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简称《易》，汉代儒家经典被尊为经后，又称为《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儒家将《周易》与《诗经》《尚书》《礼》《春秋》并称“五经”，尊奉为最高典籍。据周予同先生考证，古文经学家视《易》为群经之首，在五经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关于《周易》之成书，现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古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被广泛接受：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学者近乎一致认为，《易》源于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伏羲。伏羲观察天地人文而画八卦，被视为《易》的开端。伏羲氏之后，对《易》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圣人是周文王。据说纣把周文王囚拘于羑里，周文王把八卦两两相重，成六十四卦，并作卦辞，这就是“重卦”。到了春秋末期，“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1]这里的彖即《易》之《彖辞》上下，系即《系辞》上下，象即《象辞》上下，再加上《说卦》《文言》《序卦》《杂卦》，共计十篇，又称“十翼”，《易》最终成书。至秦朝，为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李斯建议秦始皇“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2]在这次焚书中，《周易》因被列入卜筮之书中逃过一劫，故而传授不绝。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了汉帝国。从那时起，汉帝国开始了艰巨的政治重建和文化重建。自陆贾游说高祖刘邦称说《诗》《书》至武帝时“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先秦原始儒学转化成经学，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两汉王朝的国家统治学说。经学确立为官学既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从消极方面来讲，经学化的儒学定为一尊，抑制了其他学术流派的发展，预示着汉初思想学术活跃局面的终结，有利于统治者控制思想。从积极方面讲，则确立了一个以五经为主体的真理体系。这个真理体系的确立，打破了秦代“以吏为师”这种君师合一的政治运作模式，宣告了道统和政统的分离。从此以后，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不再是最高真理的掌握者，真理体系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掌握经学的士大夫可以借助这一真理体系对政治的是非得失加以批判，为他们参与政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秦王朝时的君权对政治的垄断，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先河。《易经》作为五经之一，是汉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真理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元素。从整个汉帝国的历史来看，易学与汉帝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学术与政治密切结合，本来就是我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所谓“百家殊类而皆务于治”[4]。学术关心政治，为政治体制勾画蓝图，为政治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政治更影响学术，它既为学术提供研究课题，促进学术发展，也利用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的发展方向，把学术研究限定在自己允许的范围之内，促使学术为政治服务。研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厘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易学作为汉代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的政治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在汉帝国初期的政治、文化重建中，其影响主要表现在易学理论对汉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政治思想的影响，铸造了他们的政治理念，成为他们构建政治蓝图、进行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而在武帝时期政治体制基本成型之后，经学也成为官方学说。一方面，义理易学与其他经学一起，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政统之外的“道统”，作为评判是非的真理体系和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源泉及政治决策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象数易学与在我国渊源流长的阴阳灾异说相结合，构建成一套复杂而完备的“天人之际”理论体系。这样，道统与天意便成为士大夫借以制约无限膨胀的君权、匡救时弊的有力武器，而易学思想也深入影响到汉帝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建设。比如易学“变易”的思想曾经对汉武帝时政策的转向起到过理论支持作用；易学的“天尊地卑”的思想曾经对“三纲”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此外，象数易学对具体的政治活动也产生过明显的干涉作用。把易学与天象、人事联系起来，推断政治的得失，从而将其作为支持或反对朝廷决策的依据，这成为汉代政治中的一大现象，并对我国以后各个朝代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易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并由此窥探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课题，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
