗、椰子、马尼拉麻和烟草。“四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902年的46.9万公顷，扩大到1939年的163万公顷，扩大了二倍半，排挤了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从1910年至1950年，稻谷播种面积缩小了12%，粮食从自给转为大量依靠进口。1937年四大经济作物的出口比重高达80%，其中四分之三出口到美国。”

历史上，菲律宾民族工业极其落后，只有一些手工业和小规模经营的工业。菲律宾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都从美国进口，菲律宾成为美国工业品倾销的市场。

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美国资本几乎垄断了菲律宾的主要经济命脉。从矿山、大种植园、农矿产品加工、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到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美国资本无处不在。美国控制了菲律宾的巨额经济利益，成为制约菲律宾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分裂的社会结构

菲律宾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1979年之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一直高于70%。在依附性经济之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和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在他们与家族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难以跨越的“鸿沟”，菲律宾的社会结构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

家族经济、家族政治是现代菲律宾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起源于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也与菲律宾“千岛之国”的地理特征有关。西班牙和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总体上采取的是间接统治方式，即通过菲律宾的教会和政治精英进行统治。为了生产西方殖民者所需要的种植产品，菲律宾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种植园经济体，土地集中于种植园主。在殖民者的支持下，菲律宾的教会和政治精英大都拥有巨额的土地和财富，属于当地的富裕阶层，但这些人数量极少。根据1948年所做的调查统计，菲律宾1/5的耕地为占地规模达到43.4～251.5公顷的地主所有，而地主阶级的少数上层更是达到了每人占有土地1000公顷以上的惊人规模。

现代菲律宾，农村人口绝大部分处于贫困之中，许多农民依然被迫成为佃农，任凭地主剥削和压迫。那些依据菲律宾土地改革政策得到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资金和农业技术，许多人又被迫卖掉土地，成为失地的农民，再次陷入贫困之中。当今的菲律宾社会，由于经济资源仍然掌握在少数家族手里，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岗位不充足，大多数农民的后代，即使受到良好的教育，也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

（三）“另类马来人”

菲律宾的主体民族是马来人，却是信奉天主教、讲英语的马来人。这种文化特质源自菲律宾的历史。

菲律宾同邻国印尼、文莱和马来西亚一样，在西方殖民主义“东进”之前，都出现过强大的封建王朝。这些王朝彼此的疆域相互交错，文化相互交融，成为文化意义上的马来世界。

伊斯兰教于13世纪传入东南亚，16世纪已经传遍整个印尼、文莱和马来西亚，并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成为主体文化。16世纪初，菲律宾的伊斯兰化进程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伊斯兰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马京打瑙省和苏禄岛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并建立了苏丹国，正在向北部吕宋岛传播伊斯兰。在马尼拉，一些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大家族已皈依了伊斯兰。16世纪中后期，西班牙人黎牙实比入侵，遏制了吕宋岛的伊斯兰化进程。如果西班牙人不是在16世纪中后期侵入马尼拉，而稍晚20～30年，“那么马尼拉完全有可能被伊斯兰化”。

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天主教开始在菲律宾传播。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天主教在菲律宾迅速扩展，马来人开始纷纷信奉天主教。结果，菲律宾成为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根据伊斯兰的“族教同一”定律，菲律宾的马来人成为马来世界的“例外”，是东南亚非穆斯林的“另类”马来人。

信奉天主教的非穆斯林马来人，占菲律宾马来人的绝大多数，是主体。他们与西班牙人、华人或美国人通婚，成为混血一族，这进一步造就了他们性格和认同混杂的一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马克卿女士引用一位泰国人对菲律宾人的经典概括：“菲律宾人，就是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喜欢吃中国菜，拥有西班牙人名字的马来人。”这句话生动地展现了菲律宾马来人特殊的身份与文化气质。

天主教对菲律宾马来人文化特性的影响极为深刻。“从历史角度来看，天主教传入菲律宾时，带有深刻的殖民主义的烙印，所以它的广泛传播不仅导致了菲律宾本土文化的萎缩与民族意识的倒退，而且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如知足顺从，听天由命以及过多的人力与物力被投放在宗教活动里，无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成为菲律宾社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菲律宾人对天主教的信奉还与菲律宾历史上传统的庇护制有着密切关系。希望寻求庇护是菲律宾人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尤其是贫穷的菲律宾人，特别希求从宗教中找到慰藉，这是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庇护。一位菲律宾媒体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菲律宾文化当中有一种保护人跟庇护制的关系。这个国家大约1%的人口掌握了最多的金钱和机会，成为最顶尖的人。如果要想在这个国家成为最顶尖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保护人，包括找工作或者解决你的麻烦，都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找到你的保护人。所以说人民大众就无法参与到这种游戏规则当中，他们就孤立了，他们只能从宗教当中寻找慰藉。我认为，主要通过教育对菲律宾文化进行改造，让穷人听到更多的声音，并接受更多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