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实现“中国梦”的全局性的大问题。从战略上看，使亿万农民群众获得充分的医疗保障和身体健康，保护好农村生产力，这不仅是政府德政的重要目的之一，而且也是使农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繁荣的最终目的之一。为此，21世纪之初，党中央及时提出在农村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使广大农民群众获得一定的医疗保障，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举措。“新农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历史上总能找到其蛛丝马迹。因此，追本溯源，我国人民公社时期的传统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的推行，自然有其一定的研究价值。

传统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一种合作，“赤脚医生”是该制度的直接实践者，二者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赤脚医生”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我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卫生事业相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背景是“赤脚医生”群体产生的文化因素，由此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另外，城市对农村的医疗和技术支援，为其发展提供了智力和物力支持。

传统合作医疗制度诞生于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在合作化时期，某些省份的一些地方开始出现集体办医疗的现象。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较大发展，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度萎缩。之后，党中央仍然十分重视农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特别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后，党中央将医疗卫生方面的人力和资源大量转向农村，医疗卫生政策开始向农村重点倾斜，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兴盛一时。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逐渐萎缩。

在人民公社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不高，他们用于治疗疾病的资金十分有限。广大“赤脚医生”靠“一把草、一根银针、一个药箱”，用土单验方、中草药，凭借简陋的医疗设备和初级的医疗技术，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和卫生保健，他们是农民群众自己培养的养得起、留得住、用得着的医生。尽管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特别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推动下，被涂抹上一层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色彩，但它毕竟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一个创举，适应了当时广大农村的客观实际，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我国基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三级医疗卫生网，明显改善了广大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较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同时，良好的医患关系也比较普遍地得到农民群众的认可。这种低投入、高效益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形式，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尽管政府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困扰广大农民群众看病吃药的问题仍然很严重，因病致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医患关系也不断出现不和谐甚至紧张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指数，妨碍了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能简单地复制，但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重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培养和管理乡村医生群体，使他们更好地扎根于农村为广大农民群众保健治病，其现实借鉴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李海红同志的专著《“赤脚医生”与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以河南省为例》，在若干年后重新反思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其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地方史在历史学科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宏观史的细化，能够延伸宏观史研究的触角，其特点是立足于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历史研究，更能细致地反映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由于环境和时间等不同，各个地方的历史具有自身的某些个性和特征。地方史的研究就是针对各个地区的独有的个性和特点，从中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来。

李海红同志的专著《“赤脚医生”与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以河南省为例》，是从微观之处着手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的，通过考察人民公社时期“赤脚医生”对传统合作医疗政策的回应，将国家政策和个体的回应有机结合起来研究，探讨该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成效和阻力，从中发现其利和弊。我们不能仅从经济效益上考虑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应当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广大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在制度上使乡村医生树立救死扶伤、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良好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从本书的内容看，作者能够深入地挖掘地方档案资料，比较充分地利用地方报纸和杂志，立足于微观和个案，探讨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下“赤脚医生”群体的行为，打破了传统历史学科就事论事的研究。作者通过探讨人民公社时期河南省范围内“赤脚医生”在农村社会中的行为，研究这个群体对传统农村医疗政策的回应，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的整体互动效果。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弥补宏观历史研究的空泛，有利于推动河南地方史研究的发展。

在本书中，作者能够运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同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做到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同时注意史述与评论相结合，在比较全面地掌握历史文献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萌芽、发展、繁荣和衰落。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其利弊得失，以及从中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并提出自己的思路和主张。这不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不过，李海红同志的这本著作还有一些缺陷，例如资料的搜集还不是很全面，对当时“赤脚医生”群体、农民群众、基层干部甚至医疗卫生管理干部的口述资料的收集尚需要深入和加强。希望他在进一步研究时能够加以补充和完善。

李海红同志在浙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他刻苦读书，专心治学，精神可嘉。进入河南师范大学工作后认真从事教学和科研，成绩斐然。我看到他在学术上不断取得突破，感到十分欣慰。我真诚地希望他再接再厉，在学术领域里进一步取得良好的成绩。

即以以上所言，代为序。

吕伟俊

2015年2月6日于山东大学知新楼