在汉代之前，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由“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到“焚书坑儒”的低谷的转变。汉王朝建立之后，就总体趋势而言，学术是由“道术将为天下裂”到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又有阶段性。汉初，尽管“挟书令”未除，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汉高祖及其功臣对文化不感兴趣，但总的说来，文化恢复发展所受的束缚较小，因而出现了汉初学术的短暂繁荣现象。汉初陆贾、贾谊、刘安等诸子，多不主一家，带有一定的兼容并蓄性，这可以看作汉初对“为天下裂”的学术的第一次整合。至武帝时期，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一变为经学，今文经学独尊，这是对学术的又一次整合。之后今、古文经学对立斗争，可以看作又一次分裂。及至东汉，章帝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召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讲议五经同异”，又是一次整合。在这一学术发展过程中，易学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构建新学术新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肯定了易学在汉代经学中的理论核心地位。从古人对六经的认识来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5]，《诗》主要是抒发诗人之理想和感情，《书》是记载古圣先王之遗事，供后人借鉴，《礼》的主要内容是行为规范，《乐》则是以和乐人们心情，促进融洽的人际关系为主，《春秋》主要是正人伦名分。这五经的主要内容，都属于人伦道德方面的，富含哲理的，也只有“道阴阳”的《易》。因此，由《易》来承担给其他五经作哲学理论上的解释，是最合适不过了。从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来看，班固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田昌五先生在为业师黄朴民先生的《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潮》[6]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到：“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什么，或者说秦汉思想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没有一贯之道？”“从先秦诸子到汉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缺环或断档，前后难以连贯起来。所以，我们只能讲先秦诸子思想和汉代思想，而汉代则分别讲黄老思想与汉儒。”“经过多年的探索，我终于发现了这个源头，这就是《周易》或者说是易学。易学是以天地人为构架而展开的思想体系，这不仅是秦汉思想的源头，而且是秦汉魏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易传》的作者是谁？现在有以为是道家者，有以为是儒道互补者。我看，《易传》者，乃易家之作也。《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分为十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小说家），唯独不列易家，这是一大缺陷。”田先生在这儿实际上提出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即：在秦汉思想文化中，易学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是联结先秦诸子学说和汉代思想文化的桥梁。如何理解易学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
易学本为卜筮之学，由于其本身富含哲理，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化出义理派和象数派等不同的流派，而古老的卜筮派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汉初的易学，呈现不同的特色，既有以占卜吉凶为主的卜筮易学，也有传自儒家侧重于发挥义理的儒家易学。另外，易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被誉为“大道之源”。汉初诸子也都从易学中汲取营养，他们从自己的视角对易学进行阐发，易学也成为他们思想学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源头。自战国后期，“阴阳灾异”学说风行，汉初，易学与阴阳灾异学说相结合，对汉代政治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课题。
杨向奎先生在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时说：“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谈社会思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与当时的社会有关。”[7]杨先生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研究思想学术问题，不能仅仅从思想学术内部原因去考察，更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唯其如此，方能获得有关学术问题的真解。
田昌五先生、杨向奎先生的意见，实际上指明了研究汉代易学的线索：一方面要重视易学对两汉思想文化的影响、渗透，一方面又要重视社会政治和易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近年来，随着一批易学力作的出现，易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对以上各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并非题无剩义，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具体来说，其不足有三：一是对于易学的研究，多从著名学者或学术名著入手，分割状态的研究比较充分，而对于自身发展内在联系的研究则不够；二是对于易学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及易学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研究薄弱，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对于社会一般知识[8]背景对易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注意不够。这些不足之处也为笔者做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笔者愿在充分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易学发展的内部联系、易学研究与两汉政治之间的关系、一般社会知识背景对于易学研究的影响等做进一步研究。
易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课题，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言义理者有之，言象数者有之，言预测者有之，更有甚者将易学与情报、管理、计算机的二进制等联系起来，呈现出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其中固然有不乏真知灼见的学术精品，却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一家之言”。总之，鱼龙混杂是易学研究的一大特征。然而，相对于整个易学研究的“繁荣热闹”，汉代易学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寞，作品算不上多，但大都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力作，就笔者所见，有如下几部。
