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 革命与毛泽东：一个值得重提的话题

一

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时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记忆，与毛泽东时代密切相连的“革命”也已成为人们头脑中或代表着理想或代表着梦魇的过去。而当李泽厚、刘再复先生以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主张“告别革命”之后[18]，革命就愈发成为不少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

但由于“‘革命’话语负荷着巨大的集体记忆”，因而“要避开它、无视它，都是不现实的”[19]。颇有意味的是，时至今日，当人们逐渐抚平“革命”所造成的震荡，能够痛定思痛的时候，当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的时候，毛泽东这个名字，以及他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在遭遇了民间和学术界或多或少的冷落[20]之后，却再次以各种方式走出尘封的历史，走进人们的视野，以至近年来总会借纪念毛泽东诞辰或逝世之机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

第一次大规模的“毛泽东热”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据陈晋先生归纳，当时的热潮大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1）一般消费者心态的毛泽东热，表现为众多读者乐于阅读有关毛泽东的回忆、传记和纪实文学；（2）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表达出某种复杂的精神信念的毛泽东热，如戴毛泽东像章、供毛泽东画像等；（3）回首往事的一种心理体验和历史再现的毛泽东热，主要指当事人的叙述回忆和过来人的阅读体验所表达出来的心理倾向；（4）作为价值寻求象征的毛泽东热，表现为一些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基于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巨大成功和深远影响，力求通过了解毛泽东的生平、性格、著作、思想获得某些有益的启迪。[21]对于这次“毛泽东热”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已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22]，故不再赘述。进入21世纪，新一轮的“毛泽东热”随着新的形势再一次爆发。[23]与以前相比，这次“毛泽东热”至少有三点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1）从“热”的主体来看，自发的、由下而生的底层民众对毛泽东的怀念和向往成为一股越来越巨大的力量；（2）从“热”的形式来看，随着网络的普及，不少人更喜欢利用这种较少禁忌和限制、更多个性化表达以及更便于互动的形式来抒怀写意；（3）从“热”的内容来看，如果说前一次毛泽东热是将毛泽东“拉下”神坛，让我们以一种亲切的，有时甚至是猎奇的态度去走近毛泽东的话，那么在经历了革命和改革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后，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深沉而理性的再反思则成为这次“热”的主题，某些反思甚至已经超出了惯常的、似乎是早有定论的评价尺度。

美国学者梅斯纳（一译迈斯纳）认为，“人们越靠近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革命时代，就越难以认识其重要的特点”[24]。今天，当革命时代渐行渐远时，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作为中、西方政治学说乃至社会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革命，作为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革命现象，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流话语的革命思想乃至革命行为，何以在遇到了毛泽东之后，显现出如此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性格？毛泽东，以及作为毛泽东时代主要特征的“革命”，是否在经过了当年的狂热以及多年的冷寂之后需要我们重新给予整理和准确定位？在今天这个理想不再高昂、神圣轰然倒地、精神避居冷宫的世俗时代，我们是否可以重新从毛泽东以及他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当中汲取些许有益的资源？也许，在经过了感情的喧嚣和理性的沉淀之后，我们对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以及与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已经有了重新思考的条件和可能？

二

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实践中，“革命”贯穿始终。从他少年时代对父亲家长制的反抗，到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涯中追崇“动”“斗”的人生观，直到他在探索中国社会问题时经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的短暂摸索阶段后发现“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25]，他心中无不涌动着革命的激情。当他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一分析问题的方法后，革命的思想与实践在他那里逐渐水乳交融，而他所触及的革命理论之深、革命范围之广，不但在其生前形成了山崩地裂之势，就是在他死后仍余波未平，对当代中国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革命，正如有学者言，虽然借助革命夺权者大有人在，但像毛泽东那样敢于用革命来挑战自己一手创建的政权、“敢于把中国共产党几乎解体”的革命者，即“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革命者”[26]，在历史上却绝无仅有。

对于自己一生所进行的“革命”，毛泽东的立场是清晰而坚定的。他在世时不止一次地谈道：“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27]如其所言，对于毛泽东干的第一件大事，少有持异议者。他最不放心的是那第二件大事。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28]。他在世时非常希望能由邓小平主持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被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托词婉拒了，“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邓小平认为由他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29]显然，毛泽东本人很清楚“文革”的意义，在有限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革命还得继续，并在无限的时空中开出其意义世界——这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但他对于这一遗产是否能传诸后世，却又显得信心不足。对此菲力普·肖特分析道：“随着其生命力的日渐衰减，毛对文化大革命遗产将会完好无缺地保存下去已经不抱多少幻想。以其心意而论，他希望如此。但其理智清澈见底地告诉他，即使其中某种东西得到挽救，然而其幻想的精髓却注定与他一同毁灭。”[30]确实如此，毛泽东所看重的这份遗产没有如其所愿地保留下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毛泽东一生的功绩，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1]正确也好，错误也罢，我们无须为尊者讳。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而他在有生之年所发动的最后一场“革命”，可以从许多方面为他一生的革命思想做最后的注脚，就像施拉姆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必然和难免的终极，而是他一生可能的而且完全合乎逻辑的结局。”[32]

三

后毛泽东的中国放弃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中国经济迅速起飞，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却越来越明显地陷入韦伯所描述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分离的现代性悖论当中。官僚主义抬头、贫富分化悬殊、社会不平等加剧、腐败层出不穷、物欲日益膨胀……这些毛泽东当年担心的社会问题逐一显现。毛泽东曾希图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却遭遇了“滑铁卢”，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革命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行的？它有着怎样的合理性？其限度何在？应该说，重提毛泽东及其“革命”，无论是基于对过去的省思，还是对未来的审视，无不具有重要意义。此其一。

其二，在当代中国，作为居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常常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表现为人们在貌似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下对它进行一种实用主义的解读。细究起来，这种尴尬与毛泽东有着不小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为当年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时，主要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契机的。这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那个特定时代与特定事件的烙印，即对阶级斗争的高度突出。而毛泽东正是在“以阶级斗争的途径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成为他一生的核心话语。依据这一话语，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解读——“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33]。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读在当时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这种解读的方式却极为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渐渐成了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再后来也或多或少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信仰危机的根源。[34]

此外，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是以“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为由否定了其他种种主张而独取马克思主义一家的。这意味着，“对他来说，‘事实上做不到’的理论，无论它本身是否说得通，无论它说得怎样动听，终究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以能否做得到，能否服务于实践来评判理论的价值的实践性性格，在毛泽东日后的思想理论中得到了更为透彻的阐述”[35]。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曾异常尖锐地指出：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象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36]

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都是以“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得到”为其行动依据和方法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主要是将其“作为工具而非学说来看待的”[37]。他一向反对教条主义，一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兴起。这种结合固然在相当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使得本来十分重视理论的思辨性、系统性、深刻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后也被染上了“有效即真理”和要求直接服务于当下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因素[38]。毛泽东虽然说过要在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应用它[39]，但是，由于长期身处严酷的革命斗争和复杂、严峻的政治斗争中，他最为稔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应用的也主要是这一被他强化了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或被遮蔽了，或重视不足。因此在今天，到底该如何在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虽然不再成为，也不应该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学，但是，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永远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口长鸣的警钟一样，毛泽东对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革命化的思考和解决方案，无疑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路程中的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不可忽视，更无法一弃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