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故实》的著者桑逢康研究员阅读并掌握了大量胡适本人以及他人关于他的传记和著述资料，以17项“要事”为骨干，130则“逸闻”为枝节，全方位地展示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量级人物的风采和瑕疵，生动、深刻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他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政治、外交诸领域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所留下的深深的个人印迹，其中不乏脱离本国实际的自由主义的偏执，此外也发扬着令人抚今追远的中西方传统美德。著者基本的思路和见解正像他在该著作中所表明的：“对于胡适的思想、观点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胡适的反共立场及其有关言论，理所当然是应当反对的；他的哲学理念、学术观点、教育主张等等，则既有真知灼见，也有谬误之处，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从这部结构风格别致的、近五十万言的胡适“评传”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这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右翼最重要的代表，也是整个运动的“先锋”者的心态、实力、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处的巨大的困境和所留下的不少遗憾。所以，自始至终，都很自然地会出现对他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见于罗素在其所著《中国的问题》一书中说的：“谈到中国现存的人物中，具有必要的才智者，就我亲自接触到的而论，我愿意举胡适博士为例。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充沛的精力，对于致力中国之改革，抱有无限的热望。他所写的白话文，鼓舞着中国进步分子底热情。他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却不是西方文化盲目的崇拜者。”还有就是，郭沫若针对“沈崇事件”1948年2月12日在香港写的一篇题为《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的文章中所谴责的：“胡适学无根底，侥幸成名，近二三年来更复大肆狂妄。蒋介石独裁专擅，祸国殃民，而胡为之宣扬‘宪法’，粉饰‘民主’，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更复蛊惑青年，媚外取宠，美国兽兵，强奸沈崇，竟多方面为之开脱。”这两种不同的人物评价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本书著者的见解则更为公允一些：“胡适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简直达到了痴迷和崇拜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贬损又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甚至感到愤怒。这样他就不能不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与责难。”“胡适上述对固有文化的批判，一如五四时期那样猛烈，然而也如同五四时期许多先行者们一样，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形式主义地看待中外文化问题，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五四时期的鲁迅也有这个缺陷，但后来鲁迅随着世界观的转变，掌握了辩证法，从而克服了片面性。胡适则始终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打转转，未能走出形而上学的藩篱。”
由于我国有史以来哲理性的逻辑思维的薄弱，当时像胡适那样锐意进取而又不自觉地囿于“形而上学的藩篱”的知识分子，本不在少数；但加上到美国学哲学的他只抱着杜威的“实验主义”不放，说什么“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还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等，因此，他的思想境界终其一生便定格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出道时的水平上。由此不难反证他的“开创新诗”、“提倡白话文”、“《红楼梦》考证”以及其他量多面广的古籍考据工作，为什么都摆脱不了形式主义的羁绊。例如，他的“白话诗”的起点应该说是相当高的（从其可诵可吟的诗歌语言上说），但连同旧体诗在内，基本上都只作为与旧时代文人无异的日常应酬或记述“偶兴”的小摆设，与不少“后起之秀”相比，可以说“既无量，又无质”。再如，他的“《红楼梦》考证”和“《水经注》研究”等重头戏大多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与它们本然的人间意义无涉或甚少联系。
因此，这里所看到的胡适，既是我国的启蒙觉醒时代中“得风气之先”的宁馨儿，又是那个内外交困、群情激愤的多难之秋里忙忙碌碌甚至凄凄惶惶的文化人。他的成功全凭他的勤奋努力、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和热爱人才、奖掖后进、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这方面主要显现于战时出使美国而不辱使命，以及执长于北京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之时。作为结语，我愿意重提一下张大明先生对此书中的胡适的观感：“时代催生了胡适，胡适为社会添加了光彩，为历史留下了财富，也留下了难以言说的遗憾。”在《胡适故实》中，桑逢康先生给予我们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享受！同意他结项，并给予出版资助。
陈圣生
2013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