尚秉和的《焦氏易林注》是研究《焦氏易林》的专著。作者提出了许多迥异于前人的观点，如先天易学在汉代即有之等，颇具启发意义。而作者对《焦氏易林》卦象的研究，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余敦康所著的《汉宋易学解读》对汉代象数易学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对于汉代象数易学兴起的解释、象数易学内部的发展演变、易纬学的兴起及京氏易学、东汉易学理论在政治上的运用以及郑玄、荀爽的易学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对于易学其他流派则并未多言。刘大钧的《今、帛、竹书周易综考》主要是对今本、帛本、竹书本周易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对汉代易学的古今文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得出帛本即田何所传今文易学的观点，值得学界重视。但他所作考证的一个重要依据“田何为汉初唯一传易之人”，则有待商榷。而邢文所著《帛书周易研究》则以为帛书《周易》为一本经师选编的“教科书”，与刘大钧先生的观点迥乎不同。对于象数易学做比较完整、系统研究的是刘玉建的《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作者对两汉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均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指明他们的源头乃是《子夏易传》，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相当新颖的观点。此外，台湾高怀民的《两汉易学史》也是一部研究易学的力作，对两汉易学的发展演变均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林忠军先生的《易纬导读》，是一部研究易纬的专著，不仅对易纬的起源、发展、与其他学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还对《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图》《辨终备》《通卦验》《乾元序制记》《是类谋》《坤灵图》等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了点校。同类的著作还有郭彧的《京氏易传导读》，也是研究加点校之作。林忠军的另一部《周易郑氏学阐微》是部研究郑玄易学的专著，对于郑玄易学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研究。以上著作，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对易学做本体研究，主要用力于易学的传授、经传的注释、易学的学派归属等方面，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有关易学的专著和易学专家，对于易学与社会尤其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与其他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则注意不够。对易学作了比较全面研究的是张涛先生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作者从“百家治易”的大视野出发，对易学发展的背景、易学对汉代思想文化的影响、汉代易学研究的新动向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作者指出，汉代中期的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仍对易学研究起了重大影响，促成了易学与阴阳灾异学说的结合，给易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另外，作者所提出的两汉易学三次高潮五个阶段说，对于易学研究也颇具借鉴意义。但作者所注重的仍然是易学本体研究，这样便很难看出易学在两汉思想政治文化中的实际地位。
除了以上汉代易学专著之外，一些研究汉代经学、汉代思想史的专著也注意到了汉代易学的问题。如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周予同的《群经概论》，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徐复观的《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以上诸书，都是从整体轮廓对汉代的易学作概括的讨论，其重点仍在易学传授及流派剖析。张涛的《经学与汉代社会》、孙筱的《两汉经学与社会》都是从经学整体来探讨经学对汉代社会政治的影响与作用，其论易学章节，所注重的仍然是易学在两汉的传授，对易学对两汉政治思想的影响，论述尚嫌不够。
相对于专著来说，有关两汉易学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少，但大多论文亦为以上各位专家所撰写，故其内容基本都被专著所涵盖，或者被专辑所收录。如张涛先生、刘大钧先生的文章，大多由其专著中的某一个问题扩展而来。林忠军的《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9]是一篇提纲挈领之作，对两汉易学进行了一次较为清晰的梳理，但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各个问题展开透彻的论述。梁韦弦的《孟京易学的来源》[10]重点探讨了孟氏易与京氏易的来源问题。他依据《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等记载，综合金景芳、王夫之等大家的论断，作出了“以孟、京易学为代表的汉易象数学，实际上主要是以神秘的五行运数说与天人感应论相结合做理论支撑，借用天文历法知识作为形式的公式化的占算系统”的判断，并断言：“构成汉易卦气说占算原理重要理论支撑的是阴阳五行家的五行运数说，构成卦气占算体系的基本要素是易卦与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结合。因此，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卦气说的产生，只能是邹衍阴阳五行之学兴起以后的事，只能是秦汉间历法之二十四气划分成熟以后的事。所以，历代史学家和经学家关于卦气说始于西汉孟喜的说法是可信的。”他的另一篇大作《〈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通过全面研究《淮南子》中对《易》的征引、论述，驳斥“先秦曾存在以阴阳灾异讲易的不同于孔子易学的《周易》‘古义’”说，得出《淮南子》引《易》论《易》“皆取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的结论。
从研究现状来看，对易学本体研究和易学传授的源流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这也是笔者进行研究的有利条件。但是，目前的研究对于易学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易学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整体影响，易学内部的整合，一般知识对于易学发展的影响，则或阙而不言，或语焉未详，这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为了便于研究，本书使用了一些学术方面的概念，这里有必要对其含义作一个说明。本书所使用的“易学”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以《周易》为核心经典的学说，包括义理和象数（含卜筮）两大流派，但不包括易纬之学。关于“政治文化”，这本是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含义的界定也不尽相同。美国学者G.A.阿尔蒙德对其下过如是的定义：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人民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映。[11]
这一定义比较全面、概括，尽管笔者不完全接受，但同意他“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映”这一说法。在本书中，政治文化主要指一个政权在运作、建设过程中所逐渐形成并在统治阶层中达成共识的政治理念、政治伦理以及不成文的习俗惯例，它影响着政治人物在政治运作中的行为，并对政治施加无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